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会发生。当然，这里面自然有个人的素质问题，可更重要的则是体制不合理的问题。曾经有一位高校的老师曾经痛心疾首地说：“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可以想象，这位教育工作者在说出这番话时是多么无奈和心痛。当下，教育系统的很多基层行政官员都是在教师队伍中提拔上去的，他们个人素质、综合水平的好坏，往往会左右当地学校的政策风向。一些地方，甚至在群众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会代课的当校长，当不好教师的当镇长。”

    也许，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教育思路。国外的教育体制和中国的教育体制比较之下相去甚远，各国各自都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英国牛津大学的专业划分的相当粗疏，他们讲究的是博和通。例如，在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的学生。在本科结束之后，念研究生时再专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其中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了比较广博的知识。

    牛津的学生大约有四分之一都会选修哲学课程，虽然其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以后会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而哲学这门课程在中国，如果不是强制要求学生，相信绝对不会有那么多人自愿去听。

    牛津大学里也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西方的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很强，而中国的学生更多的是擅长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每每遇到做实验时，中国的学生常会请教西方的同学，而一旦涉及到书本知识的时候，更多的西方学生则会选择请教中国学生。有一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做过一些统计，中国大学生在大学本科时所学的课程数量，是英国学生的三倍以上，这里面还有一些科目是相当冷僻的。

    这位同学归结了一下中国大学课业多的原因。中国老师要提职称，所以为了要凑够教学课程的数量，他们什么课都开，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没有办法，拼命学习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不过，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至少在去到国外留学之后，这种本事可以让那些外国学生们佩服不已。

    当然，外国学生的优势也是相当明显。外国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要明显比中国的学生强，中国在乎的是现存的知识，而国外更看重个人是否有创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在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说“Good idea”。有人问牛津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个人认为什么样的学生才是最好的。这位哲学家的回答也许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好好深思一下，。哲学家回答，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他一些东西的学生。这种胸襟敢问中国那些高高在上的为人师表们有哪位能比？

    在美国，很多年轻人并不认为去大学就是读书，他们只是要过“校园生活”，从这点来看，似乎西方的学生要比中国的学生缺乏抱负。球赛、聚餐、结交异性朋友，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人生的重要部分。这点，放在中国来看，其实就是荒废生命，当然，如果将这些当作生活的点缀倒也是可以的，只是要是像他们美国的年轻人一样那就万万不可了。

    另外，西方的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金钱，要比中国家长少得多。西方的学校对学生持着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进行某些强制管制。如果你是天才，那么就靠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如果你不求上进，那一切的结果就是你咎由自取，与人无关。

    国外的孩子如果吸毒、犯罪，那么出面的就是警察。假如在中国，相信班主任、校长都要被通知问话。中国的教育强制成分太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去符合家长、学校、社会的种种高要求。

    在人类的生活中，从古至今教育都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教育和一个人的人格发育、品质、知识增长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和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密不可分。中外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都是教育家、教育理论家，像孔子、柏拉图、卢梭、杜威、罗素等等都是世人认可并奉为神明的人物。

    罗素曾经对某些教育状况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校和教师要在竞争中凭借学生来为学校增添光荣，做父母的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光耀门楣。”似乎，借伟人的这句话讽喻一下当今国内的教育现状最为合适不过。

    自从近代工业化以来，教育越来越趋向平民化，而教育的目的也越来越结合实际，目前整个社会的用人趋势就是需要大量符合其需求的适用型人才。从社会育人用人的角度看，为自身培养和提供实用型人才势必会成为主要的目的和导向。毫无疑问，掌握实用的知识，对于受教育者来讲，是攸关其求职谋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很可惜，国内一直以来的教育体制却与社会的趋势无法达成和谐一致，虽然已经无法跟进社会形式的教育方针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争议和批判，但似乎，一切也仅仅是停留在一片质疑和漫骂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