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的行政垄断只能带来教育灾难
教育改革总是针对现存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而提，目的虽好，却不一定会产生好的结果。任何改革都是双刃剑，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矛盾体，然而长久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过滤掉改革消极的一面，单纯地为其积极效用叫好，尽管有时候其消极后果要大过积极成效很多，这就很容易造成“改革成功”的假象，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老百姓对教改怨声载道而改革的推行者却沾沾自喜的重要原因。
教育评价模式的简单化也是造**们难以正确估量教改功效，无法全面认识教改的一个重要因素。部分领导为了夸耀政绩，把教改评价当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工具，也不管教改推行后产生了多少消极后果，是不是还有问题尚未解决，就授意大家做出好评，向外宣称“此次教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人为地制造“教改成功”的假象。为了防止假评价被戳穿，他们不仅对群众的意见选择性失明，还会阻止别人深入了解那些教改后遗症。可以说，假评价的屡禁不止对教改的全方位施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现实中运用得最普遍的就是准评价，准评价多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设，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因其着眼点是“某特定问题”，所以典型性有之普遍意义不足，无法对工作提供太多帮助。准评价大行其道正说明了我国目前的教育评价机制还很不成熟。
真评价是评价的最高境界，它审慎仔细地反映着改革的各个方面，不夸大优点，也不放过缺点，力求公正全面。同时，还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拘泥于某个固定的评价模式，对教改的实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我国的各教育专家和改革者已经认识到真评价的优越性，只是受研究水平和真评价自身复杂性的制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将其广泛推广。
虽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观望教育改革得到的结论也不一样。有些人认为教改就是要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些人觉得教改必须为社会正义服务，必须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平等的享受教育。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改革活动，两者难免会发生冲突，可这冲突归根结底都是为“怎样使教育越改越好”而起，无论是幸福派还是正义帮，都坚定地反对教育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垄断。
可惜，在教育改革评价体系缺位的情况下，改革评价总不免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丧失了其本应具备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利益的波澜中左摇右摆、见风使舵。打着教育产业化大旗的政府垄断教育愈演愈烈，为这种垄断化叫好的“权威”之声又总在老百姓的愤懑声中顽强地翘起头来，**饱满地诉说着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好“功绩”。
从1989年中国各高校开始收费到现在，中国高校的学费节节攀高，至少增长了25倍，相应的，老百姓的收入却只增长了区区4倍。
前几年的电视上，反反复复的播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片，讲述着那些原本穷困的孩子怎样因读书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可现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也不好意思再提，人们眼前充斥着“因学致贫”的案例，很多穷苦人家在接到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亦喜亦忧，不知该如何筹集到有如天文数字的学费，更有甚者，在学费上深深绝望只好一死了之。最近几年，每逢通知书集中下达的高峰时节，报纸电视上总能看到不堪学费重负的自杀新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改的一大悲哀：改之前尚且读得起书的人，在改之后反倒读不起了；改之前尚且支撑得下去的家庭，在改之后反倒坍塌了。
很多人把来势汹汹趾高气扬的学费当作教育产业化的弊病，实际没指出问题的实质。我们虽有9年义务教育的规定，按道理不花钱也能受教育，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上学，学杂费要交，书本服装等各项费用也都要交。高中和大学教育在义务的范畴外，自然更不能免费，上面说交多少钱，想上学的就要出多少钱。虽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可中国教育至今都牢牢掌控在政府手里，为政府全面垄断。那为千夫所指的市场经济意味的教育产业化根本就不曾存在。众所周知，垄断最易滋生**和不公平，垄断者向着自己的利益制定规则，尽管这规则会损害社会公平，会侵害大多数人。
教育既然为政府垄断，其建设的经费就应由政府承担，但教育是项长期的投资，教育是育人的工程，人育得好坏与否总要在若干年后才可从社会发展的微妙变化中觉察出一二，它不同于做生意，就算投入再多的资金，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明显效果。站在渴望政绩的地方政府的角度上看，办教育正可谓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事。既然在这上面投再多的钱都不好看出成绩，不如将这大笔的钱用在其他地方。因此，少了政府财政支撑的教育为求生存发展，就只好将各种费用转嫁到学生家长头上，从学杂费、书本费、试卷费等各样杂七杂八的费用中抽取油水。所有人都要受教育，所有教育又都由政府垄断，在这种情势下，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捂住口袋里的钱拒不缴纳不合理的收费，只能敢怒不敢言地遵从垄断者的规定。
抛开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不谈，即便在满目繁盛之景的大城市，绝大多数高校由于缺乏政府的财政投入，也都有捉襟见肘的经济困扰，也都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为学校寻找财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