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释放，因而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史上，这时期的科学进展成为今天社会的基础，社会对于那些给社会带来技术成果的人也多给予巨大的回报，如通用公司的创始人爱迪生，他的个人专利收入就在美国国家总财政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成了社会的主题，经济学从现实生活到大学理论开始深入细致地发展起来。因经济发展是这样庞大、复杂，以至经济的研究也像科学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而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又反过来指导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人们早已摆脱那种自然经济的状态，已经开始掌握人类自我的经济命运了。法治下的社会就是普遍尊重每一个人，不必因需要维持帝王们高高在上的形象而划分出等级，大家不必因生来是什么样的就一生都是什么样，而是要看你一生的努力了——如果你尽力了，你会得到社会的报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面前人人有机会，就是这个社会的特征。尽管在事实上人还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但至少那是因为财富的问题，而不是等级问题了。而积累财富则是社会认可的，只要你有能力，你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享受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机会。
这个社会制度下，也不断创造着奇迹，一个是财富积聚的速度和程度，一个是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在《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上，前三位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之和相当于43个最贫穷的国家的财富总和，富可敌国这句话在这里不是虚言。同时，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向少数国家集中，贫富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近十几亿的人处在饥饿的困扰之中，而报纸、电视等媒体合起来的声音也不会响过任何一家大公司的声音，因为一家大公司的异动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十几亿人口，不过是处在底层的泥土中，他们不会影响整个大厦的，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
似乎和前几个社会制度一样，一方面变革了原来的社会，释放社会能量，另一方面又种下新的矛盾种子。法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处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遵循它的原则，并把它奉若真理，似乎这就是人类社会最终的社会模式了，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冷战结束，美国等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种声音的正确。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人类所历经的各个社会，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也并不完美，甚至十分普通，因为它和以往的社会一样，都存在着分裂社会的矛盾，而分裂现象的存在，就早晚有一天要得到一个解决——每一次社会变迁都要经历一翻争论，甚至战争。人类希望的是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听起来是一个**社会，但也许是，也许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在探索一种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模式，只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靠说教前进的社会，但并不等于说这种理想毫无可取之处，正相反，它的理想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目标，而社会有一个目标指导前进方向总比毫无目的地乱走要好。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义主义完全彻底的失败，只是上了一课而已，人类社会已到了用理性思考来观察社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阶段。实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完全根本的矛盾，因为其一，它们都是法治社会，实则是在同一类社会下形成，只不过权力制衡机制和社会意识上有所区别而已；其二，人性的共同面，人类的希望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最大程度地被社会承认和最大程度地融于这个社会，不希望社会存在敌对的因素；其三，人类竞争与合作这个基本生存、发展机制没有变，还是社会的主题，它的作用远大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类社会还会前进，还会前进到一个更高的社会中。
如前所述，人类都希望有一个和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自然，这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我们这一生能看到的，但它终究是一个真实的目的，这就是理治社会。所谓理治社会，就是以理性来作为社会存在的标准原则——法制社会中法律是制度中心，同时附以道德。理治社会则是将法律与道德统一，以人性中的理性来解决社会中的矛盾。法律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而公平合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各种其他理想的最基本原则。真正做到公平合理不易，在法治社会中合法不合情理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理治的社会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经过一次革命后就完全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有可能先是尽量做到公平或使公平最大化，进而再使社会和谐，尽力做到人尽所能，而人取所需则会是一个长远的目的，因为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告诉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满足的一刻，所以人类需要更多的理性认识和积累，逐渐克服人性中负面的**。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演化过程中，一直有两点既是人类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纽带，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信仰。
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黑色的语言来理解一下。
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自然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也有贵贱，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做到赋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所以，任何社会都在现实上存有阶级或等级，即使是今天的北欧、美国等所谓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国家，过去、现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达到绝对的平等。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灾难，矿工、农民与航空客户死亡后的赔偿价格不同天经地义，如果你认为你死后命贱，那么你生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抗争、申辩，如果你没有申辩，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个制度，你的生死、贵贱也应该按照生前你与这个社会达成的契约执行，这就是社会契约。
如果非要说什么平等，这就是社会公平，契约双方力量达到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平等。
下面这张表格很好地说明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与人性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如表1）
社会契约起着维系社会基本制约的作用，而信仰则维系着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一个信仰。信仰也许不是我们生活的坐标，它不一定正确，但一定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尽管结果不一定都是幸福的。同样，构造一个帝国也同样需要一个信仰，无论这个国家是所谓的**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信仰都是构筑社会秩序、国家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基础。
而当传统的信仰失去威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替代，至于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古老的民族传统还是重新编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仰要起到稳定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领袖是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角色之一，也可以说是导演。
希特勒是个“天才”的导演。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企图挑战现代民主文明的人。如果说是文明的冲突，那它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希特勒明白，只有重新缔造一个信仰才能将另一个信仰一笔勾销。
在广阔的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三角，欧洲的德国、东亚的蒙古和南亚的印度。看起来好像他们的距离远大于他们的联系，但历史的联系往往超越人们的想像——正如西汉对匈奴的打击与罗马帝国的兴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其实所谓的全球化古已有之，并非今天的专利。古印度文明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不久就消亡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实际上是源于雅利安人。印度的种性制度就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血统而构筑的，而这个戏剧的结果就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土著印度人创造了佛教这种普世、从命、寄希望于将来的宗教。同是雅利安人的德国如果需要寻求新的文明思想自然会希望得到印度的智慧支持。1938年，希姆莱命令5名纳粹科学家和纳粹党卫军军官秘密前往中国的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因为雅利安人的祖先曾经来到这里。希特勒需要为纳粹德国寻找到一个能让人信服的、古老的、也将是永恒的新的信仰，以取代已经被希特勒打得粉碎的基督教信仰，将希特勒的意志转化为一种信仰，一种能相当于基督教地位的信仰。这种新信仰将是一个禁欲的、元首与灵魂统一的、源自古老印度智慧的和具有严格种族意识的全新信仰——显然，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用坦克征服欧洲，用新信仰征服所有人的意志。当这五个人1938年圣诞节到达西藏时，他们用火炬制造了那个曾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标志——“”，这实际是古老的佛教标志“”的反向，这种标志在佛教里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象征着佛祖的普度之光，它能为信仰者带来幸运、新的生命和勇气。显然，希特勒是一个扭曲的哲学家，既是一个信仰剽窃者也是一个信仰创造者，可惜，佛祖未能将幸运赋予他。
而蒙古人与印度的联系则是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至于与德国的联系则是由于蒙古西征对欧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蒙古帝国的存在尽管短暂，但这种影响却颇为深远——如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毁灭、诸多王国的烟消云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等，这种征服世界的成功对第三帝国统一欧洲的政治企图来说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设想。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有蒙古血统，至于真伪则无从考证。
这三者之间如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印度既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明也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德国和蒙古帝国具有同样的野心，不同的只是后者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辉煌，而前者则一败涂地。希特勒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蒙古帝国，但又不想像蒙古帝国那样短命，他希望德国能够永久地统治欧洲。这就需要避免蒙古帝国的错误，蒙古人尽管成功地征服了欧亚大陆，但却从来没有征服他们的头脑，所以一旦蒙古势力衰落，蒙古帝国就迅速崩溃，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相反，印度人拥有的是永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雅利安人灭亡古印度文明后就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人似乎只有信仰没有武力，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整个印度在几千年里却一直软弱无力。希特勒需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需要实现蒙古人那样的大帝国梦想，需要同种文明（即雅利安—印度文明）那样的持久信仰，需要德国人那种野蛮和强大。避免蒙古人因没有信仰而丧失帝国，避免印度人因软弱无力而不停地被征服，避免德国重蹈一战的覆辙。
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没有因此抛弃征战的野心，可见佛教的善忍之心并没有化为帝国的政策，希特勒要的也不是佛教的教义，而是要与佛祖做一个交易——使用宗教统一人心，付之以对佛教另类的认同。
德国曾有一个“纳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所，希姆莱是领导者。这5名纳粹分子回国时还带回了**喇嘛和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写给希特勒的信。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太虚的信中赞扬道，“智慧、条理和勇气”是德国人的美德，“只有把这三种品质作为基本美德的佛教才能成为日尔曼民族的宗教。”
同历史上的征服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策动者同样需要满腔热情的人民、忠诚而善战的军队和对敌国意志的摧毁。
首先希特勒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核心团体，他有了。
他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有了戈林、古德里安、隆美尔、邓尼茨等。
他还需要宣传，他有了，是戈培尔。
然后他需要一支最忠诚的禁卫军，他有了。
他还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也有了。
有了人民，他就可以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
最终他也就有了改变历史的资本。
德国因一战的失败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空前的危机，此时原来的信仰被认为是一种谎言，新的信仰没有产生，所以，希特勒填补了这个真空，他也就获得了德国。
这是一个历史之鉴，如果不想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那最好给他一个信仰，如果想让一个社会疯狂，那也给他一个信仰，区别只在善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