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同时指向对框定组织现实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深入观察。对这些结构的深入观察为替代的组织现实的生成提供了基础。因此解构的最终目的是实际运用（praxis）；即是说，理论上的洞察力以及由上述的洞察力所引发的实际行动的获得。
人们可以通过对参与性研究方法（见第六章）和组织符号体系间的关系的检验来把实际运用的发展融入一定的背景。参与性研究是以批判为方向的，因为它向组织成员提供了社会改造的实际手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改造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话语发挥功能的方式的理解和批判。换言之，如果意识形态显现于日常话语中，那么对该意识形态及其伴随的权力结构的批判和改造便要求对组织话语进行批判和改造。斯默西奇在下面这段话里描述了这类以批评为方向的研究的意向：
组织文化的解释论研究人员试图解开在一个情境中使用的意义的结构，并把该群体的现实形象综合起来，供群体成员进行考虑和反思。因此我把解释论研究理解为基本上是一种诊断性的研究，通过它研究人员向一个群体反射了使用中的意义体系的多面性形象。（1981，10－11页）
我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人员不是简单地把他或她对组织实践的解释“反射回去”。相反地，这是一个通过对被当然接受的意义体系的审视而鼓励批判和革新的过程。在某一意义上，其目标是使得原来对社会行为者熟悉的变得陌生——让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并使用这一陌生感作为批判和变革的刺激因素。
对组织叙述的分析可以被视为是将参与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组织中的可能使用的工具之一。讲故事是组织生活中一个很普遍的方面，通过提供使得组织实践活动有意义的适当的经验基础而使成员社会化。由于这一特点的普遍性，它成了一个使得组织成员进行反思、并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对推论活动的作用构成更明确的意识的有用工具。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迪兹（1982；Deetz和Kersten，1983）的对组织意义的结构形成进行审视的模型。我们记得他这样提出，批判－解释研究必须把理解、批判和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应用于组织的故事讲述后，当组织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组织现实是人的推理的产物，而不单单是超越其行动的客观的可触及的结构，理解便产生了。因此故事被认为不仅仅是具体的组织情境的信息载体，而且是以某种方式构建组织经验的符号手段。
批判随着这一认识而产生，即通过故事讲述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含价值观的行为活动，而是经常作为某些组织旨趣的再现和特权赋予而发挥功能的。例如，“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组织获得成功的故事可能被视为发挥了再现管理者的世界观的作用，在这之中成功被视为等同于在公司的阶梯中向上攀升、高工资、更大的影响，等等。与此同时，这样的故事却用来起模糊界线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公司等级的上层中很少有充分的代表性（“哈丽雅特·阿尔杰”式的故事是很少的）。因此这一类的故事起到的是突出某些组织旨趣同时却系统地排除其他群体旨趣的作用。
此外，教育牵涉到组织话语的丰富性。一旦组织批判形成以后（即对话语的压抑形式的承认），那么社会行为者可以以避开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中固有的推论封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叙述的语境中，教育的目标包括对组织话语的替代阅读方式的形成，重新框定认识和体验组织现实的方式。这些重新阅读方式的发展是有解放作用的（提供了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对组织中公认的权力关系提出了挑战。故事常常通过维系统治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为现在的统治关系服务。对这些故事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以及不同的故事的讲述）通过显示变革的可能性而对霸权提出了疑问。我们仍以组织中的妇女为例，有人可能会提出，解放的功能是通过提供对抵制男性对组织能力的定义的故事阅读达到，后者提供了对组织父权体系的叙述性的重新解释和非神秘化。因此，只有不仅对组织能力（攻击性、理性、强硬，等等）的狭隘的男性定义进行批判，而且对“什么是有能力的”作出重新定义的阅读才能够发挥解放的功能。
作为组织研究产物的新的阅读和新的故事的形成指出了如传统的社会科学定义的、所谓的“不含价值观”的研究的困难。研究人员与组织成员的积极合作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其预想的结果是社会改造。在迪兹的三阶段理论里，对组织叙述的分析完成了组织研究的伦理目标，其方式是扩大组织成员在组织的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和参与程度。但是，这样的参与只有通过权力关系的结构变革才能实现。推论上的变化可能提示了组织现实的替换形式，但是结构的变化只有在语言和统治间的联系明确揭示后才会出现（Thompson，1984b）。组织成员需要对组织实践的推论表现的背后进行探索以检查引起那些实践活动的权力关系。话语分析和参与性研究通过向社会行为者提供为加快社会改造所必需的分析和实践工具而完成这一目标。
在这一框架内的研究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进行。在进入一个组织时，研究人员对来自组织各个层次的有相当代表性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面谈。这类面谈可以提供以下信息，如对于组织思想的看法，发现的问题领域，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短期和长期的组织目标，等等。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显示人们用来概括组织特点的故事，并允许研究人员对在组织结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体系作出解释。
研究过程的第二步包括研究人员回到组织成员中，向他们报告自己所构建的解释。正是在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之间的辩证关系出现了。从根本上说，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提出一个社会行为者理解自己的组织的可信的解释。社会行为者反过来则对研究人员提出的假设提出挑战；通过来回质疑的过程，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都就自己对组织的结构形成的认识作出批评性的评估。
对研究人员对事件的认识建立的反映可能有多种，包括通过自我反思的思考认为他或她只不过讲出了很明白的事实，到认为研究人员把一切“都搞错了”的认识（Smircich，1981）。对认为只说出了明显事实的评论的回答包括重新作出一个令组织成员觉得更为生僻的解释；这可能对原先显得颇为“显然”的活动提供深刻的见解。同样地，研究人员可能对声称他或她错了的说法作出这样的回答，对数据进行检查，根据组织成员对活动的相反解释重新评价原来的解释。研究人员也可能要求组织成员暂停作出判断，建议在研究的后阶段对其发现再作评估。但是，这一辩证过程的结果之一是，组织成员对话语的构成性权力变得高度敏感，并且认识到组织语言产生和再现组织现实的功能作用的范围。
在第三步，组织成员作出自己的推论分析。这样由研究人员构建的组织现实受到他们自己得出的、同样很有道理的组织观点的挑战。这一做法使得组织成员和研究人员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避免了当研究人员对普通行为者的认识采取高人一等的态度时常常出现的问题。因此组织成员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了自己参与的研究的主体。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可能会形成一种双方单独都不可能提出的关于组织现实的观点。
我对上面介绍的研究方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并不抱幻想。但是，对以关系到权力和统治等问题的假设为基础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提出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研究人员有责任排除推论的封闭状况，并提供使不受约束的话语得以出现的条件。如果研究人员坚持以不带感**彩的、从远处观察为基础的观点，那就很难说出上述做法怎样实现。参与性研究之所以具有解放的可能，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填补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的社会行为者之间的鸿沟。这是合乎伦理道德的，因为它力图揭示话语和解释过程的根本的政治性质，从而使得社会行为者在进行组织评估和变革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我所提出的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组织并不是稳定的、充分结合的结构。相反地，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组织文化理论的提倡者通过不加批判地采用“文化”作为组织研究的新代名词而帮助了这一过程。把“意识形成”作为组织形成的主导模式接受把文化具体化为一个组织的已知事实。对社会行为者作出主体间有意义的行为的方式进行检验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此必须由对歪曲该过程的因素的概念化来以资证明。文化产生共享的价值观和社区意识，但也产生压抑和异化。对前者已有很多著述探讨，后者却相反，本书研究的方向即在这一领域。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对由人际传播所揭示的统治结构进行解构。这一研究是以概念探讨为主的，没有应用于对实际具体的统治条件的分析。因此这一项目的下一步必须包括对这里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检验。这最后一章对此项目指出了大致的发展方向，当然考虑到此研究受情境制约的性质，这些方向必然是较为一般的。
最后，这一研究的合理性在于传播伦理的实际体现，这包括对无强制性的话语这一难以实现的理想的不懈追求。社区生活的质量是以这一道德规则的实践而定的。或许比上述一切更重要的是，传播理论的学者有责任保证公开“继续进行这一谈话”的条件不受到侵蚀。著者在写作本书时是把这一伦理准则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