。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基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者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确无误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
社会主义者总是指责自由主义缺乏逻辑性。他们宣称，自由主义企图把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仅仅限制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范围内，另一方面却不同意国家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这种观点不合乎逻辑，自相矛盾，令人不可理解。他们继而推论道，如果政府的活动超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范围，并且延伸到经济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必定会从其原则立场出发，拒绝政府的进一步干预。其实，事实绝非如此。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范畴之内已经发现了合乎目的的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
8·民主
自由主义与那些否认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必要性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那种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人民的联合体，其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国家担负着保护私有财产，保卫和平这些极为重要的任务。仅仅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方面，国家就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怎样建立国家机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机器才符合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呢？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但要有能力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还必须保障和平与发展，使这一进程永不受内战、革命以及暴动的干扰和破坏。
在自由主义诞生之前的时代里，许多人的头脑中都游荡着一个幽灵，一些人认为，履行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感和享有特殊尊严的工作。直到最近，甚至在今天，国家官吏一直都享有着崇高的声望。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是最爱人敬仰的职业。一位年轻的候补官吏或一名少尉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一位早已成家立业、两鬓苍苍的商人或律师。在德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学者或艺术家，他们在其家乡得到的敬重和礼遇仅相当于政府的官僚等级制度中一位级别不高的官吏。那些在机关的写字间听差打杂的官吏被如此高估，实在是没有什么明智的理由。这种现象是以往诸侯统治时期遗传下来的后遗症，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传学中所说的一种隔代返祖现象。在那个时代里，公民畏惧公侯君主和他们的仆人，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这些人洗劫一空。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什么东西比把这些官吏们从写字间里轰出来，改变他们打发案卷、消磨时光的生活，把他们送到机器制造厂的绘图室去干活更美好、更高贵、更光荣了。税务官的职业不应当比那些直接创造财富、并向政府纳税、供其花费的人更高贵。
由于这种政府工作的特殊优越感和特殊荣誉感，在国家机构中滋生了一种假民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受制于他人是不名誉的事情。因此，这些人的理想是制定一部由全体人民来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权的直接民主的宪法。这种理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里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认为，这种直接民主的理想模式曾经在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瑞士山区的小邦国里出现过。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古希腊，真正参与政府管理的只有一部分自由民，而大量的无业游民和奴隶却被排除在外。在瑞士的一些州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有一小部分单纯的地方**务以直接民主立法方式处理。超出县级以上的地区事务均由联邦负责处理。而联邦政府的组成与直接民主的理想没有任何共同点。
对于个人而言，受别人统治绝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政府机关、管理部门、警察制度的执行与管理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力机构都离不开专家，即那些职业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劳动分工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府职能部门。一个人不能同时身兼机械工人和警察两个职务。不能因为我本人不是警察而感到自己的尊严、幸福和自由受到了损失。反之，由少数人垄断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保卫，或由少数人垄断制鞋行业也不是民主的表现。只要国家机构是按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僚。真正的民主与浪漫主义者想象中的直接民主截然不同。从人数上看，统治者总是少数。因此，管理和操纵政府的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这些人的执政基础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同与支持。被统治的那些人也许觉得政府的行为有小的过错或有难以避免的过失。但只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状，政府的统治基础就不会因其过失而动摇。但是，如果大多数被统治者确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变统治方法，要求以新制换旧制，以新人换旧人，那么，这个政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大多数人将会行使其权力，甚至不惜违背旧政府的意志，使用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得不到公众舆论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假如政府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反对派屈服，那么，这种强制手段只能在大多数人尚未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它的这段时期内奏效。
任何一部宪法中都有一些至少最终能使政府依赖于被统治者意志的手段，即内战、革命和暴动。自由主义恰恰是要避免这些解决问题的出路。自由主义认为，一旦经济的和平发展进程一再被这种内部斗争所打断，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便无法得以保障。假如英国再次发生玫瑰战争，现代化的英国就会在短短几年内跌入最可怕的深渊。内战不排除，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到现代化水平。一七**年的法国大革命消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代经济再也承受不了如此之大的社会震荡。在一场革命运动中，现代化大城市的居民将面临着断粮、断煤、断电、无煤气、无自来水的局面，人们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动乱局面。现在人们就在为此担惊受怕，一旦发生了类似的动乱，整个大城市的生活就会陷入瘫痪。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民主的社会功能。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之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假如一个按照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政府不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执政，人们不用打内战就可以将它推翻，并将那些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推到政府的执政地位。民主的国家体制中的选举机构和议会就专司此职，它们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磨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
9·暴力论的批判
十八世纪民主的先驱者们在宣传民主思想时曾经援引当时的社会实例，他们指出，诸侯和大臣们的道德堕落败坏，不可救药，而人民却是美好、纯洁和高尚的，人民具有智力上的天赋，他们总是能够识别和贯彻正确的事物。实际上，这种宣传同宫庭中的谄媚者吹捧诸侯君王具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做法别无二致，毫无意义。人民是单个公民集合而成的整体，每个公民就其个体而言，其聪明才智和品德高尚与否尚且参差不齐，那么，由这些参差不齐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势必是有差异的。
人类以过高的期望跨进了民主的时代，自然他们就会很快感受到失望的痛苦。人们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发现，原来民主也会犯错误，其错误至少与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错误一样多。他们将那些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与皇帝和国王任命的政府首脑加以比较，其结果丝毫不那么有利于新的当权者。法国人习惯说的一句成语是：嘲笑能杀人。现在，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四处被人嘲笑。旧政府的首脑人物至少在外表上给人以高尚的印象，而取代他们的新人却因其行为举止而遭到人们的蔑视。自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推翻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上台掌权。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空洞无物的吹嘘以及愚不可及的虚荣，没有任何人比这些人给民主带来的危害更大了。
无论在哪里，凡是在那些民主掌舵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全盘否定这种制度的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多数人的统治是毫无意义的，还是应当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尽管最优秀的人是少数人，但他们最有治国之术。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不同的**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
然而，**的理论有着严重的思维缺陷。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没有评判标准。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疑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有的素质大为不同。我们大概可以把**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好的”这一表达方式理解为，最好的，就是指那些最适合从事政府领导工作的个人或若干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太懂得音乐或对其他事情不那么在行。但是，同样的政治问题仍没能得到解决，即究竟谁最适合？是迪斯雷利最适合？还是格拉斯通最佳？托利党人看中的是这位，辉格党推举的是那位。如果不让大多数人来选择，那么究竟由谁来作最终的决定呢？
这里，我们触及到所有的**理论的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些理论是来自贵族阶层的遗老遗少，还是出自世袭诸侯的追随者，或是来源于工联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暴力论。**的理论主张少数人有权使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利，从而达到统治大多数人的目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其道义上的理由，因为这些少数派真正理解统治的力量。评价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选，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独立的统治能力、指挥能力和号召力，看他是否具有敢于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奋勇向上，从而出人头地，成为统治者的胆识和本领，如此等等。在暴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法国工联主义行动派理论，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理论，还是列宁和托洛斯基的理论，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理由来驳斥这种理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提出有力的论据，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逐一分析和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大都是无关紧要的。研究民主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少数人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藉以成为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如果这一主张占居上风，就会造成永无休止的内战。而内战与我们如今实行的社会劳动分工是水火不相容的。现代的劳动分工经济需要以持久的和平作为保障。如果我们面对着持续内战和无休止的内部争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劳动分工倒退到至少以地区经济为单位的水平，甚至倒退到以村镇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在商品输入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可以独立维持食品供给。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倒退，也意味着地球只能养活现有总人口的一小部分。**的思想体系要使人们退回到中世纪的经济秩序里去，每座城市、每个村寨、甚至每所独立的住宅都是设防的堡垒，它们均可在紧急情况下实行自卫防御。而且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民主主义者也同样赞成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但是他们主张，个人或某些人要想证明他们是合适的统治者，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人民，使人民自觉自愿地把管理政府的任务交给他们，绝不能用武力迫使人民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其能力、品行和诸如此类的条件和理由不足以说服人民，而且不足以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人民没有选举他们，而是推选了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那些背离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依靠欺骗和诱惑上台掌权的现象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当发现自己的人民或全世界人民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徘徊，而他们此时又没有力量说服人们接受其正确的思想，而允许他们采用的方法又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采取断然措施、拯救全体人民非我莫属的念头。此时此刻，强人政治、暴力统治以及少数派掌权的独裁主张就会冒头，而且可以立即找到其支持者。但自由主义认为，暴力从来就不是解决危机问题的手段。少数人的**独裁永远不会持久，即使他们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相信了他们统治的必要性，或至少让人相信他们的统治带来的好处，其统治也不会持久。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最终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政策不能长期维持统治的例子。这里仅列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也许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以便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时，他们仅仅只是人民中的少数派，其纲领也只得到了极少数俄国人民的赞同，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并不感兴趣。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称为“贫农”的农民唯一想干的事情是瓜分地主的土地。恰恰是这个由农民、而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领袖提出的土改纲领得到了贯彻实施。列宁和托洛斯基不但承认了农民的土改纲领，而且还将这一纲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纲领，藉以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政权，保卫他们自己，藉以抵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预与进攻。这一举措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自实行土改以来，布尔什维克没有以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愿的方式，而以赞成和支持他们的方式实行统治。布尔什维克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要么接受农民的土改纲领；要么放弃政权。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保住了政权。第三种可能——即以武力压制广大农民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纲领——是根本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同那些意志坚定、组织严密的少数派一样，采用暴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且已将其统治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政权也会与其他少数派掌握的政权一样，不可能维持得太久。在俄国，形形色色的“白色”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行动违背了广大俄国人民的意愿。即使这种“白色”行动有一天终获成功，其胜利者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不可能改变土改的既成事实，不可能把被剥夺的财产重新还给地主。
只有那些得到被统治者拥护的人才能长期执掌政权。谁要想按照他的意志统治世界，他就必须力求用智慧争取统治权。那种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长期维持一个人民拒绝接受的制度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些企图以战争的方式、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暴力夺权、挑动战争，其后果与人民推举的坏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相比较，前者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得多。违背人民的意志，同时又要他们感到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0·法西斯的批判
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它却在十九世纪里成功地使它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得到了人们无可争辩的认同。在1914年之前，即使那些最冥顽不化、最尖刻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允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发挥效力。俄国是自由主义的光芒照耀不到的地方，但沙皇**政权在迫害它的反对派时，不得不顾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对其国内的反对派无论多么残酷无情，但它们在镇压对手时也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节制。
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后，他们便认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们立刻抛弃了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丝顾忌。这些第三国际的政党在斗争中为达到其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有表示无条件赞成他们的观点，凡是没有声明他们唯一正确并敢于同他们争长论短的人，均要被判处死刑，第三国际毫不迟疑地将他们及其家属，甚至未成年的孩子统统斩尽杀绝。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三国际的统治区域之内以及在他们的势力所能及的地方。
毫无顾忌地灭绝反对派，以执行公务的名义进行谋杀。第三国际的这些所作所为引起了一场抵抗运动。除**以外，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们如梦初醒，他们直到此时一直相信，即使与一个他们最痛恨的敌人作斗争也应当顾忌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不论他们多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将诸如谋杀之类的手段从他们的战斗纲领中删掉。他们在对撰写敌对文章以及发表不同言论的人进行迫害和压制的时候，不得不有所收敛，有所限制。现在他们总算看清楚了，眼前的对手不留情面，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国际的敌人——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自己受了自由主义的欺骗。他们认为，之所以无法对革命党施加打击，就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碍手碍脚。假如没有自由主义的阻碍，他们早就把革命运动的萌芽淹没在血泊之中了。他们一再后悔地说，正是由于这种忍让，这种多余的顾忌，才使革命的思想得以扩散，得以发展。他们还认为，自由主义的原则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假如几年前就想到对革命运动的任何企图均实施无情镇压，那么第三国际就不会取得自1917年以来的这些成功。如果真要打起来，他们自已就是最好的枪手和熟练的刀剑手。与第三国际的杀手相比，他们觉得自已毫不逊色。
这种反对第三国际的运动一般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众多的国家之中，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组织最为严密，来势最为凶猛。法西斯运动的基本思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反对第三国际的斗争中，他们要像其对手一样，采用同样的手段，无情地消灭对手。第三国际对待它的敌人以及敌对思想所采取的灭绝手段与卫生员消灭细菌一样。在斗争中，任何条约和协议对自己均无丝毫的约束力，可以撒弥天大谎，可以造谣中伤，甚至允许犯罪作恶。法西斯主义者也将照搬并实行这一套斗争方法。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对自由主义观点的顾忌，之所以尚未完全背离某些传统的道德准则，那是因为他们的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尚不能将群众头脑中对几个世纪以来文明发展的记忆一下子全部清除殆尽。此外，还因为意大利人与乌拉尔山脉两边的野蛮民族的文明程度不同，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民族，就其文明程度而言，无异于森林或沙漠之中的强盗，他们不断地对文明国家进行抢劫和掠夺，藉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区别使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样行事，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当苏维埃的追随者进行新的谋杀，犯下新的暴行，造成新的刺激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才会摆脱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进而采取针锋相对的、流血的敌对行动。法西斯分子以及与法西斯相似的政党所作所为是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分子和**行为的愤怒而引起的反应和冲动行为。如果这种愤怒逐渐平息，那么法西斯的政策就会逐渐进入较温和的轨道，而且预计还将日趋温和。
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是造成这种温和的事态发展的原因。但是，无论这种温和的趋势发展多快，走得多远，我们都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即右翼政党向法西斯政党过渡的策略表明，它们已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获益匪浅，而这一事实在不久前人们都还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相当多的人赞同法西斯分子所作所为。究其原因，虽然法西斯政党的经济、政治纲领是反自由主义的，其政策是干预主义的，但它还远没发展到推行一种毫无意义的、毫无节制的毁灭性政策的地步，它也没有像**那样被打上人类文明的最凶恶敌人的标记。有许多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祸害，但他们都认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维埃主义造成的祸害相比，法西斯的祸害至少要小一些。大多数公开或暗地的追随者以及钦佩者正在为法西斯的迅速崛起而欢呼雀跃。
毋庸置疑，在武力进攻面前，人们必须用武力保卫自已。在使用武器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时，如果杀戮弱者或无辜，那就大错特错了。自由主义者从不赞成这种行为。自由主义的策略与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使用武器来抵御武装进犯方面，而是对暴力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的基本估计上。法西斯主义的对内政策即将造成的最大危害是笃信暴力的决定性作用。它认为，要想谋取胜利，必须持久地使用暴力来贯彻其主张，这是他们的最高准则。如果法西斯的对手们也怀着同样的取胜心理，采用同样的暴力手段，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导致内战和战乱，最终强者称霸。久而久之，那些少数派——其中也不乏精明干练、能力很强的人才——将无力抗御多数派的攻击。如何将他们的政党变成多数派？这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智力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武器去解决，永远不可能用暴力手段去解决。若想使自己的事业赢得支持者和追随者，仅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裸的暴力手段不可能赢得公众，使用这种手段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公众对社会主义者和**者卑劣行径的普遍愤慨，使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如今，法西斯主义真可谓是凯歌高奏。然而，如果有一天布尔什维克的暴行给人们的新鲜印象逐渐被人淡忘的话，社会主义的纲领仍然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新的吸引力。到那时，法西斯主义者除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传播者进行压制和迫害之外，别无它法。假如法西斯真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么它必须使用思想斗争这一武器，而与社会主义作斗争唯一有效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主义。
人们常言，要想促成一个事业，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为它制造几名烈士或殉道者。这话虽然不错，但仍不太确切。真正让受迫害、受压制的人们强大起来的方法不是让他们以殉道者为榜样慷慨赴义，而是使用武力去镇压他们。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最终将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仅仅是围绕着私有财产问题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或一个插曲。下一个插曲将是**的胜利。但是，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可以将人们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应该用手中的武器向谁开火，为谁而战。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
关于法西斯主义对内政策及其方针的论述就到此为止。法西斯主义笃信武力的外交政策将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引起一系列毫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将全部现代文明毁于一旦。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无须对此作进一步阐述。保障当代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们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与和平。那种笃信武力，企图采用暴力侵犯别国人民，进而独霸世界的意识形态一旦统治了人民的头脑，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就会无法实现。不可否认的是，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但是这种政策并非能保证长期取胜的良策。它仅仅是一种符合眼前利益的权宜之计，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过高估价都是极其错误的。
11·政府作用的极限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一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很坏的政府。
然而，雅各布·伯克哈特却认为，权力本身就是个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力会导致滥用。不但那些独裁君主和贵族滥用权力，而且黎民百姓也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他们也会滥用民主政治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
美国禁止从事酒精饮料的生产和贸易。虽然其他国家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对酒精饮料采取严格的限制，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禁止鸦片、可卡因以及一些类似毒品的销售。人们普遍认为，禁毒辑毒是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保护个人的一个重要职责。甚至连那些反对扩大政府职能范围的人也觉得，国家在这方面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只有那些失去理智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反对这种禁令。国家在这一方面干预个人生活的举措得到了广泛认同，甚至连彻底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引经据典地论证实行这种禁令的必要性，而且由此推论出个人的全面自由是个罪恶的结论。因此，他们还认为，国家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实行约束和限制。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当限制个人自由，而在于这种限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为止？
所有的毒品都有害于人身健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饮用少量酒精和滥用酒精对人身健康的危害程度的争论，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酒精、可卡因、吗啡是危害人们生活、健康、工作和消遣的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功利主义者把消费毒品称为罪恶的习惯。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国家是否必须采用禁止贸易的手段来压制这种罪恶的习惯，它既未证明国家干预是不是抵制这种罪恶的最适合、最有效的手段，也没说明假如国家的干预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酒精和吗啡更危险、更恶劣的其他后果。
对于那些了解吸食毒品以及过量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的人而言，即使国家不限制毒品的生产和贸易，他们也不会消费毒品，他们仍会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但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由国家采取措施，迫使那些不愿意、或缺乏足够克制力的人也过上一种节制有度的生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由那些有理智、而且认识到酒精、吗啡因和可卡因的危害性的人来回答。这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如果拥有规定少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权力，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阻止毒品泛滥。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不禁止诸如尼古丁之类的毒品呢？为什么国家不规定食品的消费种类？为什么国家不明文规定哪种食品可以食用，哪些食品对人体有害，必须禁止食用？同样，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有许多人爱干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为什么国家不干预？性生活也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是节制有度的，让那些年老体迈的人停止性生活，或让他们至少在这方面节制一些则显得尤为困难。国家是否在这方面也应采取干预措施呢？许多人还谈到，那些不良文章和读物的危害比所有的毒品都大得多，难道还要继续听任那些迎合人们低级下流的本能、毒害人们灵魂的出版物畅行无阻吗？难道应当让那些伤风败俗的图片继续泛滥，让那些肮脏的话剧继续上演吗？一言以蔽之，难道还要让那些诱导人们不道德的东西招摇过市吗？难道还要允许那些谩骂的话语和诽谤的文章来葬送人们对上帝和教会的敬畏吗？我们明显看到，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人们并不否认，禁止吗啡一类的毒品与反对“不良书刊”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其区别在于，前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后者则不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方法论者和基础论者正是趁开展禁止酒精运动之机开始了他们迫害进化论者的行动，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成功地将达尔文主义者逐出学校的大门。苏维埃俄国则压制任何言论自由。一本书能否出版，完全取决于那些既无教养又无文化的狂热分子的主观臆断，这些人充斥了政府领导部门，他们大权在握，说一不二。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12·宽容
自由主义完全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相互合作与交往的学说。宗教王国则是超脱尘世的。自由主义与宗教这两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并存下去。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责任不在自由主义一方。因为自由主义既未超出自己的领域，又未侵入信仰和世界观的范畴。但是，自由主义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权势集团，教会不但要调整人与来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力图按照他们的观点来安排尘世间的事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在所难免。
自由主义在与教会的冲突中获得了巨大胜利，教会不得不永远地放弃了数千年来一直牢牢掌握在其手中的权利。如今，焚烧异教徒的火刑，宗教法庭的迫害以及宗教战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居然曾经有人把那些在空空的四壁之内虔诚地为自己的信仰祷告的人拖上法庭，监禁、拷打，甚至施以火刑将其活活烧死。虽然如今再也没有人去点燃焚烧异教徒的火刑柴堆，但那些不宽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
自由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不宽容的行为。如果人们在人类的和平合作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他们就不会容忍牧师和宗教狂破坏和干扰和平。自由主义声明，它对每一种宗教信仰以及每一种世界观均持宽容态度。自由主义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对这些“高级玩意儿”抱着无关紧要、漠然置之的态度，而是因为它坚信，保障社会内部的和平与和谐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自由主义主张容忍一切不同的意见，容忍所有的教会与教派，同时，自由主义者也要求这些人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一切不容忍其他人或其他教派的现象和越轨行为。教会甚至提出了由它来包揽青少年的学习和教育的要求，在一个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里，教会的这一要求是非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满足的。自由主义认为，在信徒自愿的前提之下，教会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事情，保留一切它应当拥有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教会差强人意，强迫那些不愿与它发生任何关系的人服从它的意旨。
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在教会及其信徒中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仇视心理。实际上，这些原则虽然使教会无法利用自已的力量，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迫使人们皈依它们，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教会，使它避免了来自其他教会及教派的强制宣传和干预。自由主义拿走了教会的一部分权利，但从另一方面却还给它了另一部分权利。即使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并没有剥夺他们信仰中的任何东西。
那些在某一地区占居上风，并且乐而不疲地迫害异教徒的教派也纷纷要求在其势力所不及，或仍处在少数派地位的地区多一点宽容。它们的这种要求与自由主义主张的宽容毫无共同之处。自由主义主张宽容是出于原则，而不是为了投机。它要求人们对那些毫无意义的理论、学说，对那些荒唐可笑的假教义以及对那些天真愚笨的迷信持宽容态度，即使对那些它认为有害社会、使人堕落的学说或看法，人们也应予以容忍。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并不是因为它赞成这些学说的内容，而是基于它对宽容的认识。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宽容才能创造并保障社会的和平与和谐；没有和平，人类就会倒退到很久以前的野蛮和贫困时代。
自由主义利用思想武器反对愚昧和无知，反对谬误和邪恶，而不是采用野蛮的暴力和压制手段。
13·国家与反社会的行为
国家是一部强制和镇压机器。它的这一功能既适用于“值夜班的国家”，也同样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性。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物都与强制和暴力密切相关。镇压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国家的主要职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除上述职能之外，国家还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讲求实际、富有逻辑性的罗马人在一束木棒中插一把大斧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自命为哲学的晦涩的神秘主义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夸大国家的功能，他们在近现代对国家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谢林认为，国家是绝对生活的最直观、最明晰的图象，是至高无上的世界灵魂显示的一个阶段，国家为其存在而存在，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其存在这一核心。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理性的体现，客观精神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国家是向有机现实前进的一种合乎道德的精神，是现实和道德思想的一种公开的、明晰的物质意志的体现。在神化和崇拜国家方面，唯心主义哲学的徒子徒孙们比其先师更有过之。他们深受这种学说的诱激，其言论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真理。例如，尼采把国家称之为一切庞然大物中最冷酷的庞然大物。其实，国家既不冷，也不热，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国家这一概念的名义下，是一样活生生的人在操纵着国家机器，处理政府事务。一切国家行为都是人的行为，人为的弊端给人造成了痛苦。维护社会的这一目标使国家机关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并不因其合法性而不能称其为弊端，深受其害的人最能感受到弊端的存在。
与人为恶的人，不但给他人造成不幸，而且也损害了他自已。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律的贫乏给人们造成的损害更大了。黎民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态，而统治者和他们的听差们则充满了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感。这两种心态都是社会生活的毒素。
自由主义试图消除国家官员与公民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毒素。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浪漫主义者身后去庇护那些违法乱纪的反社会行为，也不愿学他们那样去控诉法官和警察，控诉社会制度的不公正问题。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权力和刑事法庭是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臾不可缺少的机构。但是，他们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尽最大可能地制止和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处罚不应当成为报复和复仇的工具。犯罪作恶的人应该落入法网，受到法律制裁，但他们不应当成为法官、警察以及某些有私刑拷打欲的民众发泄其仇恨，满足其虐待欲的对象。
建立在“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强制暴力的最恶劣表现是，为了达到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的目的，持续不断地压制那些萌芽之中的新生事物。人类社会离不开国家机构。但是，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不得不在克服了国家以及国家的强制暴力的阻碍之后才能得以实现。毫不奇怪，所有给人类带来新思想的人都对国家和法律没有好感。为此，他们受到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国家神秘主义者和国家主义的崇拜者的责难和抱怨。尽管自由主义不一定赞同这些人的“新思想”，但它却能理解他们。如果他们的政治倾向超出了自由主义可以理解的范围，譬如他们过于夸大个人权利，甚至反对国家、拒绝国家，那么，自由主义就会反对他们的做法。自由主义认为，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这一局面的最后手段，借助其思想获得政权的少数人必须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利用思想的力量使自己变成多数。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保障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充分自由。公民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当他们的想法与操纵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想法不一致时，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