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减负，究竟是在哪儿碰了壁

    有不少老师早在“减负”提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过重课业负担带给学生的危害。因此，借着教育官员号召“减负”之势，一些老师也开始改变旧有的教育方法，大刀阔斧地革新。无奈评定学生好坏的标准依旧是考试，而这些考试也依旧为应试教育量身打造，尽管在学习能力和知识的把握上，减了负的学生未必比没减负的差，可他们还是不出预料地在考试成绩上居于下风。学生成绩下滑，老师首当其冲成了被指责的对象，面对家长的不满、领导的批评，很多老师都真诚地“悔过”，表示再不会响应“减负”的号召。

    “减负”竟如此艰难。

    推行“减负”的官员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学习负担重”的力量。实际上，“学习负担重”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各种关系纠结作用下的结果。把它弱化成一个问题，用解题的手法解决它，必然因无法深入其背后诸多要素而难以为继。“减负”的好处说了万万千；“减负”的道理，妇孺皆知；“减负”进行不下去，大家也心知肚明：地方领导不敢减，怕政绩受损挨批评；学校老师不敢减，怕升学率下滑招不到生；学生家长更不敢减，怕耽误孩子一辈子。如此，在夹缝中生存的学生便丁点负都减不起了。

    改革能否有效实施，除了要看推行改革的官员们的能力外，还要充分顾及改革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有些改革可以借时势之风，作为一种催化剂，不费吹灰之力地推翻本以濒临灭亡的旧事物，譬如辛亥革命。有些改革则注定在势力庞大的旧事物面前无能为力，尽管大家都知道改革的目标很美好，譬如王安石变法。改革就是旧事物和新事物的战争，是旧事物继续生存，还是新事物取而代之，关键要看二者谁的力量大，腐朽的未必虚弱，先进的也未必强大。教育官员们为“减负”**很多心，下了很大力，办法想了不少，规则发了很多，可学生肩上的负担，却在一次次的“减负”呼声中，越来越重。

    不能责怪领导们为政绩牺牲“减负”，没有一个领导会不关心政绩，政绩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未来，政绩好的升官，政绩差的出局。因此，只要他们还在这个位子上坐着，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抓政绩。这是中国特色，也是很长时间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没有类似的状况，官员们大多安分守己，在法律的规则下恪尽职守。各个学校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大小事物都依据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实际情况自由安排，既不用动辄向官员汇报，也不会受某个官员的钳制。对于学校，香港政府从不会进行太多的干预，只在宏观上提出一些意见，各种细节的实施全部交给民间团体负责。

    被称作弹丸之地的香港竟出人意料地有很多专为大中小学生而设的培训基地，这些基地多位于风景优美的自然胜地。在诸如“基督教青年会”之类的各民间团体的组织安排下，青少年们在培训基地中学习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他们在这里学习野外生存的本领，学习与他人合作，在一次次的挑战自我、战胜困难的过程中，认识到团队精神的可贵，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这些活动受到了广泛好评，且每年都会举办无数次，奇怪的是，竟没有哪个官员想到借某次活动之机宣扬自己的政绩，树立威望。在香港人看来，只要在任期中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好官员、好公仆。

    而中国的教育则刚好相反，有“政绩”的担子在上面压着，稍微动一动、改一改都相当艰难。是改革就有风险，没有哪个领导愿意拿自己的乌纱帽和前途做赌注，在现有的制度下，只要升学率还好，就算有所政绩。尽管过度追求升学率的弊端大家都心里有数，可谁也不愿冒风险对它进行改进。

    中央教育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个学校必须“减负”，地方政府不能违背“减负”精神，却并不妨碍他们提高对升学率的要求。于是，即便每个政府都成立起“教育减负办公室”，派专门人员天天对学校的“减负”状况进行检查，学校们也不敢真的减负。校领导们也知道，行之无效的“减负”和升学率的下滑，到底哪个的罪责更大一些。升学率要抓，“减负”靠应付，很多学校都在频频的检查中练就了一幅瞒天过海的本领，校领导带着教师，教师带着学生，大家一起制造“减负”假象。这就是为什么教育部门觉得“减负”成绩可观，而学生们却对“减负”之说漠然视之的重要原因。

    学生需要减负，学校也需要减负。几年前，南京的很多中学都积极响应“减负”号召，确实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将“减负”踏踏实实落到了实处，但其“减负”工作最显著的结局，就是大批学生在高考中败北。一时间，社会各界将各种罪过都推到了教育主管部门身上，考生的家长们更是怨声载道，让身处二者之间的学校受尽了夹板气。一朝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