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
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
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
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及其支持者代表了在推崇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的年代里过时的业余一派。威尔逊的反击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二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自身的狂热来承担责任的。《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这样评判，“这种对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一整套全新术语的热情看上去像是某一工业中对过时的工具进行系统改进的计划。”
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青年组织，从**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三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人不能理解的。”只有几个简短的部分写得还算清楚，从总体上看，作者似乎在故意制造含混。
如果《公众的堕落》显得含糊不清，那么森尼特的《权威》就是晦涩含混的——或者说是平庸单调的。书中的资料来路不明，论点不清；这本书没有写成。“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人们对权威、友爱、孤独以及礼仪的看法，从而产生一些更具有政治性的、更带有梦想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此书充满了堕落的学院风气，从形式上看，可以被视为低劣的报刊文章。书中提及大量的带有学究气的作品，却没有一个脚注(这还算好)；但是，文章没有力度，文风不优雅；充塞着文本的是死板的语言，这些才是不能容忍的。
在本章中，我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阅读机遇如何产生……我的目标是要说明不管在这些特殊方面的需要链是多么混乱，它都不会制造混乱，也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有力量的人就是领导者，相反，它常常为国民提供一个机会和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交涉，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在他的《公众的堕落》和《权威》中，森尼特提到大量的作家或评论家，但是，却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批评和指正。森尼特的著作虽然论及权威，但他从未向权威发起挑战。在森尼特的思考中，每一个人只是为他的整个作品添加些调料，每个人只不过是指出、提醒并发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东西。多元和宽容是可贵的，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最终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森尼特是一个缺乏机趣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这种机趣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恭维。流动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谦和、平等的意识熄灭了思想的火花。
马歇尔·伯曼还算是一个较有力度的作家。然而，他对现代主义的论争却形成了一个黑格尔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母牛看上去如同午夜似的一片漆黑；他的术语和论争是如此大而无当、冗长散乱，以至于囊括了任何人及任何事。现代主义是生动、精彩、悲惨、痛苦、激奋的，同时也是辩证的。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尼采的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谁会不同意，但谁又能信奉伯曼那显然是激情勃发的论争呢?这一切继续膨胀为一种松散的、不严密的概括，以及轻佻的言辞。他用以下这些词语结束了对马克思的讨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划定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并存的空间。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传统都试图召唤并攫取一种独特的现代经验。两者都以敬畏，以及充满恐惧感的振奋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面对现代经验。两者都将现代生活视为穿入时代的一枚带着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潜力的子弹，两者都拥有一种终极或超现代性的想象……以此作为穿越或超越这些冲突的途径。”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适用于很多19、20世纪的思想家。以20种不同的形式重复了20遍，伯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含混不清的思想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在伯曼那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
在讨论城市生活和街道的时候，伯曼即使竭尽所能，他的文章看上去也还是充满冲突、复杂和沉闷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驳简·雅格布斯，雅格布斯当然是反对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对伯曼来说，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发现“在她的现代主义的文本下面潜藏的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亚文本，一种怀旧的逆流……雅格布斯，像如此之多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在一片幽暗、朦胧的地带游移，在这里，最丰富、最复杂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最卑劣的信念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细微而难以捉摸的，如果确实有界限的话”。
从这里开始，要确定雅格布斯和她的有历史意义的对手罗伯特·摩西都是现代主义者仅有一步之遥。当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伯曼生动、尖酸地描述了摩西是怎样摧毁布朗克斯区的。为了说明这点，他指出了一个特征：“摩西及其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强调了有关战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的断裂。”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伯曼用他自己的冲突、复兴、辩证法这套可信的术语做出了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包含着它自身的内在冲突和辩证法；表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可能凝结为教条的正统观念并变得古板而陈旧；表明现代主义的其他形式可能被淹没……如果我们学会通过一种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自己身上构想出一圈圈的光环，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另一种现代主义——最古老的现代主义之一，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也是最新兴的现代主义之一——那里学会打破这些光环并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森尼特和伯曼那固执的含混以及永恒的勃勃兴致都已经使他们抛弃了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惟恐被指责为否定主义，他们的著作里点缀着一些建设性的观点。森尼特的著作周旋于大众心理学的边缘，对生活及其问题只字不提。在《权威》的最后，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么。这些，就是打破需求链的五种途径，它们都建立在正直以及通过讨论修改上层决议的权力上：对积极活跃的声音的利用；对类化的讨论；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服从来响应一个方针；角色转换；有关培育训练的面对面的协商。这些破坏和瓦解是把抽象的经济与官僚势力整合为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契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破坏与瓦解，对万能的权威的恐惧才可能得以真正地减少。
伯曼更加雄心勃勃。他是人类灵魂的传教士，是城市人民党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复兴、力量及群体的迹象。他的目标是将“现代主义”拿来为自己所用，以便“我们将看到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理解的更有深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的共通性、一致性……而且，我们将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极其丰富并生气勃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