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压迫；其二，通过使任何利益团体或利益团体、阶层、等级、社会一部分人的联合组织不可能获得排他性权力，以此阻止它们中任何一方压迫另一方。……正是这种消极的权力，即阻止或牵制政府行动的权力——不管对它可以如何称呼，否决、提出异议、拒绝执行、制约或权力平衡——事实上构成了宪政。……消极权力创造宪法，而积极权力创造政府。……必然的结论是：哪里数量上的多数独占政府，那里就没有宪政，因为宪政意味着界限或限制；……因此，数量上的多数如果不与共存的多数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改化成**政体。任何形式的立宪政体相互之间在结构和特性上的相似性，较之于它们各自与即使是本阶级的**统治之间的相似性，要大得多。……因此，政体之间的重大而广泛的区别，不在于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在于立宪统治和绝对**统治之间的区别。……共存多数的统治高于数量多数的统治的优势之一——这一点也强有力地表明了它的民众化特色——即，他们放心地赞成更大范围的选举权。在这样的政体中，选举权可以安全地扩展为每个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只有极少数的正常的例外；但是在数量多数的统治中，如果扩展到这样的范围，就会使政府最终被社会中更为无知、更有依赖性的那部分人所控制。因为，当社会变成人口兴旺、富裕、优雅和高度文明的社会时，贫富差距将变得更为显著，无知无靠之人的数量，与社会其余人相比将会更大。……共存多数的政府倾向于团结社会，让它的利益团体不停地分化和对立，而数量多数人的政府倾向于把社会分成两个冲突的部分，让它的利益集团不断地自然团结起来和趋同。……数量的多数因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它有着遍及各方的相同利益，肯定会通过它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把社会分成敌对的两部分，它们在法律的形式下不间断地相互争斗。……把条件平等变成自由的要素，将会破坏自由和进步。原因在于，条件的不平等既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在进步征途中占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这种条件的不平等，强烈地促使前者保持他们的地位、后者奋力赶上前者的队伍。这给予进步以最大的推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错误，源自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即一切人生而自由平等。没有根据和错误的观点莫此为甚。……在绝对的民主制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党派冲突几乎永不能以妥协而止息。作为反对派的少数人，其目标是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而多数人的目标则是保持权力。它是双方为赢得一切而从事的斗争，一场必须决定哪一方应为统治者，哪一个应为服从者的斗争。……因此，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比绝对民主政体更容易确立立宪政体的形式，这是个首要的原因。”[56]

    这些话写于卡尔霍恩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在他逝世后出版。这些思想虽然成熟于后来关于奴隶制的论战期间，但在1828年到1833年的税法辩论期间，在从拒绝执行发展到退出联邦的早期阶段，它们便一直指导着他。即使许多对他持异议的人也普遍认为，北部自私而不审慎的政策，证明了他的反抗是正当的。莱格里(Legare)，这位美国政治家中最具才华的学者和后来的大律师，在1831年群情激昂的时刻，在南卡罗来纳作了一个纪念7月4日的演说，他说：“政策的制订者们要对这一不幸事态，对可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间接责任。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使我们成为统一的民族，也使我们成为纷乱的民族。他们使这些州的联邦成为热爱和虔诚崇敬的对象，他们又使它的功效变成了在十分开明的人们之间的一个争论话题。……对于在目前并不繁荣的情况下，如此沉重的税赋在我们的人民中激起的义愤，我并不感到奇怪。……如果在某种保护体制之下，国家的一部分为无休止的寻求特权和保护而反对另一个部分，那么除非运用**权力，是不可能把大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的。”[57]

    布朗森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记者，同时也是卡尔霍恩坚定的同党，在1844年支持他竞选总统。我们相信，如果他当选，布朗森将成为其内阁成员。在他著名的《评论》杂志最早几期的一期中，布朗森写道：“卡尔霍恩先生的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是论述联邦宪法的正确理论，但它仍不够充分。……事实上，它没有阻止联邦政府那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性的政策。1833年，南卡罗来纳奋力争取到一次妥协；但那个可憎的政策在1842年又复活了，至今通行无阻，没有哪个州再做提出异议的努力……如果恰当地判断，各州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在其领土内废止这个讨厌的税法，并禁止其国民或公民服从它。……协议各方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公认的仲裁者，因此每一方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废弃协议及补救的措施和方式。”[58]

    总统杰克逊将军对于卡尔霍恩其人其言都抱有强烈的厌恶。他发誓他要以叛国罪指控他，他将被吊死在比吊死哈曼更高的绞刑架上。深夜，他这位副总统的一份宣布国会法令无效的声明送到了他手里，他在一阵狂喜中把政府的法律官员从床上叫起来，说这算不算是一件终于该处以绞刑的事件。他颁布了一道宣言，谴责拒绝执行原则和南卡罗来纳的行动，干练地草拟这份宣言的人是国务卿利文斯顿。在立法史上，他作为路易斯安娜条约的作者而闻名于世。那天的第一个演说者韦伯斯特，尽管不是行政权的支持者，但承担了在参议院回击卡尔霍恩的任务。时间一到，他便被总统马车从住处请出。他这次演说被视为他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说，联邦之友认为它是对州权的决定性打击。麦迪逊已接近其漫长职业的终点，写信祝贺这位演说者，其中的话却应被视为警告：“它摧毁了拒绝执行权，而且必然加快脱离权的放弃。但由于混淆了任意脱离权和因不可忍受的压迫而脱离的权利，使这一打击没有切中要害。”脱离权仅仅是异议权之外的选择。基于宪法让后一原则失效，南部便失去惟一可能的保护，无法摆脱不断增长的多数暴政，因为拒绝执行权的失败与纯粹民主观的最终胜利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已成定局，多数权力不受约束得到确立。卡尔霍恩精心设计的理论，是把联邦从其宪法缺点中拯救出来的一次最真诚的努力。按照宪法的字面意义质疑它是否合法是无用的，因为它与自杰斐逊以来发展出的精神肯定是相互矛盾的。韦伯斯特可能是法律最正确的解释者，而卡尔霍恩才是联邦真正的捍卫者。甚至联邦主义者也做出过危险的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当没有法律救助时，脱离是完全正当的。利文斯顿提出的观点是，“假如法案是少数人的法案，在其执行时无法提交最高法院裁决，假如这一法案根据州的观点证明了退出联邦的风险的合理性，那么这种最后的极端措施便可立即付诸实施。”[59]

    克莱的传记作者揭示了拒绝执行权和脱离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他没有看到，前者不是后者的后果而是它的替代。“拒绝执行权的最初想法无疑仅限于一州在其司法管辖权内使联邦法律或法规无效，而并未思及彻底脱离而独立。然而，鉴于拒绝执行在实际运作中很难在脱离前悬崖勒马，于是，赞成最初有限意义上的拒绝执行权的人，后来开始大胆地主张脱离权。”[60]

    实际上，尽管南卡罗来纳的要求被否定，它仍然胜利了。税令被撤消，抵抗者的领袖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法案。它被视为一个很大的让步，所以尽管韦伯斯特表示反对，卡尔霍恩还是接受了它，并且它得到了实行。但那个罪恶的日子，那场最后的危机，只是被推迟了。国家的精神走上了一个使它不可能得到恒久制约的历程；肯定会出现新的机会，使人能够再次断言公意万能，让行政权表现出对它的彻底屈服。新一轮论战已经开始，它从此使从1828到1833年动摇联邦的问题相形见绌。商业问题并未解决，从克莱妥协法(Clay’s

    Compromise Act)到1861年默里税会期间，经济对抗和北部一方扩张利益的决心从未停息；1837年，杰克逊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为这个充满了他的名字的时期描绘了一幅阴郁而令人沮丧的图画。“很多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为获得沉重的贸易税，为使税收超过公共服务的真实所需而不断努力；国家已经感到了他们联合影响的有害后果。他们成功地得到一项税收，承担这一最具压迫性义务的则是社会中的农民和工人阶层；他们成功地建立起无法在国会被授予的权力范围内得到有效利用的国库；为了把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税收体制强加于人民，到处都在提出国内发展的奢侈计划以浪费金钱和获取支持。……依赖于此，滥征国税以及把让你们承担超出政府经济需求之外的税赋的计划，至今未被放弃。为了加重税赋和建立充盈的国库而团结起来的各种利益集团是如此强大，下的赌注是如此之多，所以不可能在斗争中甘拜下风。从事大型制造业的公司和富人，需要高额税以增长他们的收益。精于权谋的政客们会支持它的，因为他们要博得这些人的支持，要获得挥霍的手段，要收买其他方面的势力。……内讧的形成，自由受到威胁，都是由于你们内部，由于贪婪，由于**，由于受挫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过度渴求。”[61]

    杰克逊本人应对国家政治状态中许多最可悲的事负责。民主化倾向始于杰斐逊统治下，在杰克逊任期内达到其顶点。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极大变化。纯粹民主需要官职的迅速轮换，其原因在于，既然一切人对于公职的权力和收益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必须认为他们对此几乎有着平等的资格，不需要长期经验(以致在雅典公职是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因此应当让尽可能多的公民连续参与行政管理。它取消了治者与被治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加强前者对后者的依赖。起初并未认真考虑这种轮换。华盛顿在八年中只辞退了九名官员，亚当斯只更换了十名，麦迪逊五名，门罗九名，约翰·昆西·亚当斯时只有两名，原因是这二人缺乏特定的资格。杰斐逊当然喜欢公职的轮换，当他为了给支持者提供空缺而更换39名公职人员时，引起一场暴风雨般的愤怒。杰克逊在继任更年轻的亚当斯之后，立刻便更换了176人，而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共有491位邮政长官丢掉了自己的职位。埃弗雷特先生所言极是：“可以说，对于宪法限制的尊敬明显下降，是这个时期政治倾向的普遍特色。一方面是在宪法解释中有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混观点，另一方面有关被人民的绝对多数送上权位的总统所代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混观点，占了上风。”[62]

    这正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期，他做出了以下判断：“当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在美国遭受不义时，他可向谁求助?向公共舆论?正是它形成了多数。向立法机构?它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它。向行政权?它被多数任命并作为它的消极工具提供服务。向政府军队?它不过是武装起来的多数。向陪审团?它是被授予发现事实的权利的多数。在一些州，法官本人即是被多数人选举的。无论你承受多么邪恶或不合理的政策，你只能服从。”[63]一些杰出的美国人非常同意他对事情发生过程的批评和先见。1818年司通理写道：“一群新人正在崛起，他们将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是哗众取宠者；他们野心勃勃，但与其说是为了官职的荣誉，不如说是为了它的收益；他们蛊惑人心，玩弄原则，追求的不是公正，而是一时的庸俗喝彩。严重的、极为严重的危险是，这些人将攫取民众的大量支持，从而将统治这个国家。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在有生之年就会看到，我们大多数最好的制度将化为灰烬。”[64]

    以下的段落来自他论宪法的结论：“在制宪会议中不止一次几乎要毁了联邦的致乱因素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在尖锐和激烈程度上有了难以估量的增长。……在这些情形下，如果联邦一旦瓦解，再制定一部整合全境的新宪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分裂为几个国家或邦联，在权力和利益上相互对抗，太过傲慢而不能容忍伤害，相邻太近而不能缓解或打消报复之心。在1834年2月18日，他论及杰克逊的执政：“我对一个无法隐瞒的事实感到耻辱，即尽管我们生活在共和制的形式之中，实际上却是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下。”几年后，1837年11月3日，他告诫马蒂诺小姐说，她过高地评价了他的国家：“你忽略了一个堕落的权力授予者的可怕影响和这种官职任命的专断体制，它在我们中间已经造成了如此广泛的恶劣影响，有可能摧毁我们公民自由的一切保障。……我想你本应认识到，在共和国中也可以实行一种像任何形式的君主制之下一样不可抗拒和具有破坏性的**统治。”

    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想法与这位新英格兰法官如出一辙。卡尔霍恩说：“我不在意政府的形式是什么，如果政府是不受限制的**政府，那么无论它是在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手中，它都一钱不值。……这些政策破坏了两派之间的平衡，而政府通过把这种制度中的所有权力集于一身，正在使它的性质发生剧烈的改变。……曾是立宪制的联邦共和国，如今事实上变成了如同俄罗斯独裁者一样绝对**的国家，它表现出和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绝对政体一样的**倾向。……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其所有部门的北方派不断增长的权力，造成了这一过程。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产生了一种印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阻止政府为所欲为。”[65]同一时期科贝特写道(尽管他指的是一个更早的日期)：“我在宾夕法尼亚共和制政府下生活了八年。我要声明，我认为那是世人所知道的最**最专政的政府。……我充分目睹了共和制政府，这使我确信它徒有其名不值一文。”[66]钱宁谈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欧洲自由主义对于美国共和主义的影响：“自从我们的革命以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愿意信仰我们的自由制度，他们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民选举权中看到了动乱和崩溃的萌芽。当煽动家们成功地激起无知大众的热情，获得了职位与权力时，这些反大众的一派也壮大了，而在更好的时代它却变弱了。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的谬误与罪过。……我在一切场合都努力证明，劳动阶级不适合行使政治权力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在扩大选举权上做过了头，我认为这样说也没错。”[67]1841年，他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危险：“我们体制的巨大危险引起我们保守主义者的高度警惕，而史密斯先生对此似乎仍然毫无察觉。这是一个党派组织的危险，它是如此巧妙而强大，能够使政府被极少数领导所垄断，保证行政权几乎像在君主制下一样，有规律地从一任移交给下一任。……这一危险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必须既反对无政府状态，也反对**主义，甚至更要反对**主义。”[68]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人比布朗森博士说得更有力、更具权威性：

    “我们自己的政体从起源上和宪法形式上说，并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表述的话——一个有限的选举制贵族政体。但是，我们的父辈所建立的政府已名存实亡。它最初的特性已然消失，或正在迅速消失。宪法除规定了选举方式、多数人统治、公职的分配和任期以及政府职能的集中和分立之外，它已是一纸空文。从1828年起，它就向一种纯粹的民主制演变，现在这已成为它的实质，它没有有效的宪法，只有当前多数人的意志。……宪政体制实际上已被消灭，如前所述，我们的政体就其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制，对于一时成功地支配了它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它惟命是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这样做。”[69]在他就要改宗基督教之前，他写道：“看看我们当初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我们真该想一想，在严谨守则的美德上，在对于民众政府的稳定和明智的管理来说至关重要的崇高原则上，基督教世界中是否还有别的国家像我国这样如此迅速地堕落。……这个国家建立的政治秩序并不是民主制；每一种把民主理论作为其解释原则的尝试，等于是要发动一场革命，因此必须予以反对。我所理解的民主制是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如果可以把没有秩序也称为秩序的话：在这种秩序中，处在原始状态的、对任何使他们形成政治团体的权威不予理睬的人民，被当做国家一切合法权力的来源。”[70]

    在征税事务中反对州权，并造成了我们已见到的不幸后果和悲哀情绪的绝对民主制的支持者，为检验他们的原则的力量提供了另一个事例。废奴问题尽管对于保护问题有辅助作用，但是起初居于次要地位；而当保护问题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妥协法案》一度搁置时，它便居于前台了。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比纯粹的利益算计煽动起人们对革命更多的同情。它以仁慈的外表掩饰贪婪，但这两个动机并非泾渭分明，一种动机像是借口，用来掩盖另一种动机。它们同等地可以用作建立绝对民主至高权力的手段，只是一个自己的回报，另一个虽不明显涉及有关金钱利益，但其政治上的好处也并非次要。受到质疑的权力，不管它多么现实，它若想持续下去，就必须肯定和表现自己。”当各州反抗联邦的权利被否定时，即使引起争论的问题已被善意地化解，随后必定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使可以用一件战利品来纪念胜利变得令人怀疑。

    大约在1820年，在因为密苏里的妥协才得到解决的争论中，奴隶制首先作为一个宪法难题出现。即使在这个较早的时期，眼光敏锐的人便已认识到它的影响的严重性。杰斐逊写道：“这个严重问题就像夜晚的救火警铃一样，使我警醒和充满恐惧。我立即认为它是联邦的丧钟。不错，它那时被平息了，但这只是暂缓执行，而非最后审判。”

    1828年，当南卡罗来纳宣布了否决权，南部几个州也起而效仿时，北部出于报复，便把废奴用作强制它们屈服的手段，它成了党派斗争中的一件利器。钱宁1828年5月14日写信给韦伯斯特：“巴尔的摩的伦迪先生是一家名为《普遍解放奴隶的精神》的报馆编辑，他刚刚访问了国家的这个地方，挑动我们在南部开展废奴工作，意图在于以此为目标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起来。对于我们反对奴隶制的努力，我担心，由于我们唤起了派别的骄横和支持它的热情，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只会使国家分裂成可能动摇政府基础的两大派别。”

    在杰克逊执政期间，当有关银行问题和否决权问题的大论战如火如荼之时，奴隶制尚未被突出地提出来，但当民主派的中央权力已经获胜，当银行问题已得到解决，不再有讨论州权利的直接机会时，其观点在宪法中已经获胜的一派，便决心利用他们的优势消灭奴隶制。此后，从大约1835年起，它变成了主要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在**权力和自治原则之间的对抗。在每一次获得领土时，在建立新州时，这个问题都引起过危机，然后在《逃亡奴隶法》中，最后在共和党的形成及其在1860年胜利中，情况都是如此。把废奴变成一个政治派别的问题，并使它成为已在税务问题上威胁到联邦存在的宪法大辩论中的内容，由此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便证明了钱宁的预言。在征税问题上一直是拒绝执行的最主要反对者的韦伯斯特，在生前终于承认：即使脱离也是被北部愚蠢的干涉逼出来的。在他的最后几篇演说中，1850年3月7日的一篇以支持联邦而闻名，其中他公开指摘废奴分子的政策：“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动机都按在这些团体的领导人身上，但，我并非瞎子，看不见他们行动的后果。我不可能看不到，他们对南部的干涉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不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对此有所怀疑的任何绅士，不妨回想一下1832年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中的讨论，他会看到，卜伦道夫先生提出的逐渐废除奴隶制的建议，在那个团体中怎样自由地讨论。……公共舆论在弗吉尼亚便开始表示反对奴隶制了，并且向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开放，现在却退进它的堡垒闭门不出。……我们都知道事实，我们都知道原因。这些鼓动者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扩大而是限制了南部的奴隶人口，不是解放他们，而是更严格地约束其数量。”[71]

    弗吉尼亚的历史学家霍伊，尽管不是政策上，也是个原则上的废奴主义者，他说：“如果能够信赖当时流行的意见，也许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在随后的初期阶段即可更为成功地得到补救。然而有一些明显的原因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使赞成废奴者无所作为，使这一问题上的鼓动全都哑然无声。北部和东部各州的废奴主义者们，逐渐壮大了他们的党派力量，对奴隶制的指摘也越来越高亢，在采用攻击南部宪法权利的手段上变得越来越鲁莽。”[72]

    司通理在1839年1月19日写到：“奴隶制问题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它的影响继续扩大，将导致联邦的分裂。至少我们中间许多最明智的政治家认为，发生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的。”[73]

    那时废奴派仍处在发展的初期，尚未把所有对蓄奴州怀有敌意的利益集团成功地团结成一个党派。卡莱尔勋爵记述了他在1841年和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先生的一次谈话，他说：

    “我发现，我那时便注意到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对废奴主义者轻描谈写的人，他认为他们正在逐渐赢得地盘。”[74]

    但在随后的一年里，废奴主义者的政策很快变成了对联邦的重大威胁，而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这两个伟大的对手，在他们生命的晚年却共同主持这一政策。从商业观点看，北方未必能从废除奴隶制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会鼓励白人离开北方，从而扩大南方的市场，但新英格兰的商业极大地依靠棉花种植，新英格兰的商人并不赞成废奴。卡尔霍恩没有把这场运动归因于一种获利的**：

    “反对我们国内制度的十字军并不源于利益集团的敌意。……这些狂热的信徒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从而相信摧毁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最高责任，即使这会导致宪法和联邦的毁灭。”[75]

    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韦伯斯特的充分支持：“在普遍解放的呐喊之下，还有另一种呼声：存在着一条统治公民和私人的原则，即对国家的宪法有着更高义务的原则，因此几个州制定了法律，要阻止、妨碍和破坏这部国会法令被贯彻到极致。……我怀疑所有这一切会是那种迷乱无常的仁爱之心所带来的结果，它让人们对遥远、虚幻和不确定的事物想人非非，因而只会不分时空地把现存事物搞得杂乱无章。”[76]

    韦伯斯特公正地认为，宪法的真正敌人是废奴主义者，而不是威胁着要退出联邦的奴隶主。超越宪法而呼吁一种更高的法律，谴责一种为宪法明确承认的制度为邪恶的、有悖于自然权利的制度，明白无疑地是对于联邦本身的攻击。法律的条文和精神皆对南部有利。彻底的废奴主义者肯定打算为了他们的理论牺牲联邦。如果基于道德理由对奴隶制的反对高于一切政治权利和利益，那么废奴便是联邦本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其法律反对强行废除。因此这样提醒西华德先生是完全恰当的：当他抨击奴隶制，反对对它表示宽容时，他正是在攻击他据以拥有国会席位的法律。韦伯斯特说：“当事关尊重他人的权利，事关自己对他人所负的公民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义务时，没有人可以任意将自己的良知置于法律之上，连这种倾向也不能允许。”[77]

    布朗森博士以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具备的伟大真诚说：“如果政府的命令一旦与个人对上帝之法的信念不一致，每个人便都有自由不服从它们，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存在，甚至不可能想像其存在。超越政府而诉诸私人判断，乃是置私人判断于公共权威之上，置个人于国家之上。”[78]

    卡尔霍恩面对这些趋势，十分公正地说：“保守力量在蓄奴的各州，他们是国家的稳定力量。”[79]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他本人的政治信条，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但南部的保守和反革命性格，所依赖的并非其贤哲的影响，而是另一些原因。奴隶制本身与《独立宣言》中确立的平等人权相冲突。奴隶主无法始终如一地解释这一规定，因为这会和他们的利益和日常经验相抵触。但是南部和北部一样，也存在着进步的民主派，他们通过利用北部人民对富有资本家的嫉恨和贵族政治的现象，成功地对北方的政客进行了长期抵抗，于是他们找到了逃避这一困境的手段。提供这种手段的是非洲人种与其他人类相比生来低劣的理论，他们为此引用了美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权威。阿伽西斯说：“我的研究结论是，奴隶在智力上是儿童，在生理上是最低劣的种族之一，和其他黑人，特别是南海(South-Sea)的奴隶一样，大多数都接近于猿类，尽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一种朝向真正人类的形态发展的趋势。我一再表达的这个观点，没有任何能被反驳的结论，也许只有一个结论除外：任何有色种族，至少是所有的奴隶，不可能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起源。”如果这种学说不是欧洲的无神论科学，人们会猜想它一定是为美国人发明的，它是如此适合他们的口味。

    韦伯斯特极力抨击北部的计划：“这里总是有着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普遍呐喊，说它的权利受到侵犯，它的荣誉受到践踏，它的人格受到攻击，以及它在政治权力中的公平参与受到否认。从所有这些叫嚷中，有头脑人的不免会怀疑，那些公开的要求另有所图；他们出于公开或未公开的理由，为已得到补偿或未得到补偿的冤情，内心深处有一种分裂各州的打算。

    “在南方各州，在立法机关中，在根据法律召集的会议上，人们公开承认和讨论州的分离问题，建议无条件或有条件地这样做。

    “在北方，州政府尚未走到如此过分的地步，而在个人自愿集会做出的那些谴责土地法、表明坚决不服从这些法律的决心的决议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推翻政府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精神得不到制约，它将危及政府；如果它广为扩散，它将推翻政府。”[80]

    卡尔霍恩同一时期的言论几乎和韦伯斯特一样。“不管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还是联邦的维护，这种危险具有一种难以妥善对付的性质。如果不迅速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联邦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将变得水火不容，那时势力较弱的我们将别无选择，要么断绝一切政治联系，要么卑恭屈膝地服从。”[81]

    1850年3月4日，即在他去世前几天，卡尔霍恩在他最后一次伟大的演讲中开篇便说：“我一开始就相信，如果不能用及时而有效的法案禁止有关奴隶制问题的鼓噪，它将导致联邦的解散。”他继续说：“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它，南部将被迫在废奴和退出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按事态现在这种发展，联邦的解散并不需要南方的退出。”[82]

    这些著名人物一致忧虑和极力避免的灾难，在他们逝世之后，由于共和党的兴起而来临了。该党的目标和原则具有十足的革命性，不仅与联邦的存在不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准备抛弃它。新英格兰的哲学家爱默生(Emerson)说：“我看不出一个野蛮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怎样能组成一个国家。”为了评价该党宣言的偏激，我们只需引述两个偶然的目击者，一位是波士顿的神学家，另一个是热烈的废奴主义者，他们先后访问过南部，时间相隔大约40年。“与我们北方的行为方式多么不同!在北方，到了20岁的年纪，贪婪和礼节便把老年人的冷漠与无情移植到了年轻人公正无私的热情之中。当我把北方佬的自私与谨慎和一个弗吉尼亚人的慷慨敦厚做比较时，我为我自己的人民害羞。我在这里发现了严重的罪恶，但也发现了比我离开的地方更多的美德。有一种不同于新英格兰人所有美德的独特品格将我和我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爱钱。”[83]卡莱尔勋爵在已经提到的演讲中说：“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南部各州的种植者与他的同胞中的任何其他阶层相比，在举止和交往方式上更像是英国的乡村绅士”。[84]

    爱默生的名言表明了急切的废奴主义者打算行动的程度。他们公开谴责联邦政府服务于南方的利益，反对北方的信念。解散联邦的组织在北方为实施分离的目的而行动起来。一些州通过了反对南方和宪法的法律，要求分离的呼声响亮。这就是北方在选举皮尔斯总统继承者时的态度。北部威胁着要分道扬镳，但是北方的候选人如果当选，又威胁着南方的制度。南部宣布了如果弗雷蒙特当选他们就要脱离的打算，并威胁要向华盛顿进军把联邦档案付之一炬。布坎南的当选安抚了南方，但从共和党不断壮大的力量看出，他们最后的胜利是显然的。于是他们利用他们担任公职的朋友，以充分使用留给他们的时间为下次选举做好准备。从1856年共和派展示力量时起，就已经决定了退出，并为此做着准备。不论美国奴隶制多么可怕，让我们同情西华德为首的一派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侵略性的，他不仅赞成绝对**，而且赞成侵略。在1853年1月26日的演说中，他如此说：“商业和政治事务的趋势，要求合众国对位于这个半球各国的事务发挥至高无上的影响，即成为一个西部大陆的强国并维持这种地位，与欧洲可能的联合相抗衡。国家向这一地位前进，即是许多人所说的‘进步’，而这一地位本身也就是这些人所称的‘明显的命运’。”[85]

    当卡斯提出提案肯定关于古巴问题的门罗主义时，西华德支持它以及另一个完全与其一致的提案。他说：“它未得到较好的表述，但其中暗示了关于加拿大的政策，它与有关古巴的主要提案所宣布的相一致。”[86]这并不是他的野心的全部。他对自己的同胞说：“你们已是美洲大陆的强国。但这已经使你们感到满足了吗?我相信没有。你们需要世界贸易，那是一个世界帝国的贸易。”[87]

    当参议院接待科索斯时，他是由西华德先生引荐的。他的欧洲政策和他的美洲政策一样明确，也几乎一样受人尊敬。谈及匈牙利，他在1851年12月写道：“我相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它们对国家的和平或繁荣完全无害，又可促进一个极为符合我们利益和观点的事业，即在欧洲那些有条件的国家建立共和制度。”[88]两天后他再次写道：“在暴君同为了不能让渡、不可取消的独立和自治权而战的国家之间的一切冲突中，每个民族都可以也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即当暴君们勾结在一起时，自由的国家可以合法地联合起来。”

    像站在宗教立场上赞同无条件废除奴隶制那样，站在政治立场上同情废奴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件事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一样，表现出同样抽象的、理想化的绝对主义，它与天主教和英国精神同样势不两立。他们的民主体制毒害着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一切宪法问题皆求助于一种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缺乏政策或权宜的考虑。在1853年马萨诸塞会议上，一个最著名的美国人争辩道，司法人员的选举显然与宪法理论相一致，因此不能根据它对执法的影响来加以讨论。《北美评论》(第86卷，第477页)说：“难道政府更有权利剥夺人民在行政和司法中的代表权而不是在立法中的代表权吗?”在宣布绝对自由时，他们也创造了绝对的权力，而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观念是，自由和权威都必须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不忍受限制和义务，拒不承认人民也承担着义务，不承认与之相关的神圣权利，使他们对政府和自由的观点陷入混乱。这些抽象理性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欧洲革命归因于它——使一切问题变成了原理和抽象法则的问题。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不管是出于利益还是必然，都诉诸一条原理，结果是，一个错误和专断的政治学说制造了一种错误和专断的伦理法律，废奴的理论和自由的理论一样荒谬。

    教会则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它通过使现实融于理想，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教化人类。它有关基督教自由的理论，与奴隶制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权力，是**和罪恶的堡垒之一，最严重地阻碍着它的进步。然而使徒们即使在基督教会中也没有诅咒奴隶制。由基督教带给这个世界、并作为它的公理之一的世俗自由，并不要求废除奴隶制。如果人之自由是由于他们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了这一形象，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自由。因此，圣保罗指示基督徒奴隶满足于自己的境遇。

    我们已用了过多的篇幅讨论合众国革命的原因和特征，因为它们表现出与同时困扰着欧洲的理论和事件的持续相似性。现在已来不及探讨一个极有教益的问题。脱离运动不仅由于奴隶主对自己财产的警觉(林肯的当选使奴隶价格下降了25％到50％)、也是由于北部优势地位的政治危险而引起的。南部各州的普通民众与那些拥有奴隶财产的人一样热衷于分离。因为他们担心共和主义者在解放奴隶的同时，也废除把黑奴与他们所属阶层分开的障碍。与此同时，奴隶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帮助共和主义者和把自己提升到白人等级的倾向。这种担心有一种恰当的理由，它存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中：合众国是一个共和国。一个共和国的人口必须是同质的。公民的平等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平等和民族与生理的单一性上。这已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力量所在。纯粹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统治形式：共同体是至上的，因而国家最接近于和社会相一致。但是，社会为利益的保护而存在，国家为权利的实现而存在——concilia

    coetusque hominum jure sociati，quae civitatesappellantur。(一切称为国家的由法律联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原文为拉丁文)[89](88)国家建立一种道德的、客观的法律，追求一种有别于社会的目的及意图的共同目标。民主制基本上讨厌这种状况，它只承认共同体的利益和权利，从而与暗含在国家观念中的统一权威不相协调。它反对社会向一个道德共同体发展。因而，如果民主制中包含着利益不同的人、品性低劣的人，它就对他们实行暴政。在部分与总体之间没有调解者，从而没有阶级、财富和种族划分的余地，平等对于纯粹民主制所寻求的那种自由来说是必要的。

    只要社会的形成缺少条件的平等或种族的单一，只要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民族，它们便需要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和一种权威作为保护者：这种政府区别于并高于所有阶层，而不是其中一个的工具；这种权威代表国家而不是社会的任何部分。它只能由君主制提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公平地说，立宪政府，即有别于利益统治的法治，只能存在于一个国王之下。这就是为何即使绝对君主国也有着比民主政府更好的臣民统治者的原因。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他们进行统治是为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后一种情况下，没有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统治是以国家的名义。共和制和帝制下的罗马，是这一对比的最显著的实例。但当种族的差别与阶级的划分相结合时，共和国的暴政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只要西班牙王权做不同种族之间的调解者，南美便是一片繁荣昌盛的土地，而且凡是保留了君主制的地方，仍会继续繁荣下去；而在以血缘划分等级的国家里，共和制的建立导致了无可救药的悲剧和混乱，导致了人们不断求助于**作为摆脱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避难所。民主制无可避免地沾染社会较低阶层的习气，如果存在着巨大差异，会使高贵者变得卑贱。奴隶制是反对这种趋势惟一被人所知的保护措施，奴隶制对于民主制必不可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正确的。因为凡是在社会成份有重大差别的地方，如果美国人把印度人、华人、黑人所嫉妒的欧洲移民所享有的权利也给予他们，国家将被抛入无序状态，假如不给予他们，国家则会降至野蛮种族的水平。于是，作为民主原则的反应，无知者(the

    Know-nothing)将起来反对外来人口的流人。红色印地安人正在拓荒者面前逐渐退却，而在许多代人面前灭绝，或消失在沙漠中。由于同样的原因，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也引起人们巨大的警觉，有人提出了再把他们全都用船运走的计划。这也是为了所有派别的利益反对解放黑人的一个好论据。

    在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实行自治的所有民主国家中，都感觉到了平等和民族同一的必要性。法国尤其感到它的必要性，因为旧社会已经崩溃，在共和制度下人民主权的宪法及其**得到了承认。这些让欧洲陷入革命的法国原则，就它自身的情况而言完全正确。在由它们引起革命的其他国家，它们是令人厌恶的，但它们是法国革命真实而公正的后果。人们易于忽视形式之中的实质，以为因为法兰西不是共和国，所以它也不是一种民主国，以为它的原则也适用于别的地方。这是民族主义原则在欧洲强大的原因。对于人民这个观念而言，它无论作为平等的后果还是权力的来源都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存在贵族阶层，它与外国贵族的联系就比与本民族其他人的联系更强。阶级的纽带比民族的纽带更牢固。民主制消灭了阶级，也强加了民族统一。

    以上就是在思考我们所目睹的那些宏大进程的结局时，我们所学到的政治教训。我们可以借助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理解共和主义的真谛和误解它的危险。简言之，正是法国革命的这种错误的民主观，切断了与英国传统和体制遗产的联系，从而破坏了联邦。所有的重大争论——关于禁运令、限制贸易、国内发展、《银行法》(the

    Bank-Charter Act)、新州的形成、新疆域的取得、废奴——构成了这一巨大变化，即从仿照英国模式的宪政走向模仿法国模式的体制的变化的各个阶段。南方各州的退出，由于改变奴隶制条件，会对非洲民族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由于唤起了更为强烈的斗争**，会对美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由于反对欧洲的民主制，会对欧洲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它一度威胁到英国社会存在的支柱之一，更由于它的权力(合众国永远是它最难以克服的一种限制)的巨大增长，会对英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按照一种政治观点，南部各州退出的头等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革命原则的抗议与反动，是一场与欧洲形势截然相反的运动。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w

    Series，V，Part

    XIII(May，1861)17-61：这里是发表后的首次重印。

    [2]

    Madison's Reports，162．

    [3]

    Ibids，135，138．

    [4]

    Ibid.，196.

    [5]Ibid.,

    433.

    [6]Hamilton's

    Works, II, 413-417.

    [7]Madison'

    s Reports, 244.

    [8]Hamilton's

    Works, II, 440.

    [9]Raynor's

    Life of Jefferson, 268,169.

    [10]Madison's

    Reports, 202.

    [11]Ibid.,

    166.

    [12]Ibid.,

    234.

    [13]Ibid.,

    173.

    [14]Ibid.,

    170.

    [15]

    Williams's Statesman's Manual, 268.

    [16]Reports,

    171.

    [17]Ibid.,

    163.

    [18]Ibid.,

    201, 212.

    [19]

    Ibid., 218, 248.

    [20]Elliot's

    Debates, I, 350.

    [21]Federalist,

    2.

    [22]Ibid.,

    10, 51.

    [23]Works,

    II, 414,415.

    [24]Works,

    VI, 225.

    [25]Memoir,

    417.

    [26]Works,

    II, 415.

    [27]Ibid.,

    VII, 164.

    [28]Ibid.,

    II. 421, 450.

    [29]

    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p. 13

    [30]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I, 70.

    [31]Ibid.,

    V, 414.

    [32]

    Works, VII, 852.

    [33]Ibid.,

    II, 433

    [34]

    Hildreth, VI, 100.

    [35]

    Life, I, 185.

    [36]

    Hildreth, VI, 120.

    [37]Ibid.,

    VII, 117.

    [38]Life,

    I, 182, 187, 191, 243.

    [39]

    Correspondence, IV, 148.

    [40]Life,I,

    185.

    [41]Life,

    II, 322.

    [42]

    Works, II, 444.

    [43]Madison's

    Debates, 148.

    [44]

    Elliot's Debates, I, 450.

    [45]

    Life, I, 385.

    [46]

    Life of Calhoun, p. 34.

    [47]Exposition

    of South Carolina Committee on the Tariff, 1828, in Calhoun'

    Works, VI, 12.

    [48]Elloit's

    Debates, IV, 272.

    [49]Political

    Works, VI, 662.

    [50]

    Works, IV, 181.

    [51]Works,

    VI, 77, 78.

    [52]

    Ibid., VI, 31.

    [53]Ibid.,

    VI, 80.

    [54]Elloit's

    Debates, IV, 498.

    [55]

    Works, VI, 32, 33, 75.

    [56]bid.,

    I, 7-83.

    [57]

    Writings of Legare, I, 272.

    [58]Quanely

    Review, II, 522, I, 124.

    [59]Elloit's

    Debates, IV, 519.

    [60]

    Colton's Life and speeches of Clay, V, 392.

    [61]Statesman'

    s Manual, 953-960.

    [62]

    Memoir of webster, p. 101.

    [63]Vol.

    II. Cap. 7.

    [64]

    Life,I,311.

    [65]

    Works, IV, 351, 550,553.

    [66]Political

    Register, November 1833; Works, VI, 683.

    [67]

    Memoir of Channing, 418,419.

    [68]Ibid.,

    421.

    [69]Brownson's

    Quarterly Review, 1844,II, 515, 523.

    [70]Ibid.,

    I, 84, 19.

    [71]Works,

    V, 357.

    [72]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Virginia, p. 128

    [73]

    Life,II, 3o7.

    [74]Lecture

    on Ameriea , p.27.

    [75]

    Works,IV, 386.

    [76]

    Ibid., VI, 556, 561.

    [77]Ibid.,

    VI, 578.

    [78]Essay

    and Review. pp, 357,359.

    [79]

    Works, IV, 360

    [80]Speech

    of 17th June, 1850; works ,VI,567,587.

    [81]Works,

    IV, 395.

    [82]Ibid.,

    542, 556.

    [83]

    Memoir of Channing, p.43.

    [84]

    p. 35.

    [85]

    Works,III, 606.

    [86]

    Ibid., 609.

    [87]

    Ibid., 618.

    [88]Ibid.,

    505.

    [89]Cicero,Somnium

    Scipionis,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