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诏书都不算数了，所以汉文帝要重下除三族罪、除诽谤妖言罪的诏书。

    另一方面，是汉文帝的个人因素。吕太后文化素养太低，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纪念汉惠帝而实行这次宽刑措施，所以在其背后，缺乏理论指导。汉文帝则不一样，他有理论，他是把除诽谤妖言罪和皇帝能不能听到批评谏劝意见联系在一起思考的。所以，他的宽刑方针实行起来要比较坚决些。

    （取材自《史记·孝文本纪》、《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刑法志》）

    56．重视人才

    汉文帝当皇帝后不久，听说河南郡郡守吴公的政绩天下第一，所以就把吴公召到朝廷，任为廷尉（九卿之一，相当于今之司法部长）。吴公又向汉文帝推荐了河南洛阳的贾谊，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汉文帝召贾谊，任为博士；一年当中，又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年薪相当于千石，掌论议，是皇帝的参谋班子成员。贾谊曾给汉文帝上过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问题和对策。比如，诸侯王国太强大，应该将这些国家逐步分小，以免其实力过强而和中央政权对抗；又比如，应该教育太子从小受到各种监督，以便使他习惯-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其中就谈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等等历史上提倡谏诤的措施。从这里，也可看出，汉文帝所下的宽刑诏书是受到了贾谊的思想影响的。贾谊还给汉文帝上了《论积贮疏》，提出以农为本的方针。汉文帝于二年正月下诏提出，“农，天下之本”，又开发了天子亲耕的宗庙籍田，自己带领百官耕种。也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贾谊的影响。

    不过，当时的一些大臣，如周勃、灌婴等人，都不喜欢贾谊，对汉文帝说：“贾谊不过是个洛阳地区的年少初学，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把朝廷秩序都弄乱了。”汉文帝是靠大臣们的拥立上台的，自然也不可能得罪大臣们。所以也不能重用贾谊。

    另外一个晁错，原为奉常（掌管宗庙礼仪的九卿之一，后来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常）属官，因为奉常派他去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学成后到汉文帝处汇报，受到赏识。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属官。晁错曾经给汉文帝上过一封《论贵粟疏》，提出，汉初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方针，但在实际生活中务农的人不受到尊重，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务农者的社会地位，使重农方针得以彻底贯彻。他具体提出了一个“民以粟为赏罚”的方案，主张百姓上交一定数量的粟可以授爵，犯罪者入粟可以免罪。实行以后，果然国家粮食储存大为丰宫。晁错又根据“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家理论，建议免去了一般农民的租税，汉文帝也接受并实行了。汉初的几十年经济宫足，和贾谊、晁错的重农建议与具体措施关系极大。

    另外，晁错还多次上疏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汉文帝心里很欣赏晁错的主张，但他本来就是由藩王入为皇帝的，深知此事好办，所以没有实行。

    总之，搜罗人才和广泛听取意见，使汉文帝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出现了极佳的局面。

    （取材自《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汉书·食货志》）

    57．张释之为廷尉

    吴公以后，汉文帝拜张释之为廷尉。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驾御车之马，随行卫队将此人捕获，送廷尉审处。张释之审问，这个人说：“我是长安县人，听到清道的呼喝声，赶快躲到桥下。躲了很长时间，以为皇帝已经走过去了，所以从桥下出来，看到皇上的车骑，赶快就逃开。”于是，张释之奏报汉文帝：“该人冒犯了皇上出行清道之法，量刑为罚金。”汉文帝发火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好吾马柔和，倘使换了一匹性子暴一点的马，岂不要败伤我吗？而廷尉只量刑为罚金，岂不太轻了？”张释之说：“法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应该遵守的。如今法令上规定了，犯清道之罪应罚金，如果加重处罚，是使得已定之法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陛下立即杀掉这个人，也就杀了；既然交给廷尉，廷尉是要为天下的公平执法作出榜样的，廷尉判罪要是有所倾斜，天下用法都会或轻或重，百姓就会弄得手足无所措，深望陛下明察!”汉文帝沉默、思考了很久，然后说：“廷尉的量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