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但是，它对有唐一代的整个文化状况，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多数人都敢于在自己的诗作中批评皇帝、讥刺大臣、议论时政得失，甚至像杜甫那样不免有些愚忠的老实人，也有从《奉先咏怀》到三吏、三别那样的十分尖锐地批评时事的作品，批评的对象，涉及自丞相杨国忠一直到唐明皇，这正是唐太宗所制定的开明的文化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后果。这是说的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所碰到的唐代文化政策的大气候；还有一个小气候，就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正是刚刚上台，正想有所作为，正是在模仿他的祖先、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学着虚心纳谏的当日。所以白居易开始写的一些讽喻诗，传入禁中，给唐宪宗看到了，唐宪宗并没有责怪他或者整他，反而对白居易有了好感。这一大小气候的总和，才为白居易《新乐府》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如果是像汉宣帝以文字杀杨恽，或者是像清代动辄兴文字大狱、杀人如草芥的气氛下，谁敢写《新乐府》那样尖锐的诗篇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原想写篇论文，专门谈谈唐太宗制订的文化政策对有唐一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过，后来事忙，好像总没有坐下来重读一遍唐史的集中时间，这篇文章也就终于没有能写出来。

    现在，我参加了《中国历代帝王故事》的编写工作以后，为什么要说起这一段往事呢？这是因为，在研究自居易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感觉到，有些文化现象，第一眼看下来时，好像是独立自在的，但若对历史作仔细的深究，就能进一步发现，文化现象常同某些政治、经济现象密不可分。而在过去的社会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帝王们总是处在整个社会的中心地位的，因而，帝王们的贤愚善恶，总能影响到社会的一切方面，最终又要综合地体现到文化领域，我们搞文学的人，特别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实在是应该对帝王们的历史多加关心的。

    现在还是说回我的读史，由于读唐史在白居易的研究中尝到了甜头，此后，我就比较自觉地读史了。在写《中国前小说性格描绘史稿》的时候，我就比较认真地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著作，还把从先秦渚子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作为一种历史材料来参考阅读，以便认真弄清我所写的前小说阶段的历史背景。《中国前小说性格描绘史稿》出版后，为了进一步准备下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性格描绘史稿》的写作，我就索性下了一个决心，把余下的二十五史诸著通读一遍，至少大致弄清古典小说的历史背景而后动笔。一路读史读下来，于今已经三四年了，这才知道自己这回是发了个大誓愿，对于理解古典小说历史至为重要的《明史》和《清史稿》，于今尚未开始阅读，《清史稿》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整包买回来后，至今尚未拆包。史没有读完，有关古典小说性格描绘的那本书，虽然有了初步设想，但终于没有动笔。读书和写作都成了二半吊子，而两鬓却已经花白了。过去有个比喻说，一个人进了理发店，剃了半个头，而理发师却因事走开，这个人只好耐心坐在理发店里干等，绝无拂袖而去的任何可能性。我自己觉得，好像也是剃了半个头，必得把明、清史至少浏览一遍，心里才有功德圆满之感，否则，《中国古典小说性格描绘史稿》是难以落笔的。

    在阅读二十五史原著的过程中，虽然这几年工夫，耽误了我的写作，不过，我还是觉得并不吃亏，反而觉得是获益良多。因为过去我常是读今人编写的史书，所以自己心里就有了对比。打个比喻来说，读今人编写的史书，就好像是吃营养液或者是打葡萄糖维生素针剂，而读古人所写的历史典籍原著则如吃日常的饭菜。日常的饭菜中有许多糟粕，不像营养液那样精纯，然而，它的适味可口，却是营养液和葡萄糖维生素所不能比拟的。或者打另外一个比喻，古典史籍原著就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而今人编写的通史或历史研究著作则如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教科书。比喻总是蹩脚的，打这样两个比喻，只是为了说明，古典史籍原著中记载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它们在进入今人写的通史、历史研究著作或历史教科书中，被舍弃了，被割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