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渐渐地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伯曼动用了所有这些流行词语：根源、群体、共通性、力量、生命力。这对于成熟的左派分子来说，是一派学术胡言。
他以轻快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著作。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会有助于拯救布朗克斯区。“我想借用现代主义来引发一场和我们的过去、和我的布朗克斯的对话……”一个“现代主义的视野和想象能给我们受到重创而残缺的内城区以生存的希望，能有助于或迫使我们非城市的大多数人看清他们在城市命运中的风险，能带给城市富足的生活和美”。
伯曼常常梦到布朗克斯壁画。它可能被绘制在沿着克罗斯一布朗克斯高速公路的撑壁上，这条高速公路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这幅壁画可能不得不以一些根本不同的风格绘制出来……布朗克斯的孩子们可能被鼓励回来并把他们自己置于画中：高速公路的撑壁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孩子……驾驭着历史穿过所有这一切可能是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驾驭历史的人可能会感觉被这些人物、环境和奇异的图案深深吸引……”
好像在上班的路上汽车从这幅壁画旁疾驰而过，或随着纽约人来车往的交通从壁画前缓缓移去都不足以为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于是，伯曼又针对这幅壁画产生了一个同样丰富而奇妙的念头：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形式考究的拱门”。
这个拱门可能是圆环形并可以充气膨胀的，好像一个自动轮胎或过水面包圈。当它被打足了气以后，它可能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消化的硬邦邦的面包圈，但又是飞快穿过入口处的一个理想的轮胎；当它被放了气以后，它就变得软塌塌的，就像有了漏洞，会出事的轮胎，但它又像一个面包圈，诱惑你停下来，尝一口。
这就是伯曼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梦想。当然，上面所述并未详尽一切。这个拱门什么时候被充气，或者什么时候被放气?将给它涂上什么颜色，是轮胎色、还是面包色?(伯曼教授对过水面包圈的精通还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它们一旦漏气就会变形。)显然，这是一个幻想，但作为一种想象，它就像一些快餐店里的巨大的炸面饼圈和热狗一样，是由灵感而生的。作为一种计划，它尚未成熟。
伯曼在表达他的思想观点的时候像以往一样冷若冰霜：我本可以继续谈论过去10年里更令人激动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我想还是以布朗克斯区告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部耗费了我大量时间的著作是怎样融入到我们时代的现代主义之中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被埋葬的历史的现代精神，试图在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中揭示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们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
这些句子似乎是从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讲中拎出来的。最初的纽约知识分子被视为能说会道的铁嘴——和斯巴达式的作家；他们写一些文笔优雅、韵律优美的散文。后继者失去了这种才华。森尼特和伯曼都是絮叨、饶舌的作家；优美的散文变成了稀松的一本书。森尼特这样写道，“不同的经历以及在远离亲朋好友圈子的社会某一地区的经历；‘媒介’是与这两个公共原则相抵触的。说了这些以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这好像是一个自制的公式。”
这些例子都不是偶然见到的。这些著作缺乏平衡与典雅。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伯曼的著作是私人化的，而森尼特的却是官僚化的——他们的作品都似乎是未完成的写作。他们不着边际地闲聊、摸索，而这种不切题的漫谈使他们的论争毫无锋芒。正是在这里，形式变成了内容；《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都是极其含混晦涩的著作。总的说来，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或是一种心绪，而不是提出一种见解或给人以启发。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喜欢这些著作；论争和内容在题目和基调面前逊色三分。甚至有那么一点原创的笔触，这些著作也没有为一个读者群去审度广博的社会问题；当一本书真的关注社会问题了，读者是会感到高兴的。这些著作如何写下去，或者说它们是否写下去似乎并不重要；一个或两个章节以后，它们是否又具有可读性了，甚至又具有连贯性、一致性了?是否有人能明白森尼特的观点?或者是否写到350页伯曼正梦想着可以充气的面包圈?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著作是凭着它们的书名、它们的主题以及作者为公众写作的一般性努力而生存下来的。然而，生动、鲜活的纽约文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这种文化中，思想和语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取得成果的倒是纽约文化的后期。
还应该提到纽约文化生活的一个附加标志：《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的发展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建立在独立写作、年轻的思想家和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基础上。从—开始，也就是在1963年新闻界罢工期间，当《纽约书评》的痴迷者苦于再也看不到这份刊物的时候，《纽约评论》已经流露出对纽约文化生活的虚张声势。
可以断定，正是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书评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1963)这篇文章中自夸“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为第一期“投稿了”。他提到了伊丽莎白·哈威克、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菲利普。莱福、诺曼·梅勒、威廉·菲利普斯、玛丽·麦卡锡，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稿人。
一个青年批评家在为《纽约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波德霍雷茨(和几个其他评论家)**裸的自我与群体的张扬。里纳塔·阿德勒带着对波德霍雷茨以后事业的神妙的先见之明于1964年写道，“有关这篇文章有几点极其重要的说明。苜先，‘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出现了14次(题目中出现的一次不算)……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的演说者……而且，‘在我们最有才华的文学志士(包括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中，评论被视为那些野心勃勃、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一项职业’……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辞意味着新的评论家把批评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声张个性的机遇而不那么看作是对文学的支持。”
阿德勒预见到了未来：她把这种评论描述为“……一种精心的相互参照以求彼此提携影响和声望；一种走向以惊人的拙劣论证为特点的反动……虚伪的智性主义和**的自由主义……一种态度和技巧的杂糅，力争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正在被评论的书中移开，去关注评论者的个性……”。
当这些锋芒指向波德霍雷茨(他主编了《评论》和许多后来与《纽约书评》“决裂”的刊物)的时候，它们也针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心爱的期刊——一度——是《纽约评论》。10年后，一项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研究论证说《纽约评论》几乎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刊物。“如果你年轻、有天才，并且是白人，那么，别理《纽约评论》。而且，它的那些编辑或许也不会理你……总的说来，当《纽约评论》渐渐地开始对付青年作家或‘没有名气的’作家时，它已经声名狼藉了……”
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一些东西。《纽约评论》在办刊的最初10年里是充满活力与激奋的——或许是由它与外界强大的张力所点燃的。然而，今天它却大不一样。临近25周年纪念，它不仅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投稿人来说，《纽约评论》不是进一步依赖于普通的教授而是依赖于属于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教授，那些有头衔、有职位的教授，尤其是那些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授。它的微乎其微的几个独立作家是像高尔·维达尔和西奥多，德雷珀这样的老的投稿人。当它继续发表一本正经的，有时是带有挑衅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时，阅读《纽约评论》使人想起的是伦敦的午茶而不是纽约的熟食店。
从1985年随意抽取10期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这种变化，尽管这样的检查是不科学的。排除诗歌和二流文章，在116篇一流的评论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作家和教授写的；其中，20篇是来自牛津和剑桥。《纽约评论》拥有英国教授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教授证明了它曾经主张、维护的自由写作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灭绝。
当然，这还可能证明更多的一些事情。新的青年作家在《纽约评论》的长期缺席已经被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还是也同时反映了《纽约评论》编辑们的愚昧?里查德·柯斯莱内茨(1940-)，一个已经仔细地，或许是带有成见地审视了他那代人的青年作家，“总结说青年作家黯然失色，得不到关注不是因为占据、包揽了《纽约评论》的纽约知识分子有多少才华，而是因为他们各居其位，形成了一种权力网络。柯斯莱内茨写了一篇有一本书那么长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就是纽约的同行不允许任何比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年轻的人进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出生于1933年。对于柯斯莱内茨来说，失踪的年轻作家是受压抑的作家。
肯定地说，这一论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污蔑为对没有才气的、被拒斥的作家的抚慰。为了对自己的、事无成作一番解释，他们幻想有人要阴谋反对他们及他们的朋友。柯斯莱内茨也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对《纽约评论》的评论家的憎恨为借口而不对这一刊物进行探究。
对《纽约评论》最严重的指责常常是大而无当的。年轻作家的缺失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刊物在编辑方面的政策。然而，没有一种期刊能简单地照映出文化潮流，细读《纽约评论》便可以发现可悲的证据。它从未培养、甚至从未留意过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25年来，它从文化战线撤出而没有任何贡献。今天，文化运作必须依赖于外来资本，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被延误的政治后果开始呈现出来。像《新标准》和《评论》这样的保守派刊物，努力地、当然也是明智地培养年轻的作家。《纽约评论》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它现在抛弃了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是，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公共话语权的左派作家较少。
然而，对《纽约评论》的想人非非可能毫无意义。编辑们控制不了文化的闸门。因果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纽约评论》从不欢迎年轻的作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不等你伸手邀请就主动来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缺席，特别是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缺席，不是因为旧日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大门紧闭，而是因为这些中心根本就瓦解了。
四
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并且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大学教授的命运，这几乎就是屈从于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以校园为家。其他人是禁止人内的。为什么?甚至除了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管子工和木工以外，还有一些职业，如果不说是要求的话，也得至少要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即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在美国13．6万名专职图书管理员中，“难道其中一些或很多人有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吗?书商和编辑、律师和医生、新闻记者和财团经理又如何呢?他们会仅仅因为没有大学的证书就永远被排除于知识分子行列吗?
显然不是这样。然而，这里决定性的一类不是那些珍视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致力于公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任何人都不能说木工或图书管理员或脑外科医生就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但很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乏让我们看清了日常工作环境是否鼓励公共创造。如果律师也从事教学，他们可能常常会写点东西，只有法官和其他的律师会读、或想读他们写的东西。图书管理员可能热爱书籍，但又可能因为在八小时的细心工作之后筋疲力尽而不能提笔。
马克思以后的100年(或许是以前的100年)，提及某个人，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是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工作就是生命。这个问题也意味着在询问他或她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都在为工作而奔忙，那么他就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好比一个木工置身于律师之中，或者一个教师置身于影视工作者之中。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兴趣就丧失殆尽了。“一个高中教师?……非常有趣……喔……我想我需要给自己充电……”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也许，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或她思考些什么，梦想些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除去其粗俗和愚昧，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社会秩序就是这样压抑人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工作，那么我们便了解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人们是室内装饰师或皮制品进口商，那么我们便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弄清他们的思想和关注。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也假定他们不是作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把他们与他们的工作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假定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它仅仅是建立在工作灌注生命这样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归纳或概念。博物馆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牙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为公众写作。
除了大学教师，只有一种群体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为公众写作：记者。置身于大学门外，或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大学，这些记者使采用公共话语、针对一些公共论题的写作传统经久不衰。尽管大多数非小说著作是教授们写的，但是，是记者们常常提出相当数量的话题。“美国的经典文学家埃德蒙·威尔逊自称是一名记者。“当我说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不是指我一直在与新闻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主要靠为期刊写作来谋生了。”
不断地，记者已经支撑着——更多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几乎感激不尽，于是将他们神化，这就是社会的反应。随着大学教师的生活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新闻工作已经得到了扩充与发展，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伟大：生动有力、有责任感、有公共性。在无数的电影影片中，从《所有总统的人》到《沙场》和《火线下》，记者都已经被浪漫化了。他们寻求真理，不惜以生命或事业为代价；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公众事业。教授们所不具备的一切他们都具备。
现实有点不大一样。如今，“记者”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术语；它包括那些从事电视和广播工作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出版”界的人土，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专职作家和业余作家或自由写作者。主要网络和访谈节目的电视新闻记者自成一体；他们几乎都得不到高薪水以及特别的关注。正如电视上的一切，电视记者的罪恶(与德行)也传遍大地。
讲演节目已经发现了电视记者。据詹姆斯·法勒斯报导，当今甚至那些不大的商业群体也开始组成代表大会，让一个能给他们以训示并使他们对在华盛顿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协会得到会员们的慷慨解囊，不可避免地选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人会，这些记者出色地做完了电视谈话节目。法勒斯对这种有害的结果进行了反思。特别擅长使用“学术上那些夸张、空洞的警句”的保守、好斗、爱炫耀的个人操控了电视访谈节目和讲演节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功的典范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典范，10年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20年前是里查德·罗维雷或西奥多·H·怀特，30年前是詹姆斯·赖斯顿或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这样的典范是乔治·威尔……这一新的典范有助于使政治辩论比其他时期更加狡诈和盛气凌人。”
缺乏这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出版社的记者则是一个大得多的群
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点像较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然而，正
如校园限定了大学教授，报社限定了记者；分派的任务和最后期限
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尽管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受到这
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它们也同样折射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当前，报纸种类的缩减，以及不断加强的通过“隐晦的”和有关“生活作风”的新闻报导来吸引大量的读者的努力阻碍着记者。大学自然地扩充了，报纸也已经减少了。一项严厉的调查质问报纸是否正放弃它们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其原因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有一点是为人熟知的：正是把美国人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的这股力量使城市的报纸大伤元气。当人们放弃了大量的交通工具以后，他们便开起了小汽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只能扫视路面，而不能浏览一下报纸的头版新闻。“中心城市和大量交通运输的瘫痪意味着大都市的报纸不再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从商业区的办公室和工厂蜂拥而出去买份报纸，以便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打发时光。新兴的郊区……以及开小车上下班的工人已经减弱了数百万个家庭的读报习惯”
例如：《纽瓦克新闻》，很可能是新泽西最有名的报纸，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团体，它拥有五名主笔作者，一个华盛顿的通讯员，有它自己的剧院、艺术和书评，还有一份星期日杂志；它常常被当作“新泽西的《纽约时报》”。《纽瓦克新闻》于1972年停办了。什么原因?商业区的运送报纸的卡车遇上交通阻塞，到不了新的人口集聚中心。“正是大城市的报纸拒绝随其读者向郊区转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
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给他们自由空间的；他们只能研究那些编辑和管理部门认可了的主题。
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历史，新闻史也就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成长和大学的扩张发生的。当快餐外卖取代了油腻的餐勺、自动售货机替换了报摊或绿色的校园排挤掉破破烂烂的城市公园时，没有必要把这些说成是文明的没落。但它对文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影响对谁都一样，不管他是在城市马路上还是在郊区林荫道上长大的，也不管他是那种被出版商拿捏的知识分子抑或是被三个“裁判”、十名同事、几个委员会和若干系主任拿捏的知识分子。
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它并不要消灭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适应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只是不聘用他们。即使是《时代》杂志帝国的亨利·鲁西，这个常常被斥为宣传大师的人，尚能雇用甚至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大学却与之不同，是由委员会决定聘用与否：受聘者需要学历、关系、谦恭有礼和良好的品行。这与征求某个个人的同意完全不同：要引进一位有才华的学者，首先得获得某个委员会的赞同，委员会再推荐到系里，系里与委员会主席商讨后再向系主任提议，最后由系主任向校长建议。想象一下“埃德蒙·威尔逊教授”或“H.L.门肯教授”简直就有点荒唐。
在书籍的提要和献辞那些少见的角落标志出文化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书籍中通常有辞藻华丽的前言题献给支持作者的资助人，并期望他会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教益和启发。在17、18世纪，买书和读书的公众取代了资助人，书常常题献给高雅而感兴趣的读者。“读者群不再限于宫廷和贵族，”一个对伊丽莎白时代书籍前言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毫无麻烦地献给各阶级的读者圈。”“献给绅士读者”或“献给优雅高贵的英格兰女士”或“献给可敬的伦敦市民”都是一些典型的题辞。
跳到当代，打开一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读物，就像在浏览私人电话簿。正文前面常常是一列密密麻麻的名单，有同事、朋友、研究所和基金会。无名的读者变成了有姓名、地址和受尊敬的读者。这是风格上的变化，但还不止于此；这是民主时代的出版审查。它意味着作者或作品通过了考查，获得了某个专门网络的许可，这一网络过滤掉了粗鄙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这是一项严肃而规范的工作的标示，它既保护着、也恫吓着作者和评论者。即使是完全文责自负的作者，他的书通过了一大批学者的审查、由一所著名大学出版、又得到许多基金资助，谁还去找他的茬儿?
这都是潮流，而不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国家太大、文化太复杂，没法理出个规则。然而，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容易被辩解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概括都不可靠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笃定要发生。知识分子可能到处都有，但在哪里他们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和有限的选择：青年人尤其易受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日渐狭小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玩笑：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私人与公众、隐匿与可见、职业与业余，这些都是含义深刻而费解的术语。它们不是简单地对立的概念。今天是隐匿的和职业化的，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开放的和公共化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主要是教书和彼此为对方写作，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但他们有学生，这些学生会转向其他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名声并不显赫，却对自己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师激励着、引诱着、教导着自己。文化的传送带有可能彻底转向吗?曾经是公共性的东西现在却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大学教室和作业中，这可能吗?
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