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3）

    这就是说，帝王们事实上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为了要依据客观规律办事，他必须艰苦地探讨治国的规律，而为了探讨治国的规律，他就必须受到客观规律的限制和制约，他要从读书、读史中学习历史经验教训；他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谏劝，有时甚至是尖锐而不容易忍受的；他要了解百姓的生活和情绪，顺从而不能违逆这种情绪；他要在实践中慢慢掌握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的规律，有时需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苦苦求索.有时则需在任性而造成的失败中猛省过来，这种失败的痛苦常是撕心裂肺的，像汉武帝误以为自己的太子谋反而送了他的命然后又惨然翻悔那样；……这一切都对帝王们造成了现实的限制，使他们在使用权力时必须谨慎从事，而那些杰出的帝王们，则能够从前人和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和学习，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使自己不致因使用权力过当而造成过大的失误，于是这就产生了封建制约制度：皇帝自己建立某些限制自己权力的制度。

    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在《美学》一书中说：

    就连现代的君主也不像神话时代的英雄那样是社会整体的具体的尖峰，而是一种多少是抽象的中心，限制在既已形成的法律规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圈子里。现代君主已没有权力去决断重大的政府事务，他自身不能立法；财政，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也已经不是他的专责，宣战与媾和也是由当前一般外界政治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却与他个人的领导和力量无关。纵使这一切方面的问题待他作最后的最高的决断，这些决断的基本内容也不是按他个人的意志，而是按照不由他个人作主的既已确定的情况，所以对于一般公众事务来说，君主的主观意志只是在形式上才是最高的……

    总之，在现代世界情况下，主体取此舍彼，固然可以自作抉择，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不管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是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而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①。①《美学》第240页。

    黑格尔在这里说的是近代社会，一切人都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受局限的成员，就连君主也不能是例外。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甚至说到，已经建立了城邦和法律制度的罗马人，社会中的每一成员就已受到局限了②。②同上书，第231页。这就是说，建立了奴隶社会制度的罗马人，这一社会制度已经就反过来局限和限制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君主在内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有趣的思想。我们不妨看一看本书中所收录的属于奴隶制度时期的《向箕子请教》和《周厉王杀人止谤》两则故事。周武王革命，取得胜利后，反而要向战败国的大臣箕子请教治乱之道。这～做法本身就说明了，周武王胜利后并没有认为自己从此就可以为所欲为，反而用殷纣王灭亡的教训来告诫自己，这已经就是一种对自己的限制了；而箕子的回答，更是从殷商历代国君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包殷纣王破坏了这些原则而致败灭的教训，诚恳地说给周武王听。这当中，突出的一条原则就是，国君决不可以独断独行，凡有大事，必须同包括大臣、庶民、巫卜等各个方面商量，并且，更重要的是，倘若意见不一致，国君自己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了必须被否决。这是一种粗略的然而却又是明确的对帝王的制约制度，产生于奴隶社会中的制约制度。而殷纣王，正是因为破坏了这一制约制度而致败亡的。记载箕子谈话的《周书·洪范》篇，至少从汉代起，成为历代君王的必读著作（至于照不照着做，那情况则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看汉代以来的史书，记载臣下谏劝皇帝时，称引《周书。洪范》的例子不可胜数。因为《周书·洪范》篇中还说过一些类似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话，所以一般人们常以为臣下谏劝皇帝时抬出《洪范》来，不过是以上天的名义吓唬皇帝，或是借神道设教，使皇帝不敢过于为非作歹。这方面的因素自然是有的，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这里还保存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王须受到制约的制度，这也是许多著名的大臣看重《洪范》的重要原因。而《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则进一步引进了舆论监督国君的另一制约原则，而且明确地昭示，国君如果不接受这种监督而一意孤行，则他今后的下场将是十分不妙的。中国的史籍一直比较注意童谣、民谣，又有相传下来的搜集民歌以观民风的做法，我们须注意史家们在种种记载中的苦心；同时也应因此看到，这类故事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内涵的。

    倘说，在周武王那里，制约制度还只是从箕子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