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确实，古典史籍中的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纪传体著作，有它自己的撰写的规则，一般都是纪、传、志（书）分开写，这样，作为史来读，分类明确，眉目清楚。它们本来不是写给一般人读的，而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给政治家们作学习历史经验之用的，这样的写法，可以比较完整体现它所写的那个朝代的总貌。今人撰写的，或是作为教科书用的通史、断代史，或是作为研究成果的专著，也有其固定的读者对象，例如通史就是为了让人们比较迅速地掌握整个古代历史的概况之用，它就必然要像压缩饼干一样，在比较少的篇幅里追求较大的历史容量，因而自不可能细致地叙述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只能从大处落墨，而撇开那些比较具体地表现历史智慧的事例。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专著更是特定专家的研究成果，它对我们的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有帮助，但它的内容往往更为概括和专门，一般读者对这类书籍是不会发生兴趣的。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怕上历史、地理课，现在读读古典史籍原著，觉得很为历史这门学科打抱不平，历史本来是极其生动活泼的东西，在教科书中，它却交得那么枯燥，真不知应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我有时候毫无根据地乱想，也许，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要把几千年的历史，压成只有若干课时的教科书，不提供压缩饼干又怎么办呢？像美国那样，只有两百年历史，如是同样的课时，他们只好把历史拉长了慢慢讲，那就可以多讲点故事了吧！自然，这都是自己脑子里的凭空想像，我根本就不知道，美国中学的本国历史教科书是什么样子！

    畅想继续下去，于是就想到：能不能把历史的原貌生动活泼地提供给读者，而又不像纪传体史籍那样篇幅浩瀚呢？于是我进而思考古代以至现代的各类历史著作的体例和作用。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是一种简化的史书。他自己就说过，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没有空读篇幅太大的史书，所以他要搞一本提纲挈领式的历史著作。不过，他的目的不在引起皇帝读书的兴趣，而是以有益于皇帝了解治乱之道为标准来收取史事，所以叙事力求简要；同时，又因为他用的是编年体，毛病就像《左传》一样，叙述大事不免有些断断续续的。还有一种“纪事本末”的体裁，这种体裁，有个明显的长处，叙述事件有头有尾，人们看起来清楚明白。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到各个朝代的纪事本末，这类书过去时代中也出得不少，作者们水平有高低，选材、评价上自然也有高下之分，这是不消详说的。我想，这种纪事本末的体裁，如果是用今人所习惯的白话文来写，可能会使一般读者更感到兴趣。

    这就使我想到民国年间蔡东藩先生编的一套关于各个历史朝代的通俗演义本。这套通俗演义，解放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所重印，一直是久印不衰的长销书。我只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来看蔡先生所做的工作，固然可以指摘出不少毛病来，例如因为写得较早而观点不免陈旧，书中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不正确，就是一例；又如，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上，过于求全而不免兼收並蓄，常把历史与传说、正史与杂书中的记载，混统在一起加以叙说；再如文字上也显得有些半文半白。但是应该承认，蔡先生为史书的通俗化开了一条新路，并且长久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其功不可没。有些文学书籍的分类上，把蔡先生的历史通俗著作归入鸳鸯蝴蝶派，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一般总认为，鸳鸯蝴蝶派不免是一种消闲性的游戏文章，蔡先生的历史通俗演义倒确是严肃的东西，所以这种分类总还有某种可以商榷之处。这类文学分类上的笔墨官司是永远打不完的，我们就可以说到为止，不再管这笔闲账了。

    这样想着，想着，终于就想到了，我们今天能做点什么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的历史普及工作呢?

    我的社会关系，由于职业的原因，大致都是些做学问的朋友和编辑圈子里的同行们，有时，我和一些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常会提起这个题目，这些朋友们，和我差不多，都是读过一些古典史籍的，多聊几次天，相互补充，也就越来越觉得这项工作确是很有点意义的了。不过，就像那个流传甚广的老鼠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一样，谈起来都觉得，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大家又都认为，实践起来却是太难了。难在哪里？其一是，写的人要对古典史籍原著烂熟于心，仅靠读一两遍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的这些做学问的或是编辑界的朋友们，既不是专搞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