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研究工作，所以，接触古典史籍原著的时间比较迟，只是在“文革”以后，自己年龄四十出头时，才开始认真读史。在此以前，我的中国历史知识，说来真是相当可怜的，只限于读了一些通史、断代史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研究专著，“文革”前，就凭这些第二手的历史知识，竟然也写过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和小册子，年轻时的胆大妄为，于此可见。不过我现在倒也并不悔其少作，我觉得，青年人在闯路时，有一些胆大妄为恐怕总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有好处的。推己及人，现在我审阅稿件时，看到一些年轻作者的不成熟的甚至有些武断的见解，常能发出会心的微笑，想到自己也曾经大胆妄为过，因而也常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既然自己年轻时有许多长者对我宽容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样施及他入呢！

    我的比较认真地读史，是在“文革”后的研究白居易的时候，这回是当桩事情做学问的，于是认真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至于前辈们有关唐史的研究专著不消说也在阅读之列。如是者数年。其成果是，出版了一本《《长恨歌》笺说稿》以及发表了十来万字关于《新乐府》的研究论文，后来就因事中途停辍了，停辍的原因我在别的地方讲过，这里就不说了。城门火而池鱼殃，鲁酒薄而邯郸围。生活中有些事情的因果关系并不像哲学理论那样有板有眼，有时是错综复杂得不那么容易找到规律的。一件偶然的事情，能使个人把发了大愿要做完的事情停顿下来，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不过，个人生活小事常无规律可寻，历史倒是有规律的，读了一阵子史以后，慢慢读得比较熟了，有些规律性的东西，倒常能在自己脑子里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研究自居易《新乐府》的时候，倒是并不怎么费力地发现了，这一历来被誉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作高峰的唐代杰出组诗，竟然和两个皇帝有极大的关系。第一个皇帝是唐太宗，唐太宗是个认真读史，认真总结历代兴亡经验教训的出类拔萃的皇帝，因为他不但担心自己、而且担心今后接班的儿孙后代们，由于不了解下情而做出错误决策，所以他就提倡皇帝要虚心纳谏，大臣要敢于忠谏，本书中也收了不少关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故事，读者诸君想已浏览；不过，接下去，还有与此相联系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从上述前提出发，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还共同形成了一种从今天看来都是相当开明的文化政策。唐太宗认为，《史记》中收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汉书》中收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这些赋作都是“文体浮华，无益劝诫”的，值不得收进史书，今后编著史书，应该多收臣下写给君王的、内容尖锐的谏书，因为只有提倡忠谏和纳谏，对朝廷政治和百姓生活才是有益的①。①参看《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及新旧“唐书”有关篇章。我们现在平心而论，自觉得唐太宗的这一看法不免有偏激之处，因为，《上林》、《甘泉》等赋，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特色和文学水准，史书若要全面反映这个时代，是不能缺掉这只角的。不过，正因为这个观点是出诸唐代准开国皇帝唐太宗之口，我们又要看到，在其不免偏激的另一面，却又是一种了不起的宽容态度，这就是说，要求做皇帝的人，能够听得进各种最尖锐的批评，而且，为了要保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著作的收录标准上，树立起这样一个皇帝必须听忠谏、必须听逆耳之言的准则。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史书是一种地位特高的著作，在经、史、子、集的排列中，史是仅次于经的。经就那么几本，已经定型，只能作注，不能随便添加一部，所以，史实际上是一切著作中地位最高的著作。而由皇帝指定大臣们主编的官修史书，在某个特定朝代里，其学术地位以及政治地位更加是至高无上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指定几位最主要的大臣主编《隋书》等一系列史书，这里唐太宗所定下的，正是一个官修史书的基本标准之一。由于史书，特别是官修史书的这一特定的高地位，所以，唐太宗定下的这个标准就很自然地渗透到一切文化领域，而成为一项极重要而开明的文化政策。尽管唐太宗确定这项文化政策的初始，只是从有利于政治生活的功利主义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