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持解释论观点的组织理论家和研究人员一直把组织的符号体系视为他们分析问题的焦点。与功能主义学派不同的是，解释论者由于倾向于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待组织传播，因而把重点放在对符号结构在组织成员**享的意义体系中的作用的解释上。组织话语已被认为是组织现实随着时间而出现的过程中所固有的；符号结构不仅在组织成员中传布信仰、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本身也被视为是这些信仰、准则和价值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这么说，传播过程和组织形成过程是同一回事。

    组织符号体系的观点抛弃了实证论者的语言观，这一语言观用表述的观点看待话语，即把话语看做只是对已经存在的、基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重现。另一方面，在解释论者看来，语言则成为社会现实得以产生、维持和再现的主要媒介。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现象学及诠释学领域的研究（Berger和Luckmann，1971；Deetz，1973；Gadamer，1975；Merleau－Ponty，1962）。例如，伽达默尔（1975，345页）把语言看做体验获取的首要媒介，他认为语言和理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这样一种概念，即，体验只有在它诉诸于对话形式时才趋于完成。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并非是对已经历的、被理解的现实的解释；相反，语言是理解的组成部分。

    伽达默尔证明了理解的语言性质，而伯杰（Berger）和勒克曼（Luckmann，1971）则在继舒茨（1967）之后强调语言为语言社区创造共享的和客观化的知识的方式：

    语言使……共享的体验客观化，并使这些经验在操该语言的社区内流传开来，由此而成为集体共有的知识的基础和工具。此外，语言提供了使新的体验客观化的手段，使后者能够汇入已经存在的知识库中去，正是通过这一重要手段，已客观化的“沉积物”才得以按照沉积的传统被传送下去。

    这一语言概念把语言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它为从文化视角审视组织的研究者们所采用。确实，埃弗雷德（Evered）在下面的这段话中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

    组织并不拥有客观现实（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而是由其成员在日常的互相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现创造出来的，即通过成员说话、进行话语交流、共享意义的方式而创造出来的。

    组织现实通过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体现并不断再现的概念是我在这一章中拟加以扩展的主题。但是，我要明确指出，这一组织中的意义符号形成并不仅仅是主观的或概念化的，而是组织成员间出现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活动中接触到的符号文本。西蒙的关于棒球裁判的故事很好的重申了这一论题（引自Weick

    1979，1页）：

    故事是这样的，三个裁判对判坏球和好球的说法持不同意见，第一个裁判说：“他们是怎样，我就怎样判。”第二个裁判说；“我根据我看到的来判断。”第三个、也是最聪明的裁判说：“在我作出判断之前，他们什么都不算。”

    韦克（1979，5页）正确地指出第三个裁判的断言概括说明了人们在形成他们所处的组织环境时所起的主要作用的方式。但这一问题实际上比裁判的判断要深刻的多，从根本上说（atbase，有双关意义）是一个语言符号问题。第三个裁判是最聪明的，不仅因为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的本质，而且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现实本质上就是语言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存在的——只有当他们被社会行为者所质询（对话）时才最终成为有意义的人类事件。因此，当裁判在判“好球”时，他并不仅仅是把已界定的事件贴上标签；他是在确认（使之成为真实）固定在棒球文化中的整个制度化的意义体系。裁判的判定是一个语言行为，他把“好球”的概念与更广泛的意义体系相连接，在这一意义体系中，投球，甚至整个棒球比赛都包含在内。

    组织中的话语的本质也同样如此。正如迪兹（1987，135页）所说，“组织中的概念的区别是深入到说话和书写的体系之中的。因此，说话和书写是具有认识性质的。它们使得对一个人的每篇报道的知觉成为可能”。由此可见，组织可以被看做是由存在于更大的语言社区中的互相连接的语言社区体系组成的。组织成员同时在文化、社会或组织层次等社区中同时并频繁地发挥作用。在各种情况下，社会行为者理解世界时所用的解释框架都被以不同方式界定。各个语言社区都以不同方式利用更广泛的文化中的自然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理解。

    例如，在组织中，仅仅指出某一特定的组织所运用的词汇比范围更大的社区所用的还要专门化是不够的。实际上，某一组织群体的话语（书面或口头的）是一个媒介，通过它，组织成员的行为为他们自己、也为别人而被框定为独特的“组织”行为。因此，组织语言在认识上使得组织实践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条件得以形成。组织成员继而通过构建他们的话语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现实意识。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研究组织话语塑造现实的方式。我打算采用上面介绍的观点。但是要取得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因为，尽管诠释学传统在突出我们的社会历史世界的符号构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它还是忽略了“把社会历史世界看做又一个强权领域，一个‘意义’在其中不过是用作掩饰压抑的面具的、充满冲突和高压的王国的方式”（Thompson，1984b，10页）。因此，我们要指出，话语是组织中统治权力的旨趣的产物（及其再现）；它是使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本身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手段（Deetz和Mumby，1985；Mumby，1987）。组织的话语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起作用，它通过表达出对组织现实的某些知觉并使其具体化而取代了其他可能的认识组织的方式。这或许部分地是因为组织成员既是自然语言的使用者又是组织话语的合格使用者。但是后者常常由于其地位和片面性而不鼓励批判思想。换言之，组织经常有选择地占用自然语言以突出能最好地服务于某一既得利益的组织现实。因此，当佩特曼（Pateman，1980）说到“不真实的话语”时，他是指语言经常被构造成剥夺了许多人发言权的方式，使他们无法积极参与政治话语。诸如“民主”、“无政府状态”、“社会”等词语被剥去了其概念内容，成为纯粹的指称性表述而存在于批判的反思之外。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术语在政治上的运用被排除在效度测试之外，因而受到系统的歪曲。”

    在前两章中，我试图建立一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探讨意义形成得以永久存在下去、并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某些组织群体利益的方式。本章将提出组织符号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组织符号体系怎样被作为受到系统歪曲的“不真实的话语”而得到表达的。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如故事、神话、隐喻、仪式等——和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显示，从而使行为在日常的组织形成过程中被固定下来。符号形式能够以具体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从而产生并再现个人和集体的组织意识。话语由此而对社会行为者进行定位，使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定位不仅仅包括对各种信仰和态度的持有，它还包括构成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体的存在。

    继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1979，1981，1984）、汤普森（Thompson，1983a，b，1984a，b）和哈贝马斯（1975，19791984）之后，我也把传播视为一个主要的媒介，统治关系通过它而得以形成和再现。语言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受到系统的歪曲。（Habermas，1975，1979）在组织中，这一对传播的系统歪曲包括牺牲其他组织现实形式而使某一组织现实合法化并使之得以维持。正如汤普森（1984，132页）所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使一个意义粘附的能力”。为了使某一特别的意义体系“具有粘附力”，某一组织群体（或群体的联合体）必须做到不仅仅控制一个组织的物质和经济资源。或许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控制组织内的表义系统，即意义变得“附属”于组织实践的过程。

    把组织传播作为意识形态进行考察，这为理解符号结构以非任意的方式来形成组织现实提供了视野。当一个结构有序、紧密联系、为人接受的组织现实的观点得到表达，而与之对立的观点被系统地排除在外时，居支配地位的权力旨趣就发挥了作用。由于矛盾的和对抗的声音在意识形态上被掩饰了起来，因而组织现实似乎往往是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关于现实的观点不能得到表达，而是处于对立面的群体通常很少有能力使意义“具有粘附力”。正是通过结构形成过程，话语才成为组织现实的构成要素，此外，由于管理旨趣通常控制着结构形成过程，它们也由此而控制了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有意义的组织实践。

    至今为止，只有少数组织理论学家开始研究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组织中的关系。例如，马丁和鲍尔斯（Martin和Pow－ers，1983，97页）承认“组织故事使得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合法化”，但他们把这一合法化过程描述为故事向组织成员散布信息的方式。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这种组织符号体系／传播的概念还未把重点放在组织传播的构成权力上。马丁和鲍尔斯对语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表述性的，因而忽视了组织语言构成组织意识的重要程度。

    然而其他理论家已开始认识到研究组织符号体系和基于权力的社会现实的形式的形成之间内在联系的必要性。例如，康拉德（1983）展示了组织冲突可以怎样通过深层结构权力和表层结构符号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分析。仪式、典礼和隐喻等符号既表明又体现了基本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而后者则是“前意识的，对在一个特定组织中何为恰当、何为不恰当行为的根深蒂固的假设”。（Conrad，1983，186页）尽管康拉德提出了这一重要联系，但对于诸如神话、隐喻等符号帮助在组织中不断建立和重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方式，他却未提供任何解释。

    而罗森（Rosen，1985）却在一篇颇为精彩的文章中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在阐释某个具体的组织仪式——公司年度早餐会起到重申基础的和非对称的组织权力关系作用的方式时采用“社会戏剧”为分析单位。他能够证明具体的符号和修辞技巧被熟练地操纵以再现现存的社会秩序。

    尽管矛盾的表现形式——即通过意见分歧和斗争而构成冲突——在官场上并不鲜见，但是形式上固有的权力秩序的再现却是首要的。这主要是通过对符号秩序的操纵来完成的，把足以大体再现现有秩序的意义重新灌输到官僚意识中去。在经济领域，这是一种非对称的社会群体的控制和统治。（Rosen，1985，32页）

    罗森的分析的力量在于，他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在交感的情形下产生的意义的构形，而至少部分是由能够使某些意义“忠实”于组织实践和过程的既得利益所形成的。因此，罗森把文化看做是“通过符号得到传播的，每个符号模糊地代表多重意义。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一个符号体系能够保持秩序的门面，即对理性过程的知觉”（1985，32－33页）。模糊性是权力体系符号构造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正是通过这种模糊性，统治旨趣才能从策略上操纵意义体系建立的方式（Eisenberg，1984）。

    这一点与汤普森（1984b）在他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的观点相似。他指出，要将话语解释为意识形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展现话语参照尺度的意义，这样就指明了多重指称对象并展示了它们的相互牵连怎样起到维持统治关系的作用的”（1984，138页）。汤普森对利科（Ricoeur）的“分裂的参照物”的概念作了修改以显示话语能怎样明确地指称一事物而同时又含蓄地指称另一事物的。可以认为，多重参照物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系统，其中被接受的解释变得“唾手可得”。实际上，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参照体系的“合法”解释通常是由居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所提供的。

    或许举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我们记得第一章中叙述的组织中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记述了宝洁公司的经理信誉迅速上升和财富急剧增长的神话。该故事明确叙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对诸事件带有历史性质的叙述。该故事隐含着好几个参照点。例如，一个突出的主题是“一个取得成功的普通人”。即是说，故事不仅详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还暗示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都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在本质上，这个故事体现了美国新教徒式的工作理念，即成功纯粹是建立在个人努力工作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之上的。因此，杜普雷被挑选出来作为美国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优越和积极的方面的化身，它允许那些有智慧和才华的人升至佼佼者的地位。

    但是这个故事在意识形态上是怎样进行运作的，即它是怎样再现维护非对称的统治关系的呢？我认为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故事在结构和内容上很相似）通过表达一种居支配地位的公司旨趣的世界观，而同时却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来行使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例如，杜普雷的故事含蓄地把资本主义企业美化为能够最有效地支持个人主动性和个人成功的制度。但在每个杜普雷背后，都有无数人在为一个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制度而作出牺牲。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管理层的观点，因为它表达的是管理阶级所持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定义，其中隐藏在后的是一种很多人被系统地拒绝接近资本主义企业所提供的种种机会的看法。因此，这个故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既维护了管理旨趣而同时把其他组织成员集合到这个意义体系的具体的组织现实。统治的经济关系在符号体系中因而得以维持。

    以上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任何一个故事的意义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全面彻底的），而是以此分析来表明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显现在日常生活的概念和表达中的方式”进行审视的重要性（Thompson，1983b，212页）。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与对话语在社会公共机构中显现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相分离。当话语经约定形成后，它就被注入了权力的种种形式；正是这种权力的注入维系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统治关系。

    本章其余部分将研究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包括对语言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研究，而是要求作出对意义可被用来产生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社会现实的方式的研究。语言的表述观未能作出这一重大的批判性转折，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显示语言与某些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一立场否定了语言会唤起特定的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的可能性。语言不仅提供信息，它还为意义环境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尽管语言的指称功能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有力的语言和意义的理论必须明确考虑语言、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语言既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

    组织文化的文献已清楚地显示，组织符号体系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故事、神话、隐喻、仪式、标志语，等等。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但是我对组织叙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感兴趣（Mumby，1987）。叙述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故事叙述对我们的文化有普遍的、持续的影响，还因为叙述是散布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特别有力的工具。正如汤普森（1984，11页）所述：

    意识形态，就其试图通过把统治关系宣称为“合法的”来维护这种关系这一方面而言时，往往采用叙述的形式。故事的讲述为权力掌权者对权力的运用辩护，将这些个体置于既简要概括了过去又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一组故事中。

    下一节将直接考察叙述作为组织符号形式所起的作用。组织故事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此，我们将从研究和评判故事叙述的主导理论入手，然后提出建立在上述语言与意识形态理论之上的另一种观点。

    组织叙述的意识形态功能

    通过采用基本上是管理阶层的立场，威尔金斯（Wilkins，1983b）把组织故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这些故事是参与者共享的价值观、关系到怎样行事的社会传统惯例，以及顺从或偏常行为的后果的重要显示……”（82页）在这样的情境中，故事被看做对劳资双方都同样重要的信息来源，它向前者显示了怎样成功地参与组织生活，又向后者提供了组织气候的重要指示。故事作为组织成员的“感知捷径”，使得他们把隐含指导组织行为的规章体系迅速内在化；故事起到了例示和简化组织默示的价值体系的作用。

    因此，组织理论家传统上已把组织故事的作用强调为基本行为准则的明确表述。这样，故事在其组织功能方面反复得到引申，如：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Dandridge等，1980），以及对回忆的推动、信念的导引和对承诺的鼓励等（Martin等，1983；Martin和Powers，1983；Wilkins，1983b）。例如，对组织的重要信息的回忆以故事的形式而不是以一组统计数字的形式向组织成员叙述时，这样的回忆将更为全面。故事被认为是更为显然的信息来源，因此也被认为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能起到更加行之有效的作用。

    对组织叙述的这一视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故事的讲述不仅仅充当了完成几个不同的组织功能的信息来源。一般来说是话语，特别是故事叙述，提供了理解的媒介，这一媒介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构成（constitu－tive）的作用。第二，故事一般被看做是丰富组织的形式，它使组织成员变得能够充分适应并融入复杂的组织意义结构中。在这一语境中，故事被视为“不确定性递减机制”，它使组织成员更容易理解原先是模糊的行为模式并提供一种组织文化的集体意识（Kreps，1986；Weick，1979）。在具有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意识时，组织被认为发挥最佳功能，而故事则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斯默西奇（1983a）在下面这段话里对此观点作了具体介绍：

    这一组变化中的意义赋予一个群体自己的精神气质或区别性特征，它通过信仰（意识形态）、活动（规范和仪式）。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得到表达，通过这一切组织成员形成并维系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

    我认为这仅仅是组织符号体系所起的一部分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在文化变形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变形是指一个组织的文化受到系统歪曲以使符号实践保持和再现某些依从和支配关系。组织成员不加批判地接受居支配地位的旨趣所表达的理解和意义形成过程。文化变形的概念概括了意识形态与组织符号体系的关系：组织符号不仅形成了一个已经修改的现实，它们还能使组织中现存的政治环境具体化和“自然化”，同时推动有利于统治旨趣的社会现实的发展而限制其他的意义体系的概念。符号结构，诸如叙事等，可以通过对主体的质询并赋予他们参与组织生活中某些活动的资格来为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这种参与性活动可能包括对只服务于人数很少的组织成员——那些身居权位者——的旨趣的接受和承诺。

    关于符号作用能够产生文化变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于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记事》上。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秘书抱怨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严格区别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的一种等级制度上的：

    任何等级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那些高高在上者的举动在显示着下层人似乎为“非人”。在高等院校，人们不认为秘书们会与教员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性。例如，我的办公桌曾有一度置于通向教员办公室的门厅里。教员们通常在我能听到的地方谈论学生的表现和素质等具体情况，或是他们对同事的看法。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交谈，或许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件家具。不管怎样，我被视为“非人”，被迫装聋作哑以保护他们言论的轻率。（Gillett，1987）

    这个例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组织中的特定的利益群体——全体秘书职员，以与之不说话的方式而受到质询（说话）。他们对组织主观性的理解是通过他们被系统地拒绝参与组织的某些层次的符号文化而得以形成和再现的。在这一语境中，组织话语的结构和模式通过以符号来构成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组织实践来重申和再现现有的支配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话语的模仿不仅仅反映了已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结构，而是被用来不断地产生和再现这一结构。这样，组织的话语既是组织结构的媒介又是其产物。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才需要研究组织叙述的作用。例如，赖利（Riley，1983）通过分析丹德里奇等人就吉登斯的建构理论进行的分类来研究组织故事的政治功能。符号体系被认为既是个体用来从事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的规则和资源的产物，也是这些规则和资源藉以被再现的媒介。因此，组织符号体系被视为是组织结构的具体化，同时又是其再现和转换的工具。为了解释吉登斯（1979）的理论，对组织叙述的分析要求明确表义和合理性联系在一起以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方式。叙述优于其他符号结构，它能够提供表义与合理性之间的决定性的联系。这是叙述结构（及其与意识形态和统治之间的关系）的特质。下面将研究这一特质。

    ◆叙述的政治学

    在传统上，故事讲述被看做是一种无政治意义的活动，除非所讲的故事在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有不少理论家认为，故事不能被看做是独立于它们在其中得到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和统治关系之外的叙述手段（Culler，1982；Jameson，1981；Mumby，1987；Nakagawa，1983，1987）。故事由这些关系而产生并再现这些关系，它有助于将主体定位于存在的物质环境的历史和制度情境中。对组织故事的着重于其意识形态功能的解释必须明确揭示这一定位过程。

    这就是被称之为解构的任务；即试图提供对揭示其“遏制策略”的叙述的政治解读（Jameson，1981，53页）。解构研究诸如叙述等的话语形式产生意识形态封闭的方式；话语是就其与统治制度的关系而进行研究的。詹姆逊（Jameson）的“遏制策略”指叙述把一种封闭意识施加给它们所建立的现实上，突出对世界的某些体验而隐匿其他的体验的过程。叙述能够把“确定性”意识加之于社会行为者的世界，同时遮蔽现实由多种因素确定的方式；即由对社会现实构造的框定方式施加物质限制的基本权力关系所构建。

    例如，假如我们回到上述的秘书感到被排除于她所工作的学院体系之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她所经历的现实并不仅仅是她所工作的符号环境的产物，而巨还是她居于其中的结构和经济体系的产物。首先，秘书通常工作的环境是：人人都可以来到他们所在的空间；她们大多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有，人们也以为可以随意进出。这一点就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来说并非无足轻重，因为这在结构上把秘书置于某种与其他阶层的办公人员的关系中。秘书所在的这一符号环境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这一结构形成过程。各个群体都有权接近秘书，而她（很少有男子担任秘书工作）对其他群体的接近权利却受到限制。这样，发生在她周围的话语由她的工作环境结构的各种因素确定。其次，这位秘书的符号环境部分地成为她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产物。大多数秘书可以被归入“粉领”工人，即受雇于办公室和服务岗位上的低薪女性。这种岗位或许不会受到大学教师任何有意识的轻视（这些大学教师绝大多数是男性，尽管有鼓励妇女从教的计划）。但教授与秘书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等级如此悬殊，以至于某种推论行为不可避免地加强并再现了这种地位的差异。高等院校把从事秘书工作的人的价值（包括经济的和社会方面的）定义为低于他们的学者同事的价值，而且，这一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地在推论层次上得以再现。吉勒特（Gillett，1987）又一次为这一推论结构形成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去年冬天，大学校长无意中提供了关于教职员地位（差异）的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一场极其强烈的暴风雨期间，他宣布学生和教员不必一定要到校而其他职员则应像往常一样报到。他的声音一整天都在广播中回响，实质上是在说，教员与我们不同，他们实在太有价值了，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为了显示他们的上层地位，教员们在工作中展示了他们孩童般天真的官僚主义。“根据这份表格给我订购一下”，他们中的一个会这样对我说，“你比我更了解采购制度。”或“填好这份旅游申请，我要在上面签字。”对大学的行政管理结构，尤其是人事政策的无知是很多大学教师的不幸特点之一。他们指望一位秘书，后者或许是办事员或打字员，能起到行政助理或旅行社代理的作用，但他们绝少去提高她们的地位以与其承担的责任相称。

    一旦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以某一特定方式建立，推论实践就能够不断地再现这种结构。在上述例子中，话语既由存在的物质环境多种因素决定，又再现了这些物质环境，在此例中则是指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组织结构等。

    通过一种结合与删略的过程，妇女在组织中的受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再现得以实现。组织中的妇女以下述方式受到质询，此种方式对妇女身份进行识别的同时又隐去其身份。因此，她们被识别为秘书、办事员、家庭主妇、**对象等，而同时使她们作为决策者、理性思想家、经理等的角色视而不见。如迈斯纳（Meissner，1986，53页）所指出的，正是这种不断的忽略再现了组织中男子对妇女的支配，至少可见性是具备影响力的条件。从实际意义上说，妇女在组织中所有的主要的可见性形式是**对象，而妇女的能力问题则退居次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支配关系中的显然的裂痕和反常现象通过重新解释和重新并入支配的意义体系而不断地得到修复。例如，芬达（Finder，1987）叙述了他曾怎样在一家大银行做秘书以便获得稳定的收入来维持他当作家的生活。他的故事清楚地记录了其同事怎样难以接受他“只是个秘书”这一现实：

    一位经理从另一层楼来到我的桌旁说：“这儿的姑娘请假了？”他以为我是个临时来顶替秘书工作的实习经理。我告诉他：“不，我是新来的秘书。”但他只是笑笑，以为我一定是在开玩笑。

    同一楼层的另几位秘书显然也持不相信的态度。一天，在工间休息时，一位年纪较大些的妇女问我：“你做什么工作？”“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个秘书。”她笑了，“你是学生吗？”“不，实际上我已毕业了。”

    “哦，”她说，“这活儿对你来说太枯燥了。”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亲爱的，我没办法才做这工作。而你就不一定了。你将进入管理层。男人可不是当秘书的。”

    这个故事是即使在面临对已被公众接受的社会现实结构的明显挑战的情况下，支配的意识形态形成和再现的极好的例子。在此例中，当权者（经理）和那些相对无权势者（其他秘书）都在竭力使异常行为适应于支配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对经理来说最理想的是拒绝承认男性秘书的合法性，因为男性秘书的出现削弱了男性对公司世界的支配地位，而事实上，其他秘书也有类似的反应，这表明了从属群体接受和积极支持统治的权力结构的程度。可以想象，在芬达离开银行很久以后，“男秘书”的故事仍在这一组织中被一再得到转述，这起到了不断地重申和再现在公司的坏境中维护男女差别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和物质结构的作用。

    因此，叙述并非产生于一个社会经济的真空里，而是由一个社会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的物质条件所形成并再现着这一物质条件。叙述通过明确表达一个自身内部连贯的意义和他所描绘的世界来帮助再现这些物质条件。故事对事件进行排序和强调以突出对世界的某一种解释。这些故事把序列强加于现实之上，从而模糊了这一现实为主要的群体利益所驱动的程度。因此，正是出于由男性支配的管理精英的既得利益使得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把“男秘书”的概念排除在可接受的“现实”之外。现状由此而得以维持。

    因此，对叙述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解构分析就是对叙述经常表现出的知觉封闭提出挑战；此任务是为了显示叙述和经验的政治学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分析的目标不是为了突出一组不同的旨趣，而是“把生**验从统治体系和形式中逐渐解放出来”（Deetz，1984，62页）。解构提供了对叙述的明确的政治解读，这一解读试图克服一种天真的看法，即认为故事是政治上中立的、并独立于它在其中得以阐明的社会经济结构。据此，对解构的调查点并不仅限于作为人工制造物的叙述－文本，还包括“我们藉以尝试对抗它和占用它时所用的解释”（Jame-son，1981，9－10页）。由此，任何叙述总是事先得到解释，因为它处于某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且容易受到构成该结构的既得利益的占用。正如汤普森（1984b，133页）所述，“对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对一个解释形成一个解释，对一个预先已作出过解释的领域进行再解释”。

    叙述结构与解释过程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意义正是出现于两者的交界处。故事对读者－听者进行质询，提出叙述和主体所经历的世界之间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并不完美，否则被质询的主体会完全服从于由叙述所构建的意义。正如中川（1983）指出的，故事与读者－听者间的差距变成突出的（显现的）和被隐匿的（缺席的）事件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差异正是对叙述的政治解读所要利用的，它寻求在已被突出的（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与读者-听者的解释之间造成一种鲜明的分离。例如，吉勒特记述她作为秘书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声明她能够重新诠释她所陷入的话语的结构。她能够认识到话语是什么，即话语不仅仅是一组政治上中立的推论实践，而且是一种表义系统，它使得某些意义形成和旨趣凌驾于其他之上。

    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只是再现其所处的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尽管在意识形态之外没有推论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所有实践都包含在意识形态中或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所有的实践就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了”（Hall，1985，103页）。话语还具有潜在的转换性和构造性，这是因为它能够在它的解释和人们体验的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裂痕。由此，话语可以同时起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形式的功能和作为一种赋予能力的手段，一种作为社会行为者藉以改变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解构的认识的工具的功能。

    主体对叙述的意义的解释和占用这一过程可以与实际的叙述结构紧密连结。怀特（White，1980，10页）竟然宣称，我们已建立了“现实的概念，其中‘真实的’被等同于‘实在的’，因为这个概念可被显示出具有叙述的特点”。怀特认为，故事对表述现实的声言是与叙述结构的这一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即它能显示连贯性、充实性和“事实是、而且只能是想象的”封闭意识（1980，

    27页）。叙述本着寻求将它所来自的社会体系的权威进行合法化的一种特别的道德来与我们说话。

    这样，叙述凭借它所结合的道德规则这一点可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话语。通过其自身的结构，诸多故事把我们引入关于世界本质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上，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开端、中间和结尾（即情节），从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和得到充分表达的现实。怀特用以下方式陈述了这个论题：

    历史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假定为“完美的”，一个被处置的，完结的，而又尚未解散，尚未土崩瓦解的世界。……就历史故事可以被完成，被给予叙述封闭，被显示始终有一个情节来说，它们给予了现实以理想的意味……我认为，历史故事中对封闭的要求其实是对道德意义的要求，是连续的真实事件从其重要性上被评价为一部道德剧的要素的要求。（1980，24页）

    尽管怀特关注叙述在对现实的历史表述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观点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