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力的人施加影响。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当某人出现时要求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行为以承认他的存在。这种“控制的辩证关系”承认行为主体和权力之间存在双向的关系，以及权力关系是结构形成过程的发展的产物。
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某些群体的意义环境，同时掩盖了这一意义系统的统治本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体系产生和复制的。在多数组织中，含义体系表现为故事、笑话、礼仪、备忘录、会议等形式。所有这些组织实践都是再现或重组组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的符号形式。吉登斯写道：
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1979，188页）……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的最基本的结构要素。（1979，
191－192页）
这一立场同语言的表述理论大相径庭。区别在于组织符号被看做仅仅是已经建立的权力关系的表现。与之相反，吉登斯明确地将符号体系同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权力不应被看做某一组织结构静止的、固定的属性；相反，它来自于各种局部利益在组织的含义体系中的共同选择，这种局部利益用符号构建了有利于它们的组织现实。二重性再次发挥作用：统治利益最善于调动有利于它们的符号结构，而这些符号体系反过来又产生和再现某些利益群体的统治地位。
既然意识形态和权力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再现的，那么组织成员的意识，或主观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的推论社会化程度。在此背景下，吉登斯对“实践意识”和“推论意识”加以区别。两者的前提条件都是“社会行为者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所处的社会再现的条件”（1982，29页）。实践意识是指社会行为者在参与有意义的组织活动时获取的理所当然的认识；推论意识是指社会行为者对具体行为进行解释的能力；就是说，阐述他们对于社会结构怎样及为什么按它们的方式运作的理解。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中对他／她的行为的描述决不是他／她了解的全部内容。推论意识永远无法穷尽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关系（1982，31页）。
实践意识和推论意识的差异直接对意识形态和组织文化的关系产生影响。实践意识代表的是人类主观性的一种形式，其中的社会行为者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意识形态对文化形成所起作用的程度。由于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于组织中权力旨趣的形成对构建组织现实的作用几乎很少有反映。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解放的、由知识构成的旨趣几乎毫无阻碍。另一方面，推论意识反映了一种主观性形式，其中包含了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关系的更广泛的了解。它承认组织意义体系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既得利益者像他们再现这些利益一样通过框定“现实”而产生的。因此有人会对某一特定的组织现实的定义提出质疑，认为社会行为者对于调解组织实践和组织权力的理性模式具有推论式的洞察力。
当然，实践意识和推论意识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处于同一连续体的两端。就是说，每一社会现象都隐含着对框定我们的理解和行为的被想当然接受的认识的反映。社会行为者不同程度地拥有实践意识和推论意识。社会行为者解构话语（然后是意义）的程度就是他／她对文化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认可程度。阿尔都塞和霍尔都认为当个人对将他／她作为意识主体表示“拥护”或提出质疑的含义体系的过程有所了解时，他／她就有了推论意识。
霍尔（1985）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既反映了通过话语对主观性提出意识形态的质疑，也反映了该话语同时表达的对含义体系的推论洞察。他提供了一个对包含着由“黑人”这一词语引发的身份、地点、种族及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复杂结构的“解读”（1985，108页）霍尔相当有力地论述了围绕“黑人”这一词语及其诸多变体的含义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在构成他自己的主观性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篇学识极为渊博的阅读材料，我们不惜笔墨在此大篇摘录：
在我定居英国的30年中，在不同时期曾分别被人“尊称”或“鄙视”为“有色人种”、“西印度人”、“黑鬼”、“黑人”、“移民”等。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街上，有时发生在拐角处，有时带着辱骂，有时抱着友善态度，有时则反映了模糊不定的态度。（我的一个黑人朋友被他所属的政治组织指斥为有“种族主义”思想。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是学生，居住在白人生活区。为了羞辱白人邻居，他会在夜深人静时骑车到我的窗下，站在马路中间高声叫喊“黑鬼！”以引起我的注意！）所有这些称呼都把我“定位”在一种意义链条上。这种意义链条是通过肤色、人种、种族确定人的身份。……作为活生生的个人，我是否确实该受到这样的质疑？其中有哪一项称呼能把我完全包括吗？事实上，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称呼，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称呼在不同时期都分别适用于我，而且直至今日其中某些称呼仍然适用。但不存在一个本质的、单一的“我”——我只是成了支离破碎的充满矛盾的主体……在许多场合中我常常被另一个不存在的、无法言明的词语所代表，这是一个根本不存
在的、“美国式”的、甚至被大写的字母“N”辱没了尊严的词语。而这无声的表达正是所有这些称呼中最有力的。褒义词能够表明含义是因为它们相对于那些不存在的、未作标记的、无法言明的、无法说出口的词语所处的地位，意义在存在和不存在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具有相对的含义。“城堡”（Fort，da）。（1985，108－109页）
霍尔的分析直接涉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关系中的中心问题；即某一“意识形态链”是如何作用以构成“语义域”或社会行为者所处的文化意义体系？根据霍尔的观点，当试图改变或重新阐述同某一具体话语有关的意义体系时，具体的“意识形态链”（如“黑人”及其变体）将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一个竞技场。（1985，112页）因此，民权运动使“黑人’一词从具有贬义色彩转变为具有积极的社会身份的词。因此，“黑人”这个词在意识形态上只是同围绕意义链的竞争以及涉及竞争的其他社会力量有关”（1985，113页）。
同样地，意识形态存在于吉登斯提出的控制的辩证关系中，后者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具体化了。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再现生产关系；而是为这种再现提供了竞争的场所。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设定了一定的范围，使被统治的社会能在其中轻易地、顺利地、有效地再现自身”（Hall
1985，113页）。对意义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决于明确表达话语和意义之间的特别关系的能力；换言之，要使人的主观性同对这种主观性提出质疑的话语之间产生“吻合”。然而，正如霍尔和吉登斯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吻合始终是不完善的，总会引发出重新阐述社会群体认识它在文化意义体系中的“吻合”方式的斗争。这样，在意识形态意义体系中就会产生裂痕，从而改变某一话语主体同它所代表的语义域之间的关系。
仔细阐述各种意义形成的各种表达之间的斗争的方法之一是更细致的分析意识形态在突出某些解释而冷落其他解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各种方法解释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功能（Ther－born，1980）。我之所以选择吉登斯（1979）的公式是因为我认为它最适合于分析对意识形态中主观性的阐述。
吉登斯（1979，193－196页）归纳了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功能：（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对其进行演变；（3）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合法化。第一项功能涉及意识形态为具体群体的特定旨趣下定义的过程，它把这些旨趣看做具有普遍的意义。葛兰西（Gramsci，1971）的霸权观念或许最好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霸权常常被曲解为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组合）对其他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事实上，霸权是指“某一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能力”（Mouffe，1979,183页）。由此看来，霸权是领导而非支配或控制。它是“通过把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立场联系起来对公众意识或常识进行殖民化”而实现的（Grossberg，1984，412页）。因此，“认识和道德改革”产生了“集体意志”（Gramsci，1971，12页，60－61页）。在这里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统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描述：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实践（集体）活动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只有“集体意义上的人”才能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而这又需以取得“文化－社会”的统一为前提，从而使各种分散的意愿和各不相同的目标在对世界的平等的共同观念的基础上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目标。（1971，349页）
因此，意识形态的功能根本不是以强迫和统治为基础的，它是通过积极的同意而非消极的接受已建立联系的社会形式而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涉及“对霸权形式的有效的自我识别”（Williams，1977，18页）。
意识形态的第二项功能——否认矛盾的存在或对其进行演变——是指把根本性的系统矛盾转变为社会冲突的更为表面化的问题的方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私有化的占有（资本）同社会化的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被政治和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叉所掩盖。工人在工作场所同在其他社会场合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得不到承认。因此管理层常常感觉有理由把大部分的劳动力排除在组织的决策之外，理由是他们不够资格，或是他们的参与会影响决策的效率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一般只认为个人同国家的关系属于合法的政治范围（Mason，1982；Pate－man，1970）。这种将政治同经济的严格区分使得管理层很大程度上能从技术合理性的角度考虑组织行为而把对人的关心降到次要的地位。结果常常是专注于对控制问题，导致劳动过程的非技能化以及工人同他们所处的组织环境的严重异化（Braveman，1974）。
意识形态的第三项功能即具体化（Lukacs，1971），是关于如何使人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和意义形成被视为、并被体验为“客观”的、并且独立于创造它们的人类而存在。这样“真实”的事件就会固定下来而且永远不变；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在组织中日常经验的具体化限制了构思其他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或者，即使这种替代方式被提了出来，也会被讥讽为不现实，太激进，或不利于组织的最高利益。这再次证明了参与决策的原则是个重要问题。
这一观念受到来自技术理性观点的诽谤，认为它“效率差”而且“降低劳动生产率’，但这一问题却始终围绕着组织中最基本的等级结构。等级制度的观念已被具体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即组织结构被“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自上而下的。这样，决策被自然而然地认为是高级管理层的特权，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向组织中的各级机构下放决策权从根本上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度的实质提出了挑战。管理层不会轻易地同意与人分享决策权，因为这反映了另外一种组织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会危及他们在组织中的精英地位。因此高层管理人员总是把自己置于各种权力保障之中，诸如面积宽敞、装饰豪华的办公室，众多的秘书，厚厚的地毯，等等。这种人为制造的现象使等级观念进一步具体化、客观化，使它成为组织体验中更具体、更直观的侧面。
我已经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社会行为者的组织实践。通过将个人实践排列为有序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构成了主观性。意识形态同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从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角度阐述社会现实。在组织中，能够把自身利益融入组织结构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权力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会通过持续再现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实践结构来维持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和意识形态并非脱离社会行为者的相互作用的单纯的结构现象。相反，它们既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媒介，又是其产物。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将直接讨论组织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我们将探讨“利益相关的行为”同组织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可从意识形态构造，即对符合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利益的意识的定位角度来了解组织，从而实现这一目的。这将为以后的章节打下基础，届时我们将详尽地分析意识形态意义形成过程中组织叙述的作用。
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态
组织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实际的，而不是观念化的社会现象。因此从一系列支配人们认识自我和组织的观念的角度对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征进行归纳是不恰当的。构成组织的权力关系可用该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实践作为实例具体说明。正如吉登斯（1979，192页）所述，“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纪律’，包括但不局限于产业工人的生活常规，可能被认为是当代社会中内涵最丰富的意识形态特征”。
组织是以任务为导向的结构。该结构包含社会行为者的程度体现在组织实践被作为理所当然的常规行为看待的程度。本节中，我们将探讨权力和意识形态在产生动再现组织行为的过程中作为组织形成原则起作用的方式。从本质上看，中心问题围绕着“文化”如何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发挥作用从而以某种方式构建组织行为者的旨趣。在本节和下一章中，我们将证明文化在使某些群体的旨趣比他人优先得到满足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多数情况下——从本质上看这些都属于管理层的旨趣。因此，权力和意识作为根本性的组织形成原则，能够持续再现有利于管理层旨趣并使它优越于其他旨趣的组织条件。
克莱格（Clegg，1975，1981；Clegg和Dunkerley，1980）广泛地讨论了组织中权力与控制的问题。克莱格和邓克利（Dunkerley）（1980，481页）的论点是：
个人的权力关系只是控制、管理、规则和统治结构的看得见的方面，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不断出现。只有当控制失灵，顺理成章的事变得不合情理，常规被打破以及出现问题时才有必要公开地行使权力……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权力不是个人财产就是个人间的关系，事实上它是由组织同世界经济环境的协调所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协调构成了世界经济环境和由组织功能引起的关键事物。
克莱格和邓克利的观点通过论述组织结构阐明了意识形态同权力的关系。具体做法是为组织的理性模式提供一系列选择规则。作为基础。“规则”是指构成社会实践基础的历史结构，它们体现于组织生活的表面。这些规则是沉积在下面的，未必为社会的单个成员所知晓。它们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被认为“自然而然”的组织实践。因此这种组织实践是组织所特有的受规则约束的理性模式的反映。
克莱格提出的选择规则以及“理性模式”同我先前提出的意识形态在组织中的作用的观点是颇为吻合的。特定的一组规则的沉积能够再现某些组织结构及其附属的意义形成、社会实践等。这一结构也是这些规则自我复制的方式。从本质上说这一关系是辩证的。
认为组织实践既以构成组织的规则体系为基础，又是它的产物的观点同吉登斯所阐述的结构过程的论调相当吻合。吉登斯（1979，1981，1984）的结构形成理论，以及他的结构既是社会实践的媒介、又是其结果的论述为分析组织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模型，它能够解释某些实践成为组织意义体系的内在部分的方式。在吉登斯和克莱格看来，权力的使用涉及最能服务于组织中统治集团的利益的结构的复现。
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组织文化，我们的任务便成了展示把常识和意义形成融入组织的过程。我的观点是共享的意义结构并不是自发产生且为各方认可的，而是通过具有一切组织的特征的既得利益体系产生的。这类利益为意识形态意义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反之，它们又是组织实践的媒介和产物。正是这种系统告诉其成员组织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可能的（及其对立面）。当已形成的社会现实是由统治者的利益所构建时，统治便在这种环境中运作；更有甚者，这种社会现实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受到组织成员的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某一组织结构的再现有赖于对该结构的合理性的认识。意识形态通过使其具体化并掩盖可能影响其普遍存在的组织结构中的矛盾而发挥作用，使这种合理性的认识得以保存。
在许多组织中官僚主义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虽然许多人把官僚主义作为贬义词，用以指组织中“不露面”的东西，但它被认为是各种规模的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官僚主义是组织结构的一部分，社会行为者不可避免地在其中经历一种难以言喻的过程。从“操纵”人的角度看，这种过程对所有人可谓一视同仁。但是官僚主义所表现的这种“不露面”的形象会掩盖组织中的权力的本质和起源，从而掩饰组织的结构，这样它就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产生并再现一种表面上权力分散的多元结构，它不服务于某一个人的利益，而使局部利益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亚伯拉罕森（1977，
11页）所指出的，“组织乃是刻意设计的社会结构，它是由个人、团体或阶级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这些个人、团体或阶级……可以在组织中发号施令”。
亚伯拉罕森提出的“发号施令者”的概念可以阐明组织中权力关系的非多元化实质，也揭开了官僚主义作用的神秘的面纱。因为官僚主义“代表了组织内部行政机构的这样一种趋势，即使自身脱离它所应该为之服务的利益”（1977，21页），这样权力出自何方便成了问题。然而通过揭示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我们就能认识官僚主义所为之服务的统治利益和组织宣称能接纳的众多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官僚主义既作为再现它所包含的结构的组织特征，又作为组织成员和帮助控制组织实践的意义的权力利益保持距离的方式发挥功能。最后，官僚主义也是允许人们能够理解他们的无权状态的组织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很容易成为他们显然无法控制的系统的牺牲品。从管理层的角度看，官僚主义为转移组织问题的责任提供了方便易行的工具。
对于源自组织过程的统治结构的分析必须专注于这一意义理解是如何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用确定的而不是任意的方式预先对组织成员进行安排从而使他们的组织具有意义？突出对组织现实的某些解读这一做法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我已经强调指出，是通过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构成使人们以某种方式强迫形成合理性的认识，但我还未对该过程中组织象征意义的作用作出明确的分析。
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提到的，可以把组织结构看做组织的符号意力/行为、意识形态和深层结构的权力旨趣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意识形态在组织既得利益和符号结构之间进行调解，提供一种可对组织事件作出解释的理性模式。这样，一方面深层结构旨趣通过组织事件和符号实践的意识形态架构得以产生和再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在实际组织中的社会符号实践中得到例证。这样，组织中的既得利益通过它们在社会符号实践中的表达得以再现，而后者又是由组织的深层结构经意识形态调解而被框定的。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结构同时具有授予和约束作用。但正是这一二重性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授予和约束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组织符号在产生和再现组织权力和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作用。重点将是组织话语（特别是故事），我将证明，组织传播不仅作为信息传送的工具，而且是创造和再现由意识形态构成的组织现实的社会物质实践。奥斯汀（1962）及其追随者们（Searle，1969）承认语言是行为，但他们忽视了传播过程通过权力和支配运作的程度。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传播同交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环境中可对传播进行动员，从而使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的社会现实的特有形式合法化。组织话语的功用是阐述意义的环境从而使成员能够认识并理解他们的组织。当某些意义形成能够合法地排除其他意义形成，而理由仅仅是因为它服务于某一群体的既得利益，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组织现实时，这一表达及意义形成过程便是意识形态。因此具体阐述这一意义结构的话语使受到系统的歪曲，从而排除了对其他的参照框架的思考和认可。
总结和结论
尽管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颇为含糊，难以捉摸，但在研究传播、社会现实和权力的关系时它仍不失为一个有用且有力的工具。它对于我们理解传播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我们对符号结构同社会现实创造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认识程度。这一过程决不是中立的，也不可能是为各方一致同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反映在人们的话语中，各种群体分别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这种为共同选择交流过程而进行的斗争的发展通常是不均衡的，因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优于其他人。
举例来说，组织中管理层的旨趣对组织现实的形成影响最大，这决不是巧合。这并不是说其他形式的组织现实不可能存在，而是管理层的旨趣足以控制其他旨趣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事物的认识方式。只有当某一群体能够迫使大家接受它对社会、组织等等的观点从而构成传播过程时，其他的对现实的观点才有可能出现并被认为是合理的。霍尔（1985）对“黑人”一词的解析便是意义在社会行为者对现实的认识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实例。
本章中我们讨论了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种种认识。总而言之，最佳方式是把意识形态看成社会行为者形成自己的主观认识以及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的一种过程；意识形态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传播——人们把它作为自己在机构中的地位的体现而参与其中，从而从物质角度对个人提出质问。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的这种内在的意义认识并理解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系统地发挥了一系列作用，如使统治体系具体化，使局部利益普遍化，掩饰社会体系结构中内在的矛盾等。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组织传播从而对该过程进行解构。以下的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