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这种证明。

    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之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假如它没有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5·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习惯将一个实行了自由原则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一社会形态打上资本主义的标记。由于这一社会实行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自由主义的主张，并非完整地贯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现实并不能回答成熟完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其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的问题。但是，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创造我们时代财富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它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中的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当代人的生活条件达到了我们上几代人中连富人以及享有特权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那些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空谈家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听了他们的议论，也许有人会相信，单单只有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从这一切生产及技术的进步中获得了好处，相反，人民大众却变得越来越贫困潦倒。事实上，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看出，一切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和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一切生产成品的大工业都是直接造福于广大群众的，而一切生产半成品和机器的工业都间接为造福广大群众服务的。过去几十年里大工业的巨大变革，正如十八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工业革命一样——人们将这场工业革命冠以一个并非特别幸运的词汇——“工业革命”——首先在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制衣工业、机械制鞋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从其本质上讲就是造福于最广大的群众。由于它们的进步和发展，今天的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吃得好、穿得好。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只在吃、穿、住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满足了人们的大量需求。新闻业，如电影工业一样也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即使是歌剧院和与其类似的艺人场所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成为大众光顾的地方。

    由于一些反自由主义政党的颠倒黑白和激烈煽动，人们如今把不断增加的贫困问题以及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更多地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煽动并没有成功地将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些词汇的价值贬低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无论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以何种面目出现，每个政党的人听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自由”（Freiheit）一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家们放弃了将自由主义一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作法，转而更多地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反自由主义的人在勾画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对这个根本问题佯装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每当人们谈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人为改善时，这些人都闭口不提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宣传家凡是提到资本主义时，往往只提资本主义普遍现象中的某种特殊现象，而它恰恰是自由主义遭到遏制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资本主义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诸如食糖一类美味可口的奢侈品和营养品的事实，他们只字不提。但是，当某个国家的卡特尔将食糖的价格哄抬到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时，他们才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只要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既无海关也无哄抬糖价的卡特尔。

    反自由主义宣传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要把反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所有恶劣的后果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他们鼓吹道，自由主义的目的违背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帮助和发展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并据此推断，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穷人、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他们使人相信，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很多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关税保护，此外，再加上资本家们赞成生产武器，推动军备生产，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很快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政策宣布为资本主义政策。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绝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层的政策，而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策。因此，那种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赞同自由主义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所以赞同自由主义，完全是出于与其他人相同的原因。当然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某些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吻合，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家或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一贯是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对立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到处有“利益者”追逐“利益”那样。譬如说，某个国家建立钢铁关税，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事实称为有利于钢铁工业。因为国内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保护钢铁关税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怎样看，从钢铁关税中获利者仅仅只有极少数的人。同样的道理，建立和保护钢铁关税这件事也不是行贿就能办到的，因为受贿的也只有少数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只向税务官员行贿而不是去向他们的对手——自由商人行贿呢？关税保护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思想体系，这一事实既不会造成利益获得者，也不会产生它的收买者。它只能造就那些将这种思想体系赋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家，所有的人都在按照他们的思想行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时代，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正如一百多年前绝大多数人都用自由主义思想来思考问题一样。如果今天许多企业家赞同关税保护，这就恰恰说明他们接受了反自由主义意图。而这些问题与自由主义本身毫无关系。

    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仅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合作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阐明本书要想阐述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寻找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根本原因。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已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社会主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人们常常可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持这种偏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可以用理智的分析使他们克服偏见。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使他们明白，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不是设法使那些过得比他们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们在改善自身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与傅立叶变态心理作斗争，却远比说服人们克服偏见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种神经官能症。神经病理学家对此病或许比政治家更有兴趣。但是，要想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今天又不能绕过它。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医生们几乎还没有着手研究傅立叶变态心理病这一课题。如果能追根寻源，到唯一能引导人们找到相关知识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中寻找答案的话，就会发现，甚至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在其神经官能症的理论中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数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致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计划的失败，自身的不足与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矛盾是每个人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

    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命运作出反应。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的一条道路。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呼唤道：“你也许说，我应该憎恨生活，逃向沙漠，因为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浮士德在最高的瞬间认识到“智慧是最后的结果”，“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拥有自由的人，才能像获得生命那样获得自由。”任何尘世间的不幸都能够损害人们的意志和精神。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去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不能承受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太野蛮、太粗暴、太糟糕了。他不愿像健康的人那样“不畏一切强暴，坚持不懈地”把生活改变得便于接受；他不了解自己的弱点，而是逃避到一种幻觉中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幻觉是把“自己的期望当作一种安慰”，其特点是“以幻觉来抵制逻辑和真实的打击”。因此，人们无法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服此类病人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做法。病人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痊愈的目的。他必须学会并懂得为什么他不愿忍受真实，反而逃避到幻觉之中去的原因。

    精神病学家也许有一天会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即说明傅立叶主义是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大脑中杜撰出来的荒唐产品。作者不想在本文里罗列傅立叶撰写的文章，以证明他的变态心理，因为这是精神病专家感兴趣的事情，也许是那些想通过读他的文章而享受一次贪婪的幻想的人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感到需要的时候，就会离弃装腔作势的辩证法的领域，停止对反对派的嘲笑和中伤，列举几个苍白无力的事例大做文章，但是，他们除了傅立叶的“乌托邦”之外，没有拿出任何新东西。同样，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和设计也没有超出傅立叶早就已经提出的两个假设，而这两个假设与人们的一切经验和智慧都是相违背的：这两个假设一方面指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这个物质基础如此丰富，以致于人们根本用不着进行经营就垂手可得，由此产生了“实际上生产可以无限增长”的信念。另一方面，傅立叶在他的假设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已从负担变成乐趣，变成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变成乐趣的地方，人们自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建立起童话般的懒人国了。

    马克思主义站在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上，可以对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投去鄙视的目光，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马克思并不去排除那些摆在实现其愿望的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幻想中自我满足，期望着这些障碍在幻想中自行消失。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谎言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在失败中自我安慰，相信奇迹般的成功将会到来。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的种种失败，包括他们设想的远大目标之所以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目标无法实现，而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推翻了现有的社会制度之后，他们就可以在未来形成的新社会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人们试图让他们理解，他们梦想中的未来的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一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离不开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然而，人们的一切说服都没能使他们理解这个问题。精神病患者始终抱着其生活的谎言不放。

    如果把他们放在生活的谎言和逻辑思维两者之间，让他们去选择的话，他们宁可牺牲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如果放弃了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的安慰，或曰离开了这种安慰，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不堪忍受。社会主义思想告诉他们，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过错，而在于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抬高了他们低落的自我意识，并将他们从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中解脱出来。虔诚的基督徒也与此相似，他们很容易忍受尘世间遭到的不幸，因为他们将他们的个人存在寄托于来世，并且希望一旦进入来世，他们在尘世间的不幸就会成为过去，受苦受难的人会过上好日子。社会主义之所以变成现代人们解脱尘世间痛苦的一剂仙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然而，如果灵魂不死，来世报应以及复活等信仰变成了对尘世进行改造的一种刺激的话，社会主义对人们的许诺作用就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义了。它给人们规定的义务只有一个，即：赞同并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而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许诺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期望和一些要求。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特点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其追随者中的每一个人期望从社会主义中得到的东西，恰恰是社会主义无法办到的。社会主义的作家们不仅向人们许诺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且还许诺了爱情和幸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都可以发挥他们伟大的艺术才能和科学才干，如此等等。不久前，托洛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平均水平可以提高到“与亚里斯多德、歌德、马克思相当的程度”。社会主义天堂是一个最美好的王国，那里居住的全都是幸福的超人。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文献都充满了这样的废话。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废话招徕了它的追随者。

    人们不可能把每个患有傅立叶——变态综合症的病人都送到医生那里，让医生通过精神分析来治愈他们的疾病。因为其中相当多数的患者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比病人自我治疗更有效。他们必须学会认识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寻找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罪过的替罪羊。他们必须认识并懂得人类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