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财源的主体自然就是为数众多的学生家长。因此，尽管国家一而再地颁布禁止学校乱收费的大小规定，学校乱收费的事实还是层出不穷，而导师把学生当职员用、高校借招生之机大肆敛财等丑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高校教学质量的普遍下滑与此也不无关系，从领导到老师大家都忙着为钱奔波，哪还有心思顾及学生们的学业。

    所有的教育资源都由政府掌握，只有那些得到政府许可的学校才有可能争取来师资上的优势和良好的生源。中国的公立学校从来都一派意气风发的神采，相反私立学校就算资产再雄厚，老师再优秀，也多不尴不尬地生存着。在大多情况下，公立学校出来的学生更容易被社会认可，这让他们在就业上有私立学校毕业生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尤其是重点公立校，就算交再多的钱都心甘情愿。一些重点中学也公然划起了公费班和自费班，公费班要凭高分来上，专为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而设，他们是所谓的好生源，也是学校“重点”招牌的实力保障；自费班为那些渴望受好教育、分数又稍差的有钱人家孩子而办，他们是学校的财富源泉之一。

    就高等院校来说，虽不会有公费班、自费班之分，情形也相差无几。越是重点校，越受大家欢迎，也越容易滋生**，为个别人的非法敛财提供机会。前不久，北京某高校的招生办主任就被揭露在招生过程中收取大量贿赂，而某重点高校导师在招生过程中和学生的**易也闹得街头巷尾沸沸扬扬。

    政府垄断教育资源是造成今天教育污泥满身的最根本原因，政府限制着社会办教育的权力，又没能切实履行办教育的义务，以致教育越来越偏离教书育人的本意。

    教育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为社会创造经济财富，但它又不只是普通的产业，在为社会提供有形的经济价值时，它也在创造着无形的财富，即：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间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全体国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些都远比赚学费的意义重要。

    纵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建设经验，还没有哪个国家敢把教育等同于产业，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卸下自己对教育的义务。其中的大部分国家，都把教育划分成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等几大类型，前者有商业意味（但也不敢绝对地商业化），后者则没有一点商业目标，完全由政府担当，最多象征性地收一点点学费。

    这种办学模式才体现了教育的本来面目——立足于社会。

    中国政府也应向这种模式学习，将办教育的权利返还给社会，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让它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自己编教材，按照自己的需要招生，按照自己的理念办学。只有这样，教育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在和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下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标准，本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让所有学校在市场的洗礼下，如大浪淘沙一般，逐渐淘汰质量差的院校，重新配置教育资源，督促每个学校都必须尽心尽力地为培养优秀人才奋斗。对学校来说，这是相当惨烈的过程，但对中国教育来说，又是走出谷底的必经之路。

    面对当下群众对教育的种种质疑之声，推行教改的官方依旧沉迷在“成功者”的幻境里，仿佛只要嘴上死不认输，教改滋生和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就能够烟消云散。当教育部门的官方向大众声明：“教改没有失败，教改是成功的”的时候，当官员们捧出“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2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数字以论证自己所谓的教改成功是言之有据的事实时，老百姓则抛出了“教改把人逼疯”和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进行尖刻反驳，并对教改成功论嗤之以鼻。

    百姓们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教育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单靠着乱收费一种手段就疯狂敛财2000亿人民币。而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真实的数字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从私底下名目繁多的建校费，到明码标价的择校费，乱收费就像见肉插针的蚊子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汲取百姓血汗钱的机会。究其原因，无非是教育资源失衡，教育投入不足。而“一个失衡、一个不足”竟可以酿出全国上下2000个亿的非法收入，足以说明中国教改的失败。

    “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85%这个数字也颇值得推敲。新华社曾对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县”之称的河北省威县的学生受教育情况做了深入调查，发现该县就读初一的1万多学生到了初三中考时节竟只剩下40%，辍学率高达60%。据辽宁师大2004年对辽宁等省多所农村中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学生中就有4个早早辍学。教育改革连国家3%的义务教育最高辍学率的标准都达不到，就为自己戴上了“成功”的奖章，这怎能不遭受百姓的诟骂。

    “满不满意看群众”，是如今的领导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教改来说，不管教育部门的官员们如何粉饰、如何辩解，群众都很不满意。而要想让群众真的对教改竖起大拇指，夸它一句“成功”，就只有从现在做起，直面千疮百孔的事实，端正态度，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胆地革除旧弊，让改革的每一项工作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