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有利于主教的主张的材料，他们共同站在世界的对立面。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公开避免与大会的准备活动扯在一起，他身边全是一些不属于统治阶层的神学家。他从未学会怀疑永无谬误说本身，但是对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教皇正在准备对付初任职时的那些困难的再次发生。他作为一个神学家并没有得到信任，或向他征询有关神学的问题；然而，他被期待着抵挡那些不知畏缩的伎俩。

    教皇请求外交使团帮助他减轻误信的德国人的惊慌。他向一位外交官保证说，《文明》并不代表他的意见。他告诉另一位外交官，他将不批准任何可能在主教中引起异议的提议。他对第三位说，“你来到了一个祥和的地方。”他把自己召集公会议的目的说成是为了获得救治传统弊端与现代错误的方法。在对一些主教的讲话中，他不只一次谈到，他不会做出可能在主教中引起争议的任何事情，而只满足于发表一个支持不宽容的声明就行了。他当然期望天主教能够在英国和俄国享受到宽容的好处，但是一个信奉排他性救世说的教会，必须拒绝这个原则。这些讲话的意味是，惩罚理论将起到永无谬误说的替代作用，也即，如果作为统一天主教之方式的宗教法庭被组织起来的话，阻挡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最大障碍就会被排除。的确，永无谬误说似乎只是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通过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如果有教令确认《邪说汇编》的第二十三条，宣布任何教皇都从未超越他在宗教、政治和道德上的正当的权力界限，教皇也就满意了。

    当12月上旬调整大会议程的发布时，大多数主教认为可以放心了。教皇独自承担提案的初步审查工作，并总揽大会官员的提名权。他邀请主教们提出自己的议案，但是要求他们首先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教皇自己任命的，半数成员是意大利人。如果某议案被允许通过，仍需要获得教皇的批准。因此教皇可以随意排除任何一个议题，即使全体会议成员都希望讨论它。选出了四个委员会做大会和教皇之间的协调工作。当某一教令经过讨论，受到反对，便连同修正意见一并被提交给其中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神学家的帮助下重新考虑。当它带着该委员会的修改和意见返回大会时，即不再讨论便付诸表决。大会讨论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些幕后的神学家，大会表决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个二十四人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正是在这些委员会的选举中，主教们获得一个影响教令形成的机会。但是，教皇的神学家占居着优势，因为他们可以被召去在这个委员会中辩护或改动他们的意见，而那些发言或提出修正意见的主教却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初步审查权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即使会议的第一项规则仍起作用，主教们也不可能恢复怀疑，重新设下为不可预测的辩论做准备的困难。由于只允许对教令辩论一次这个错误，而且按神学家们拟定的原样进行表决，这一规则最终失去了作用。这一措施的制定者并不期望任何真实的辩论。它与特兰托会议处理事务的方式大不相同。在特兰托会议上，主教们的权利得到正式肯定，外交代表被征询意见，主教们在集体讨论之前分组讨论。所以，特兰托会议规则的文本受到严密的控制。还有进一步规定，发言报告不应分发给主教，凡与大会事务相关者，一律要最严格地保守秘密。开始主教们并没有义务遵守这项规定，但是后来被通知说，违反这项规定是严重的犯罪。

    这个重要的规定并没有成功地禁止公共舆论的行动。它只适用于大会辩论；许多主教们在轮到他们发言的会议之前，热烈而自由地讨论，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言论若被新教徒记录下来在国内反对他们，他们所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印发的七百份的文件不可能处在保密状态。规则也不得不向使它失效的例外低头。系统的掩盖，以及在解释与措辞上丰富多彩却回避事实本质的辩解，使罗马的用心失去了人心。以通常的官方语言表述的文件，被人们突破限制公开于世，以为它能透露出一些黑暗中的秘密。秘密讨论助长了夸大报道的风气，扩大了捕风捉影的范围。罗马对讨论没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天主教世界满是那些重要主教们各自的拥护者。拥护者的偏见危害着主教们的尊严，影响着他们的辩论。不论说了一句什么话，皆被重复、夸大和歪曲。不论何人所说的话，只要是不能在大会上说出的一句针对对手的尖刻的话，他就知道听众将会高兴地传播开去。奥拉之战重又开演，武器是轶闻、警句和谎言。会议早期流行着一种彬彬有礼和高贵典雅的交际风气。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做完一个阐述反对意见之实际情况的发言，走回自己的位置。当他经过会议主席时，主席们鞠躬表示敬意。2月，大会曾静静地听取斯特罗斯马耶和达尔包对罗马教制的公开批评。对立双方互相给予言过其实的赞扬，就好像不同意见并不重要，他们是同心同德一样。随着阴谋加紧进行，疲惫、兴奋、四处活动的人们，使得语气变得更为尖刻。2月，拉瓦勒主教公开指责杜庞卢是一桩耻与人言的密谋的中心，并表示宁死也不愿与如此的邪恶扯上千系。一个少数派说他的对手在某某时候就像一群自鸣得意的牛。到那时，大会的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教皇亲自出马了，粗暴的语言和态度已成为早日达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当大会开幕之时，许多主教就为诏令《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感到迷惑和沮丧。他们担心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不提出教义问题，他们的权利也可能被剥夺，以便使教皇在教义中处在最高的地位。一位枢机主教告诉教皇说，会议规则将受到抵制。但是庇护九世知道，在750名主教中流行着一个愿望。那些在文明的中心一言九鼎的人们，那些在三个月前与野蛮人、巴黎圣母院的传道士、德国教授、美国西部的共和主义者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们，那些具有各种各样的磨练和各种各样的经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要像罗马当地的高级教士一样自信而急切地欢呼教皇为永无谬误。抵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无望的。那些二十年来不愿表示服从的主教们现在联合起来给教皇脸上抹灰，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1867年的致词中公开承认，他是所有基督徒的教父，是圣彼得的代言人，他们将信仰和传授他所信仰和传授的东西。1854年他们允许他宣布一条教义，他们中间曾有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表示反对，但是当他没有通过大会的形式就宣布教令时，所有的人都屈服了。最近出现的反对不值得惊慌。富尔达会议的主教们担心出现德国那种后果；但是他们肯定，全体主教团结一致，不会再有新的教义。他们对罗马正在筹备的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假如他们的告教友书不意味着永无谬误说不是新教义，所有的主教都信仰它，那么这封信便没有意义。即使是奥尔良主教也避免直接抨击这条教义，声明他忠于教皇，并期望大会将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阻挡该说之确定的企图，都将被这些主教的优势力量所征服：他们被现代的教会体制置于一种依附罗马的地位。

    只有德法两国的主教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地位进行抵制的主教；罗马所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也只有法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古老的越山主义，以及德国的学术界。越山主义的学派几乎绝迹，它在其他国家没有立足之地。它主要的对手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中思想最深刻的人们意识到，罗马像巴黎一样都有害于宗教自由。但是，既然《邪说汇编》使得不与罗马冲突便不可能继续追求自由事业，所以自由主义已不再信心十足。自由振瓦解了。他们假称，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份法国报纸，他们以国王的名义同国王的军队战斗。当奥尔良主教发表告别信时，他们便退出战场，让他独自去冲锋陷阵。蒙塔朗贝是一位最坚强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变得非常孤立。他日益激烈地指责这些旧友背叛原则。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沮丧之年，他脱离了沉溺于罗马主义的本国教士，感到他的思想家园是莱茵河畔。就在最近，科布伦茨演讲深深触动了蒙塔朗贝的心灵，它的思想在德国广泛地传播。这些思想受到大学的欢迎，但是从讲台转向外部世界的过程艰难而缓慢。罗马理论的入侵增长了反对它们的那些人的力量和影响。但是大学地位的上升又使它们与主教发生直接的对抗。奥地利主教一般处在大学的影响范围之外，而德国主教普遍与之处在敌对状态。12月，德国最著名的一位主教说：“我们主教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我们不是学者。我们急需学者的帮助。我们期望，大会只提出依据实际经验和一般常识就足可处理的问题。”德国所利用的神学力量仅仅是偏向主教的那部分。

    大会开幕之际，知名的反对派有四个人。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过去没有公布他的观点，但是他一到罗马便把它公之于众。他随身带来一篇印好的文章，题为Desideria

    patribus Concilii oecumenici proponenda(《向大公会议吁请书》——原文为拉丁文)，该文借鉴了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思想，他们是他所在的波希米亚教会的教师。他恳请罗马教会不要增加不必要的信条，尤其是不要确定永无谬误说，确定该说有重重困难，而且会动摇甚至是最虔诚的心灵中的信仰基础。他指出《**目录》不能再如此实行下去，并力劝教会应当在促进自由和知识而非特权和强制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应当借鉴民主制度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他热情地倡导正成为匈牙利兴起的自治制度。与施瓦茨贝格、杜庞卢和马雷不同，巴黎大主教并没有对大会采取敌意的行动。但是在所有来客中他是最令罗马害怕的。教皇曾拒绝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并给他写过一封谴责信，批评他很少受到主教的支持云云。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零星地反对某项措施，而是反对教皇制的特殊精神。与教会思想相适宜的那些惯常偏见和狂妄主张与他格格不入。他既不狂热，也不优柔或矫饰。他有敏锐的判断力，完美的性情和极其丰富的智慧。利用《邪说汇编》这一机会来给教皇灌输中庸之道，符合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噢，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你的责难颇有威力；但是你的祝福更有效，上帝在本世纪中叶擢升你到教皇的宝座，你可以为这个赎罪，为那个封官。让它们成为你的责任吧：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把自由与权威结合起来，把政治与教会结合起来。宗教、时代与苦难赋予你三重权威，你以此所做，以此所说的一切，对各国的前进或后退都有深远的影响。从你那博大的基督徒胸怀里发出一句话吧：赦免过去，安抚现在，开辟通向未来的坦途。”

    曾让许多没有疑心的主教受到哄骗的各种保证迅速消失了，他们意识到正面着对一场阴谋。如果他们不慎同意欢呼的表决方法，这场阴谋便即刻成功；如果他们让自己落入《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诏令的圈套，它最后也必定成功。有必要使通过任何教令都必须经过合理的讨论，有必要作好准备以抵制大会的议事规则。12月1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场面混乱。但是，一名来自土耳其边疆的主教站出来反对会议规则；大会主席阻止了他，说这是教皇决定的，并没有提交给大会审议。主教们感到他们落入了陷阱。一些人开始考虑打道回府。另一些人则争辩神授权利的问题受到议事规则的破坏，他们非要把会议的存续在这些权利的有无上不可。许多人更热心于这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教义问题，并且受到一些目光更加敏锐的人士的影响。如果他们对永无谬误说的教义问题有所共鸣，他们是不会与这些人士发生联系的。对权利受到侵犯表示抗议的愿望并没有很强的凝聚力。主教们还没有互相认识；而且，他们曾给国内的会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罗马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们要展示教会的团结，击败敌人的冷嘲热讽，所以他们并不马上就承认他们发现的事实所表明的全部意义。一个结构如此松散的团体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软弱分子必须被清除出去，坚定者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效的反击。他们签署了几份没有成效的抗议书。他们祈求，他们不去抵制。

    可以看出，罗马拒绝外交官的介入使它获得了很多好处。因为，若非如此，大会的形式和规则就要承认外交行动。向大会派出代表的想法是法国人重新提出来的。于是一场令人厌倦的谈判开始了，它持续了几个月。除了时间拖延外，一无所获。直到干涉政策不光彩地结束，教廷可以对付孤立的主教之时，才提出实质性问题加以讨论。而且，只要政治势力还有可能将永无谬误说排除出大会的范围之外，反对派便不会提出它的真正主张。这个联盟是不稳定和虚假的，但是它在这个状态中维持了很长时间，使次要的势力也能够为争取发言权做一番努力。

    在抗议的主教们还没有抗议永无谬误说的时候，存在着一种阻止反对诏令转变为反对该说的可能性。格勒诺布尔的主教被认为是其国人中一个优秀神学家，此时被探询他的意见和态度：他实际上是承认该说的。同时，奥尔良主教的教友则坚称他所质疑的不是该教义，而是该教义的确立；马雷在他的那部书中宣称他仅仅反对教皇永无谬误说。如果主教们被分别征询意见，并被告知永无谬误说不会形成教令，彻底反对该说的主教将是极少的。有很多人或是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永无谬误说，或是以为尽管它在争论中经不起证据的检验，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人而言是正确的。威斯特敏斯特大主教似乎抱着这样的理解，他认为除了主教大会是永无谬误的之外，教皇则不是。他要求，这些话在被译成法语时，应当具有独立而又不互相排斥的意义。体现着双方的相同观点或相互认可的意见的一个含糊的表述，要比意见一统更有利于自由，同时也不会增强教皇的权威。罗马决心谨慎地处理这件事情，调动它的强大机器，充分利用组织和预先知道信息的优势。

    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选举教义委员会，一个权威人士提出一项建议，即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公平地代表不同的意见，应当包括一些主要的反对者。否则，他们就会被迫听从其他势力而非支持他们的人、就会脱离朋友而转向敌人、就会感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存在了。如果这些慧识得到采纳，7月的丰收在1月就可以收获，同时后来的长期斗争所产生的倒退也可以避免。枢机主教德·安杰利正在组织一场虚假的选举。他得到了大主教曼宁的如此建议，但是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更谨慎的方针。他让人把一份印好的名单下发给所有易受影响的主教，该名单排除了所有不站在永无谬误说一边的名字。

    同时，几个国家的主教们举荐本国人作为候选人。为此，在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的主持下，大约四十几个德国和匈牙利主教举行聚会。他们的聚会不仅坚持下去，而且随着那些不同情反对派的人逐渐退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人分成两组，一部分会聚在枢机主教马蒂厄处，另一部分则会聚在枢机主教博纳绍斯处。曾有人提出合并一处的建议，但是博纳绍斯出于对罗马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征询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意见，报告说教皇不喜欢主教大规模的聚会。而且，如果法国主教合并一处，反对派就占据了多数，将决定候选人的选出。他们各自投票；博纳绍斯提供的名单对别国主教说成是法国主教们的共同选择。马蒂厄小组认为这是一个欺骗，决心诉诸教皇；但是马蒂厄看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形成，自己将被教友们推举为代言人，就慌忙跑到贝桑松过圣诞节了。他这一小组的选票全部丧失。甚至格勒诺布尔主教在一次会议上赢得29张选举，在另一次会议上赢得13张选票，也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委员会按选举组织人的愿望组成了，这第一次力量的检验似乎摧毁了反对派。处在教廷完全控制下的力量，可以从那些盲目投给候选人的选票上估计出来：这些投票人将选票投给了非本国主教所提出、不为他们认识的候选人，即他们没有荐举人选便将选票投给了官方名单上的人。按照这个估计，罗马可以控制550张选票。

    一项已筹划两月之久的法案，选在这一胜利的时刻炮制了出来。这项法案废除了许多古代的罚令，更新了许多罚令。中世纪和16世纪的立法制造了将近两百个案件。这些案件无视事实，不经调查和判决就宣布将某人革除教籍。它们大都蒙上历史的尘土，或被当作从前滥施惩罚的事例。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废止，而且因为并非全无道理，对善良者来说它们便是个解释上的困难。这一问题常常引起主教们的关注，有望被提交给大会；若是这样，改革的要求便无法回绝。难题在于：如何做到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废除罚令，同时在不受主教的干涉下决定哪些必须保留。教皇独自保有赦免以下罪行的权力：庇护或支持任何宗振的成员，使教士在世俗法庭受审，冒犯修道院或没收教会的不动产。对匿名著作的禁止限于神学著作，因阅读列人《**目录》之书籍而被逐出教会者限于异端著作的阅读者。《**目录》除了让人了解时代精神和增加罗马党羽的麻烦之外，别无其他直接的效果。科隆大主教的代言人论证最后一条说，它并不禁止犹太人的著作，因为犹太人不是异端分子；也不禁止异端论文和报纸，因为它们不是书籍，也不禁止倾听别人阅读异端书籍，因为听与读不同。

    与此同时，大会的重头戏开始了。一份长长的教义令发放下来，提请批准罗马掌权派具体的神学、经学和哲学观点。它表述极差，不仅受到外国人，也受到罗马人的严厉批评。一些德国人在一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提醒下，首次注意到它的缺点。这第一个教令的文本所引起的不满是始料未及的。它并不期望得到真正的讨论。大会会厅虽然适合于举行仪式，但是因为设施极差，无法发言。而教皇却不愿意重换一处。条一次公开会议定在1月6日举行，而各委员会的选举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很明显，无法为该会做些准备，只有让该教令不经辩论就被接受，或者永无谬误说被欢呼通过。

    在大会进行两周之前，一种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不满情绪逐渐加重。教皇的每一个行动，《教皇诏令》，有关罚令的法案，提交的教令文本，甚至决定他若去世大会应予解散的谕告，对主教们似乎都是伤害或侮辱。这些举动抵消了小心对付主教所产生的有利效果。单是对永无谬误说的反对尚不至于造成如此不利的局面。它们破坏了主教们对庇护九世的崇拜和迷信。教皇在维护他对大会官员和重要委员会的任命权时的傲慢，对选举的压力，对同国籍主教聚会的禁止，以及对在传声效果好的大厅里举行辩论的拒绝，激怒和警醒了许多主教。他们怀疑，他们被召集于此，乃是为了达到他们不愿达到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弃权利，使教皇的权力更加**。信心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不满的情绪弥漫开来，这给时机到来时进行切实的抗议创造了条件。

    圣诞节前，德国人和法国人的集会已近尾声。在枢机主教马蒂厄逃离和枢机主教博纳绍斯拒绝合并之后，后者的教友们滑向罗马，前者的教友们在巴黎大主教的住处举行聚会。他们同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主持的奥地利·德国聚会一起，成为反对新教义一派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之间很少交流，他们的绝对民族主义观念使他们无法成为若干分散的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同情者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了集思广益，大约12名领导者组成了一个国际聚会，其中不乏最卓越的思想家，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者。他们团结得不够，不足以采取有力的行动，人数太少，不足以实施控制。几个月后，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是反对派的思想阵地，却不是它的指挥部。枢机主教劳舍尔是主持者。罗马恭维他是奥地利政教协定的缔造者；但是他担心永无谬误说将会毁掉他的功业；他是该说反对派中最坚定、最有力和最强烈的人。当12月28日开始辩论时，以欢呼通过的方式颁布教义的想法尚没有被抛弃。巴黎大主教坚持要求得到一个不采纳该方式的承诺。但是他被警告说，承诺仅在第一天有效，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于是他表明，如果突然采取这种方式，一百名主教将离开罗马，用他的话说，使大会在他们的鞋后跟陷入瘫痪。就这样，以突然决议的方式通过议案的计划被抛弃了，决定通过辩论来使它获得全面的支持。关于教义令的辩论始于枢机主教劳舍尔的发动。同一天，圣路易斯大主教为了不暴露力量和心中的怒火，只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在结束冗长的演讲时说，提交大会的这个议案是不配见到阳光的。这些以非凡的勇气、知识和拉丁语水平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主教，得到高度的赞誉；而且当人们看到可以有真正的辩论时，大会的尊严与庄重也即刻增长。30日，两个人成功的发言震动了罗马。一个是格勒诺布尔主教，另一个是斯特罗斯罗耶，即那位来自土耳其边疆的主教。后者再次责难会议规则，再次被主持会议的枢机主教制止。他的精神和辩才开始扬名罗马城和全世界。几天之后，激励这些人士抨击那个议案的思想在一名瑞士主教的讲演中得到最清晰的阐述，他大声疾呼：“谴责那些久被谴责而天主教徒不曾犯下的谬误，有何益处?对人类的谬见，你的教令鞭长莫及。天主教的最好保障就是宗教科学。给予合理知识的追求以所有鼓励和最宽广的天空吧；用语言也用行动去证明，让国家在自由和光明中进步乃是教会的使命。”

    批评的浪潮只受到微弱的抵挡；反对派立即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到第一个月结束时，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适当地定于1月6日的会议，不得不充满诸多乏味的典礼。每个人都看到了那是个大大的失算。大会正在脱离教廷的控制，会议规则对于迅速行动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必须采取新的手段了。

    一个新的会议主席产生了。枢机主教赖施于12月末去世，不能再履行职责，枢机主教德·卢卡代行其职。现在德·安杰利被任命为新的会议主席。他曾在都灵遭到囚禁，他的听取告解的名望因他在委员会选举中的工作而得到提升。然而他不适合作一名大会的协调者。他地位提高的结果是精明老道的德·卢卡的下台，因为后者被认为不够果断，使大会事务落人会议副主席卡帕尔蒂和比瘳之手。比廖是一名巴纳贝特的修土，与教廷阴谋无涉。他是罗马最开明的学者们的朋友，为教皇所庞爱。卡帕尔蒂一直以教会法专家闻名。同枢机主教比廖一样，他未被列入极端派之中；他们与同工德·安杰利和比扎里并不总是协调一致。但是当必须执行的政策不是他们自己的政策时，他们也犹豫不决。

    第一个教令被撤回并转给了教理委员会。换上了另一个有关主教职责的教令，然后是最重要的有关《教理问答》的教令。当这些教令正被讨论时，有人准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一个教令的内容。多数派开始给谨慎的或犹豫的梵蒂冈施加压力。他们对此事的热情比官方顾问的热情还要高。那些负责协助教皇进行宗教及世俗统治的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教皇永无谬误说无需确定，该确定不可避免地要妨害教皇的其他利益。几位枢机主教开始是不合时宜的辨论者，后来提出一些折衷调和的建议。但是大会事务并不操纵在教皇的普通顾问之手，他们明显地受到代表多数派的那些人的胁迫。无疑，这个胁迫有时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存在没有勾结而多数派的确掌握权势的时期。这次请愿并不是那一大批对教皇具有私人忠诚关系的人发动的。他们参与了推动，但是动力来源于那些像主要的反对派人物一样独立的人。这个大请愿书，受到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被阻搁了数周之后于1月底呈送上去。

    也是在那时，反对派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他们呈致了一份反请愿书，祈求不要提出这一问题。枢机主教劳舍尔执笔，签名者是怀着不同想法的137名主教。为了达到这个人数，请愿内容回避了该教义本身，而仅说明确定的困难和危险；他们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由此暴露出内在的弱点，也表明多数派可以强求一场教义讨论了。少数派主教们对此持消极态度。他们对革新天主教的使命麻木不仁，他们似乎愿意为了自己的要求寻求妥协，宁愿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让步，甚至包括那些实际上是永无谬误说替代物的问题。1月24日，斯特罗斯罗耶的演讲阐明，一场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力量并不就是现成的。他要求改革罗马教廷，分散教会体制中的权力，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议。他的坚定精神并没有鼓动该派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满足于维持现状，只要无所失，他们也不想有所得，而且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既不确定也不辩论那条教义，他们就会责备所有不成熟的改革努力。吉努亚克对斯特罗斯罗耶说：“你那些无情的辩辞让人害怕。”这句话表达了许多为他的优雅、辉宏的论辩而自豪的人们的内心感受。对他们而言，如果可以排除行动的必要性，只要能让主教们被迫做最后抵抗并与罗马的意愿和要求公开对抗的必要性有所减少，无论多么强烈言辞也不算过分。

    永无谬误说从未停止影响大会的每一个进程，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教会对多数派激进态度的担心要小于对反对派保守态度的担心。任何虚假教义的宣布，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信仰的衰落。它表明复兴的能力，即天主教的生命力，在主教阶层已经消失。阻止教义的辩论和确定，一句能够增强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的话也不说就结束大会——与这种做法相比，公开证明他们的信仰可以更好地抑制这种衰落。天主教的前途更多地依靠用少数派中更坚强的精神去影响大众，而不是两派之间的外部斗争。反对派既不愿在大会上也不愿在他们自己中间实际展开教义辩论。他们害怕一场辩论会导致他们的分裂。起初，理解并坚持他们在大会上真正使命的主教为数甚少。后来，由于几次事件，由于多数派的持续压力和神学界的行动，他们的影响有所增强。

    早在12月份，梅克林大主教就抛出一份对奥尔良主教之信的回复。对此，后者立即准备了一封答辩信，但是没有获得在罗马发表的许可。两个月后它刊行于那不勒斯。正当少数派惊讶于这个禁令之时，格拉特里在巴黎出版了他写给梅克林大主教的四封信中的第一封。在信中，他以极为清晰有力的笔触探讨了洪诺留之案，引起俗界舆论的关注。在罗马，这些小册子被争相传阅。它们并没有什么新见解，只是深人剖析了天主教徒分裂的原因。他表明，罗马理论仍旧是由一些神话所支撑，这些曾经纯洁的神话自从中世纪的愚昧被消灭之后，就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谎言。他宣称，制造谎言的人就是导致教会衰弱的原因，天主教徒们看看公开的丑行就会明白。他号召他们把那些宗教骗子清除出去。他的这些信对于正本清源、消除法国人的思想混乱起到很大作用。圣布里厄克主教著文道，这个揭露极有益于宗教，因为邪恶已行世太久，再保持沉默便是共谋。格拉特里刚刚受到一名主教的赞扬，就遭到一大批主教的谴责。他向国人阐明了这个问题：你们是做虚假理论的帮凶，还是努力把它铲除?

    当格拉特里之信感动了法国人时，杜林格发表了对永无谬误说之请愿书的一些观点，批判锋芒直指该说本身。在随后引起的骚动中，他答复一些同情者说，他只是捍卫了实际上为大多数德国主教所奉行的信仰而已。此言既出，宛如一石击水，在德国主教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竭力避免与教皇之间可怕的必然冲突，他们为自己被称为同道者而痛苦不堪，因为这样称呼他们的人享有罗马学说头号敌人的恶名，人们怀疑他与所有的对抗行为有染，曾写下论述真理与信仰的最高义务的许多文章，对于他们所参与的权谋似乎做了无情的讽刺。对主教们正在反对该教条本身的推测，是基于他们对议事规则的反对意见；但是反对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请愿书所使用的措辞，却避免了这样的推测，因此获得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签名两倍于其他国家人士的签名。门茨主教坚决否认对他的这种推测，并劝同工也如此否认。一些人步其后尘，一些人表示拒绝；很明显，德国反对派分裂了，他们中也有接受罗马学说的人。这个同床异梦的联盟摇摇欲坠，因教皇国的另一项行动才维持下去。

    对立双方都认为，大会处理事务的方式有一些缺陷。两个月白白地流逝了。一封寄给《忠告者》(Moniteur)的信代表少数派的意见，公开要求彻底的改革。2月X日，一个新的议事规则产生了，其公开的目的在于加快进程。它授权会议主席可以缩短任何一次讲演的时间，并规定只要多数赞成，便可随时终止辩论。它同时宣布，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id

    decemeturquod maiori Patrum numero placuerit(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这种把决定权交给大会本身的政策有一个好处，即其执行不会像权威干涉那样引起自由与强制的问题。根据《Multiphces》诏令，任何主教皆不得提出未经教皇批准之议题。在新的规则之下，他不得在大会上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多数派决定停止辩论，或主席决定缩短他的发言的话。他不能在罗马刊行任何文字，若在别处刊行即被当作违禁品。他就某议题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意见，不能保证被完整地公布给其他主教。教皇永无谬误说随时都可确定，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多数派无所不能。

    少数派不能接受这种规则，否则就等于同意教皇为永无谬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教皇的教令没有代表主教们的普遍信念，就不能免于谬误的危险。他们并不认为，特定的善德决定于一定数量的主教，或永无谬误决定于一定数量的选票。如果大会多数主教通过一项可能并不代表多数教徒意见的法令，而该法令是绝无谬误的，那么，它便是从教皇处获得这种绝无谬误的性质。但谁也不认为教皇有义务颁布一个由多数通过的教令。少数派质疑新规则的原理，宣称教义令要求实际上的全体一致同意。抗议书主要是由一名法国主教起草的。一些匈牙利人添加了一段文字，坚称大会的权威和普世性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还请求增加另一层意思，即他们继续与会，并不表明大会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具有合法性。抗议书的作者谢绝了这一段内容，解释说实际威胁的时刻尚未到来。从那天起，少数派便达成如此共识：拒绝承认任何一条非由全体一致同意而通过的教义的有效性。在此问题上，真假反对派是没有分歧的，因为吉努亚克和克特勒与肯里克或黑弗勒一样态度鲜明。然而，在此问题上罗马不会屈服，否则就放弃了它的全部立场。等待一个“全体一致”的规则有如等待太阳从西边升起。允许一个少数可以阻止或废除教皇的教令，就意味着放弃永无谬误说。对于反对派主教而言，别无他路可走，只有使大会停止。他们中最卓著者接受了这个结论；在一份声明书中表示，教会最高的、不容违反的法律已被会议规则破坏，此规则使得通过有关信条之教令无需主教共同一致的道德基础；在主教以及世人看来，大会已不再具有自由和合法性的不可或缺之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唾弃。为了避免造成公开的丑闻和保全教廷的荣誉，谨提议，一些未受到反对的教令应当在庄严的分会上宣布，然后大会立即闭会。

    3月底，一场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教义令的第一部分从委员会返回大会，它已被大大改动，主教们一般表示接受，只是对序言中一句轻率的表达持不同意见。这句话意在谴责那种与新教教会联合的观念。几名主教认为这一段是对新教徒的不必要侮辱，希望改掉它；但是危险在于：如果他们在修改之后共同对该教令投票，就是让自己承认了曾经反对的会议规则的合法性。3月22日，斯特罗斯罗耶提出这两个问题。他说，将宗教谬误的增多归因于新教徒既不公正也不仁爱。现代的不信教现象萌芽于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徒，后来在天主教国家结出恶果。许多最优秀的基督教真理捍卫者是新教徒。若非天主教徒的横暴与残忍，和解之日早已到来。这些话遭到大会的嫌恶，演说底稿的散发掀起了愤怒的波涛。后来，斯特罗斯罗耶说道，大会将因废除一致同意是必要条件的规定而失去它的权威。这时，主席和多数派拒绝让他继续说下去。次日，他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宣称如果教义由多数决定，他将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这份抗议书在德国人分会上通过，又经过其他国家的若干主教赞同之后，提交给会议主席。原序言撤回了，新的一个取而代之。新序言是德国耶稣会修土克莱乌热匆促写成的，受到大会的喝采。几名耶稣会修士以起草教令的才能和中庸精神赢得了信任。它至少是对于极端意见的一次胜利。4月20日的公开会议有一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和谐又恢复了。但是最初以教皇名义提出的教令文本经过了很多修改，似乎表明教皇的意图曾受到阻挠。教令有一个附录。主教们以为这个附录将会被撤回，因为这样也许可以维持其乐融融的和睦气氛。他们在最后一刻获知，它将付诸表决，因为撤回便表明罗马的失败。该附录是一个诫令：教廷的宪章和教令皆应得到遵守，即使它们所禁止的观念实际上已不是异端邪说。大会明里暗里做了许多特别的努力以防止出现对这条诫令的公开异议。布里克松主教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的同胞们保证说，它不是指教义问题，他们不可质疑一个普遍原则，即服从源于合法的权威。反命题，即教皇法令没有资格要求服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教令被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些人带着沉重的心情投了票。他们意识到了只有斯特罗斯罗耶幸免的圈套。

    反对派走到了尽头。大主教曼宁后来提醒他们说，他们的这次投票即意味着接受了永无谬误说。他们所做的不只如此。可以想像，他们也许设法以严格的条件来约束和限制永无谬误之教义，以免它受到根据历史先例作出的许多攻击。然而，他们在要求服从不涉及信条问题的教皇令时，正是在批准明知具有信条特征的教皇令，正是在毫不迟疑地确认目睹其日日行使着的一种权力，正是在赋予既有诏令新的权威，正是在非正式地认可宗教法庭和《**目录》、对异教徒的屠杀和对国王的废黜。他们维护了他们所要改革的事物，以他们的唇，庄重地祝福他们的心知道应受诅咒的事。自此以后，罗马教廷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它的反对者，而且宁可相信这样一种信念：不存在他们不会忘记的抵抗，不存在他们不可背叛的原则，也不愿违逆盛怒中的教皇。它立即决定把永无谬误之教义提交讨论。当少数派开始知道，他们的祈求和牺牲皆成泡影，必须依赖自己的时候，他们铤而走险。劳舍尔、施瓦茨贝格、黑弗勒、克特勒、肯里克亲自或请别人写了一些反对该教义的小册子，在大会上散发。几名英国主教也提出抗议说，主教团体否定永无谬误说一直是迈向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在自由协助他们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就撤回对它的保证，他们不可能在国人眼中保持他们的名誉。圣路易斯大主教承认论辩的力量，它源于一个事实，即1854年公布的一条教义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和否定。他坦言自己无法证明圣母无玷受孕是个真实的信条。

    6月发生的一件事表明主教们在大会上的经历正在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杜林格曾在3月份著文道，一个信条不仅要求大会的一致同意和接受，而且主教与教皇的共同意志也不应被规定为永无谬误，他们行为的普世性必须得到全体教徒的认可和批准。圣芳济会修士赫策尔神父，由于出版了支持这个论断的小册子，被召到罗马。要求他签署一纸声明，承认教皇对大会的单独确认就可使它具有普世性。他把这件事告诉反对派中有名望的德国主教，征询他们对该声明的意见，请教他们就如何处理提出建议。主教们回答说，签署声明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又说，他们只是最近才相信那种论断，起初并不同意杜林格的观点。他们不会使他因为他们仅在三个月前还怀疑的一个观点而落个被罗马．定罪为叛徒和异端的下场。他采纳了建议，但是觉得建议者在有意欺骗他。

    当主教们提交给委员会的有关永无谬误说的意见书被印刷出来的时候，少数派似乎已经破釜沉舟了。他们断言，该教义将会断绝新教徒皈依的道路，把虔诚者赶出教会，使天主教在争论中陷入不利的境地，给予政府怀疑天主教徒对国家忠诚的显然理由，赋予惩罚理论和豁免权理论新的权威。他们论证说，教会的许多地方对它一无所知，古代教父们曾否定它的效力，它既没有永恒性也没有普遍性。他们宣称，它自相矛盾，荒唐可笑，欺世诳人，卑鄙无耻，决不可能因为教皇或大会的批准就成为一个信条。一名主教表示，他宁死也不愿参与对它的宣布。另一名认为这将是教会的自杀行为。

    在两个月的辩论中，那些人士所作的发言经常有可能被一个多数更多地依赖意志而非理性的行为所打断，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价值，只是起着抗议而非说理的作用。有两个发言，除了在当时有辩论的作用外，还有永久的纪念价值。一个是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康诺利的发言，他根据《圣经》清晰有力地驳斥了取自某些神学家著作的所有显然于经文无据的教义。另一个是枢机主教达尔包的发言，他预言，那个教令增加的是权威而非权力。它所服务的那个人，其永无谬误性只是现在才确立；制定它的那个主教大会，其权利在教会中1800年以来无人质疑，而现在世界却拒绝服从。所以它将造成新的仇恨和怀疑，削弱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导致教会的世俗权力迅速崩溃。

    一般性辩论进行了三周，当辩论于6月3日由于突然分组表决而被迫结束时，尚有49位主教没有发言。少数派强烈的愤慨持续了整整一天。对他们而言，这是否定大会合法性的最后的关键机会。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对大会表示失望，认为《教皇诏令》诏令已使大会丧失了合法性。但是在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信任别人，而且尚有合理的理由期望这些最坏的规则将会放松时，他们不可能表明立场。而第二条会议规则，按照打断斯特罗斯罗耶发言的那些人的解释，授权大会可以宣布部分主教不同意的教义。这时，主教们能否继续与会而不意味着同意该规则，便成了一个问题。他们只提出一份抗议书，认为以言语相争就足够了，新规则实际执行时才是行动的时机。6月3日的表决所实行的那个可憎规则，明显不利于少数派及其事业。现在，反对派主要人物坚持认为大会无效，建议他们都不要发言，出席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举行的会议仅仅是为了投票否决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教令。他们相信用这种方式可以驳倒对普世性的权利要求，又不会引起分裂或冲突。而更多的人反对这种激烈的示威方式，黑弗勒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他力陈，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刻走极端，其境况比他们发言还要糟。他们已经宣称，他们的发言只是为了阻止公布一个受到反对的教义。如果教义如此公布，大会就成了革命和独裁的大会，所以他们应把最有力的措施留着对付这个最后的可能事件。一致同意的原则是根本性的。它不容含糊，它明确、简单而重要，恪守它不会有任何风险。巴黎、米兰、哈里法克斯等地的大主教，贾科瓦、奥尔良、马赛等地的主教和匈牙利的大多数主教，同意这些论断，接受这些较平和的同工的策略，同时保留大会是无权威的这个意见。但是有些人则认为，参加一个他们已不再尊重的会议是得不偿失和前后不一的。对于几个段落的辩论一直持续到7月初，最后教令在有88张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人们被告知，将在18日以庄严的仪式宣布教皇的永无谬误性。所有参加者必须署名以示同意。少数派的一些主教随即建议，他们皆应与会，重申异议，并拒绝签名。他们力劝同道者树立一个勇敢和虔诚的光辉榜样，因为，人们如果认为主教们被吓得发抖，天主教世界将不再保持对信仰的真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宁可背叛信仰，也不愿招致被革除教籍的惩罚，宁可服从权威，也不愿服从真理。这些人愿意听到教皇宣布：“La

    tradizione son’i。”(朕即教义——原文为法文)。少数派中一小部分人坚决认为，反对派应该用书面形式再次表达对它的否决，并在仪式前集体离开罗马。最彻底最坚决反对该教义的一些人建议采取这一方针。由于日期紧迫，他们被劝说道，一场不可阻挡的风暴即将来临，梵蒂冈会议的教令，将会因为一股比主教更强大的力量和一个比分裂更安全的过程而逐渐失去作用。主教们深信教令是无效的，将会无声无息地失效。他们决意使教皇和他们自己避免一场分裂的不良影响。他们最后的声明，Lademibre

    Heure(《最后宣言》——原文为法文)，呼吁耐心，劝告依赖上帝明智、和平的指引。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拯救教会的方针，那就是：教导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大会——按照行动自由的宪章原则，这次大会是不合法的，按照教义，它不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在与面临着几场大风暴的权威相抗争时不要有过激行动。他们设想这样便有可能无需牺牲信仰和理性去拯救教会的和平与统一。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North British Revie．105(October，1870)，183-29：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

    Co.，1907)，pp.49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