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咬，十年怕井绳，在饱受了唇枪舌剑的讨伐后，“减负”成了各个学校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不仅不敢再提及“减负”二字，还以更饱满的精神重蹈应试路线，向学生施压，加重课业。

    现在的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家长们根本不可能不为孩子的未来操心。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要想当上这“状元”，就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要过高考的独木桥，否则很可能连入行的机会都没有。考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既然知识改变命运，学历当然要越高越好。就业压力大，芸芸众生任由企业挑拣，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意识到能力是硬道理，但中国人口多，在能力强学历又高的人中间挑选仍有很大的余地。文凭不是万能，没有文凭却万万不能。

    减负来了，和减负相应的各项制度却没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条件下，有哪个家长敢拿孩子的前途幸福当试验？应试教育实施了很多年，突然间将它改革掉，又没有和它同样成熟的素质教育来填补它的空缺。孩子的教育容不得半点闪失，既然应试教育已经稳稳当当地走了那么多年，又是最贴切高考的教育方式，当然还要督促孩子在应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更何况，如今这文凭早已沦为混饭吃的最基本条件。

    一些中国人喜欢念美国教育的好，讲美国教育的优越。美国的孩子不用为三天一大考、两天一小考担心，也不用生不如死地在题海中苦苦挣扎，他们的个性不会受到压抑，还有大把的时间做他们喜欢的事，锻炼能力。他们既不用那么辛苦，又不会背负“高分低能”的恶名。但这归根结底是由美国的制度决定的，美国人喜欢喊自由，追求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和我们的传统截然不同。

    相人才本应就像到市场中买电器，不能只看看包装，摸摸外壳，问问是不是正规厂家出厂，考虑下是否是名牌，还要打开开关，现场试用一番，看机器能否正常运转，是不是如广告中说的那般性能良好。而我们的纳贤者就像粗心的消费者，只翻了翻出厂牌，打量下外观就兴致勃勃地搬回家了，至于东西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还要等些时日才能看出来。有时候，即便东西不好用，也没关系，守着名牌的标志，看着说明书上“某奖”的历史，心里也就相当舒坦了。

    其实，就现在来说，考试是最公平也是最可取的选才办法，标准化的试卷往那里一放，让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无法作用其中。无权无势的孩子和有权有势的孩子平等地坐在一个考场里，做同样的试卷，等待着被同样的答案体系评定，以分数论高低，考得高的上，考得低的下。就目前来看，还没有那种人才选拔制度在公平性上能和高考相提并论。高考的存在，让广大贫寒子弟有了和权势弟子同场竞技的机会，也给了他们一个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在社会诚信还远没有实现的今天，这样的制度自有它无可取代的优越。

    从小方面看，“减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新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兴趣的缺失造成动力的匮乏，而所学与现实的脱节又让“读书无用论”在学生中间重新抬起头来，很多学生都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将那么多精力花在学习派不上用场的知识上。当考试成为他们学习的唯一目的，怎样得高分、如何运用考试技巧就成了重中之重，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克服困难的乐趣就被丢至一旁。学习本应是苦乐结合的，但在疲惫不堪的应考中，学习之乐被层层地过滤开去，消失殆尽。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厌学的远比好学的多，只要一有机会，学生们就会推开书桌，丢掉书包，欢呼雀跃而去。走在放学路上的孩子，比走在上学路上的明显要快乐活跃，仔细观察，他们的脸上还带着“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的释然。

    “减负”了，教育检查团隔三差五地到各个学校进行检查，看看老师们是不是有违规定多留作业，领导们是不是又大着胆子补课加课。其实，对那些摸索出学习趣味的孩子来说，就是让他们整个人都扎在书堆中，他们也不会察觉到一丝辛苦，而对那些嫌恶学习的人来讲，即便一天只学10分钟，都会让他们苦不堪言。

    孩子们盼减负，却也清楚知道不能减负，尤其是那些高考迫在眉睫的高中生，更是不敢减负，就算老师家长放过他们，他们也会自觉买来习题集参考书。这些诞生在竞争年代，生长在竞争年代的孩子，都知晓竞争失败的可怕，为了避免这一严重后果，他们咬紧牙关在书桌前苦苦支撑，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对“学海无涯苦作舟”类的感叹麻木。

    “减负”就好像是一辆困在密室中的马车，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碰壁，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原地转圈。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减负”与其说是实在的改革，不如说只是美好的理想，学生们注定要背着沉甸甸的课业包袱，在书山上匍匐好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