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研究的目标是介绍一种组织文化理论，该理论超越了我认为的在大多数组织行为文化研究中所体现的概念上的局限性。目前的组织文化理论在对组织得以产生、维持和再形成的日常活动的手段的认识和概念形成方面向来是比较薄弱的。通常这一过程被描述为主体间产生的、作为对适当的和不适当的组织行为判断基础的规则和信念的理解。而关于在此过程中权力和统治的作用问题几乎很少有人思考过。

    因此本书提出的对组织文化概念的重新认识明确考虑到了在组织意义形成的建立和维持中意识形态、统治权力和组织符号体系的作用。我提出了意义并不是自发地、经一致同意而产生的，而是特定的组织群体的旨趣的产物。由这些群体对权力的行使不仅体现在对组织资源（技术、信息、货币等等）的控制，也体现在他们以为自己群体的利益服务的方式通过推论构建组织现实的能力水平上。意识形态通过质询的过程从而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组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

    根据这一情况，本书的焦点之一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组织成员的推论和行为活动可以被视为是意识的意义形成的具体表示；话语构成含义体系，后者表达并且重构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因此组织话语被误认为仅仅是具表象的；即是说，作为一个描述结构已经形成的组织体系的手段。更确切地说，话语是组织成员体验的媒介工具。因此组织的语言是意识的意义形成得以具体体现的主要手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语言受到系统的歪曲（在意识形态上），以至于它仅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排除其他（群体）的合法利益。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统治通过某些意义结构的推论表述而实现，这些意义结构同时模糊了其他的可能的世界观。

    在第五章，我就组织的话语叙述得以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以产生和再现组织现实形式的方式作了具体探讨，而后者是为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所需要的。故事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们突出了对组织生活的某些解释，同时把自身作为对现存的事物秩序（如事物的本来面目那样）的反映。但是，如故事那样的推论活动并不简单地再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而是在和其他的符号结构和组织的利益群体的复杂关系中发挥功能以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从潜在的角度看，故事表达了多重的指称对象，其中并不都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但是某一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的再现导致某些利益群体有能力把特定的意义“粘附”在符号活动上。

    第六章讨论了在前面几章提出的组织文化的激进观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这里的关键之点是，对意义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考虑要求对被认为是真实的或可认识的事物作广泛的重新评价。真理的基础概念是不够的，因为它们是基于用以描述的语言和外部的客观现实之间造成同晶型现象的可能性上。因此知识必须被视为个人从事批判的自我反思活动的能力，由此造成一种将形，使得统治和压抑的条件可受制于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研究人员采取的中性的、“无价值观”的立场常常产生的结果是，研究的成果为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利益群体所霸占。与此相反，基本假设的放弃使得我们把知识看成是对付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是，虽然把理论视为进行中的谈话所发出的声音是颇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诠释－解释论的观点仍受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因为这样，一个关于组织研究的合适的观点必须考虑旨趣在进行中的组织意义的结构形成和社会／推论实践中的作用。

    解释的作用

    这一重新确定方向的主要后果是，需要对解释在组织意义的建构中的作用作更密切的审视。这里，我指的既是社会行为者对在他或她所介人的事件的解释活动，也指组织研究人员对这些事件的重新解释。但在这里，我想把重点主要放在后者。解释的行为根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处在如本书所确定的理论框架的背景中时更是如此。同汤普森和其他人一样，我要指出，在研究者－理论家方面的解释行为包括一种把话语和话语所维持的统治体系重新联结的努力。我很相信这一关系的存在；即是说，话语以某种方式组成一种框架，以对服务于某些利益而不是其他利益的事件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更有问题的是试图使话语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的做法。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其观点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媒介因素；即是说，意识形态对主体提出质询以至后者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现实，即构建的统治关系有利于某些利益群体。但是，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对话语作出合法的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它还不足以决定统治关系的存在并显示话语怎样通过使自己的解释作出相应的适应而服务于这些关系。相反地，我们必须显示构建的解释的有效性。正是这一有问题的解释行为，我打算在这结尾的一章中想展开一些讨论。

    詹姆逊（1981，17页）提出，解释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对一个文学文本、历史叙述等等的政治解释不是仅仅对其他分析做补充的残余问题。相反地，它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所绝对必须的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解释过程被从政治角度对待，是一个对话语在我们社会中构建统治体系的方式有直接意义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的目标不是提供对一个文本的绝对阅读，即对文本和文本意欲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明确的说明。其目标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解释过程本身，并显示某些居支配地位的阅读怎样融合到文本中去，这样，某一个世界观得以维持和再现。

    卡勒（Culler，1982）对解构过程的讨论集中在阅读行为本身，显示了该过程可以被吸收，从而与某一社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产生牵连关系。例如，他对“作为女人的阅读”（1982，43－64页）的分析试图揭示“男性”文学经常吸收女性的观点并吸引女性读者把自己的情感与反对男女平等的情感等同起来。因此，男女平等主义批评的主要作用并不单纯是从女性的角度解释世界，或是为支持男女平等观点的文本提供证明，而是抵制由男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观点在女性读者对文本进行“合法”的阅读时便会被暗中要求接受。因此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批评通过向读者提供一种不同的出发点而采纳了一种明确的政治观点：

    首先，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一般的情形，即把男性的批评观点假设为在性的问题上是中性的、而把女性的阅读视为一种特别辩解的例子和把文本形成为事先决定的模式的企图这一情形倒转了过来……对男性批评的批判越有说服力，它提供的广阔和全面的视野方面就更具男女平等主义思想倾向，并对男性批评的有局限且又有偏见的解释作出分析和定位。（Culler，1982，55－56页）

    这一在读者和对文本居支配地位的、公认的解释之间造成分离的抵制过程并不局限于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对任何语境中的话语的解构一定牵涉到消除以各种形式强加于文本的虚假的现实。在此语境中对话语活动的解构要求人们显示它怎样“消除自己所坚持的哲学，或是它所依赖的等级间的对立”（1982，86页）。第五章对IBM公司的故事的分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一故事对组织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询是依赖于它所建立的等级对立之上的：男人对女人，雇主对雇员，世俗的男性对天真的新娘，违规者对规则实施者，如此等等。这样的对立状况使听故事者倾向于把故事解释为公司的民主性质的表现，在这之中地位并没有对一个人应该作出合适的组织行为作出豁免。但是，一个对该故事持不同意见的、解构的阅读则显示，正是这些对立状态怎样毁灭了该故事表面宣扬的民主哲学思想。即是说，在故事的叙述结构中所体现的等级中的对立由于其所隐含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IBM公司中的价值观对读者／听众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意义仅仅在于其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组织等级的物质现实的超越。它试图通过为他或她解决对民主价值观（在民主社会中）的拥护和公司企业内在的结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吸引听众到居支配性阅读中去。

    解构揭示了这一模糊矛盾的现象，并且显示阅读行为怎样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话语试图描绘的连续不断的经验产生分裂。因此解构性质的解释使得阅读／倾听的行为政治化，因为它对解释过程提出疑问，并揭示了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引起经验封闭意识的可能程度。

    因此从解构的观点进行的解释对在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一直存在的（即便只是潜伏的）经验的分裂和中断做了探索。在一种意义上，解构承认所有社会行为者都有对被阅读的文本进行文本建构的能力。解释的政治化要求这一建构／重构行为对文本的经验中固有的分裂状况进行探索，从而在个人的经验和文本向个人呈现的经验（如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一例所示）之间重新组成辩证关系。我们再回到IBM的故事，人们可能会猜测，故事对听众的质询决不是完全的，在故事传递的组织经验和听众个人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然而是潜在的隔断状况。因此出现了一种对故事作为既成事实传达的意义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可能性。确实，故事可以被组织成员重新概括为对权利的维护的例子，以及使公司精英分子随心所欲的“神圣权利”的合法性丧失的努力。因此对故事的解构使得叙述结构中包含的解放的特征显现出来。

    因此对话语的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不是和可证实性（即解释客观上是否与真实的世界条件相符合）连在一起的。对解释的判断也不是以它是否反映一段话语所欲表达的内容“实质”的能力为依据的。相反地，解释的合法性是在于它产生了社会转变；换言之，社会行为者以某种方式通过对他们所处的文化进行解构而得以进行自我反思以及重新评价其生存条件。在组织环境中，组织实践的解构产生推论性的深刻洞察。这不仅包括如何对付组织中发生的紧急事态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