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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1/2)

    第十一章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

    -—杰拉尔德·R·福特是美国第38任总统。一次,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福特为了更贴近美国大众,他说道:“我是一辆福特,不是林肯。”

    众所周知,林肯既是美国总统,也是一种高级轿车的品牌;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则把原本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的汽车这种奢侈品变成了美国家庭的日常用品,福特汽车因而在美国成为大众化的象征。

    ——无论美国总统们如何努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贵族社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美国特有的历史和富足之上的,无法模仿,无法移植。但世界还有另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总会有新的领舞者的。

    1. 人类文明如何演化?

    我在上海一所大学的BBS上和网友有这样一小段辩论:

    某网友问:“你觉得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法律约束到更严格的法律约束,还是会从法律约束发展到道德约束呢?”

    我的回帖是:“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已经用五十年来回答了,前苏联也用七十年来回答了,而杜勒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回答你了。明白了吗?即从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这个逻辑来看,人类社会迟早要进入到最高级的文明阶段,即人人都拥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彼此只依靠道德建立组织,维系社会运转。这从大的宏观历史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依靠部族暴力、民族暴力、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从人治社会到今天的法制社会的过程,法律也从最初的汉谟拉比法典发展到今天的法律体系。可见,也许**社会是最终目标,但如果在今天就执行,则就是一场灾难。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至少你所说的依靠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

    人类社会的进化逻辑应该是既遵循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又有明显的人类理智的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判断是由潜意识和理智思维共同构成的。人类历史的演化逻辑就是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的任何群落的进化发展或是文明的演进都不是单独地进行的,而是互相影响,交错前进。

    早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现代人的祖先——原始人各个部落之间就以一种互相融合而不是完全地消灭其他部落的方式进行发展。当然,各人种之间的竞争则是导致某些人种的消亡,这则是物种选择的自然规律,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竞争法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是一种淘汰制度,与各个部落、国家间的互相学习并不矛盾。

    现代基因学证明人类都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那就是来自非洲东非大裂谷的现代人祖先。

    “人类进化是特征的进化,不是人种的进化。很多不同之处使各人类种群之间有所区别,但是更多共同的东西把它们联系在一起。”①

    在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原始社会占了绝大部分,相对原始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瞬间罢了。这种交汇融合既保持了人类总体特征的稳定性又促进了人类各种族民族的多样性。

    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从啼哭不止的婴儿到咿呀学语,再到懂得人生是非,最后老成持重,如果你顺着线索来,从头到尾地观察人类社会,你会逐渐发现这条规律——人类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文明也在进步,治理社会的方式也逐渐从野蛮发展到理性地管理社会。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直都在思考,冷战的表面争执也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在争论谁是人类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伴随着人类财富的积累,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整个世界的治理方式越来越先进,尽管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水平,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因而整体水平也一直在提高中。

    远古的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在这数百万年中,人类文明的进展十分缓慢,而后进入奴隶社会,这就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在战国时代基本上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一直到1912年,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2000年左右。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存在一个加速度,这是与技术的加速发展一致的,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为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又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导致劳动力剩余,进而又引发社会存在模式的变迁。西方自工业革命后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曾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多。而在战后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其漫长的进化历史角度看,真可谓日新月异,数十年的和平已使财富的积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时,社会变革好像也在慢慢地渗透至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似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在历史中,每当这种时候,其实都是在这方面进行着大量的积累,也就是在等改变的那一天。

    从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史看,人类社会的文明每当积累到一定时刻就会发生社会深刻的变革。原始社会由于人口、技术、知识的积累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显得十分缓慢——在那个时代,如果想评价一下谁是大富翁,那么很简单,就是那些制造工具和鞣制皮革能力超群的人。在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的食物、皮毛等东西用于交换,在这个社会中,部族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如果说一个部族是一个小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在生存问题的压迫下取得的共识就是法律,与邻近部落争夺生存资源就是最好的教学模式。

    有生活就有压力,而当部族内出现强烈激动情绪时,对反抗者进行野蛮的处置就是管理。就一个社会的管理而言,总是要依赖强力做后盾。如果拿使用这种强力的频率多少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化程度的话,那基本可以将人类社会分成这样几种,即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和理治社会。

    原始社会真正的管理模式在今天自然是无法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了。但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社会 ,就像高山地区存在着垂直分布的气候一样,如在18世纪欧洲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东亚则是封建社会,而非洲大陆在欧洲殖民者没有到来之前,许多地区就几乎仍然处于原始的部族社会。如果要考察原始社会的状态,这里有最好、最完整的文明化石。从他们存在的方式看,部族的酋长是这个社会的首领,他的话就是社会的管理的权威,他在处理内部争执时就是法官,而法律则一半是传统的部族习惯,一半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在处理“违法分子”的时候,他可以依据传统习俗采取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在许多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在现代人的眼里往往是极残酷的、不人道的。

    当社会进化到了新石器时代后,一些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这样可以采取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有利于节省资源,同时又可以开展原始的农业种植,这样就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因而也就有利于把部分时间和劳力用于其他方面。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的开端,因为这时的人类有了真正的产品节余可用于交易,社会因而有了组织和贸易的雏形,这时就会有人用多余的粮食去换取一件装饰品,他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了。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们开始进入到了奴隶社会。人们已经不再把战俘、负债的人或其它形式的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杀掉,而是开始利用他们天然的价值——劳动力,而管理这些人就需要十分强有力的手段,即一支军队。简单地说,这时的社会存在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是统治者的力量,一种被奴役者的力量,只有当统治者的力量大于被奴役者时才能保证他们能够被使用。这种奴役是一种社会制度,奴隶们要尊重那时的社会道德——毫无反对地服从主人的支配,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而惩罚就随主人的意愿了。对奴隶而言,他们的处境可能还不如原始社会,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公元前1000多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一个历史见证。

    奴隶社会就是一个力治社会,斯巴达克与克拉苏的较量清楚地描绘了这一力量的较量。起义者中最后被俘的1000人都被钉在从战场通往罗马的大道两边的大树上。克拉苏无疑是在展示罗马人的力量,在清晰地告诉那些奴隶们——无论如何都要忍受、安分守己,否则只有死。而罗马人的另一爱好则又从文化、思想上表达了奴隶主的这种心态,这就是至今仍存在的建筑物——罗马大竞技场。其中的角斗表演,在今天看来,充满了野蛮、血腥,好莱坞的《角斗士》一片就给人们以直观的感觉。奴隶贸易在那时也是个充满生机的商业,这种野蛮贸易甚至一直延续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正是这一贸易为今天最强大的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这个最强大的帝国却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闻名天下,是讽刺吗?不是,只是因为历史是冷酷的。地中海周围,有着各种贸易,如奴隶贸易、粮食贸易、物品贸易等,那时小亚细亚已经出现了货币,并且已经在地中海区域开始流通,那时贵族们的财富象征就是土地、牲畜和奴隶的多少。而对国家而言,这种力治思想外延至国家力量的运用上就是战争,这是因为战争可积累大量的财富,一个是大量的战俘,可用卖作奴隶,二是大量的战利品。其实,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最后手段。只不过在奴隶社会,这种为奴隶和战利品战争目的十分清晰而已,而在以后的时代,通过在战争中获取的赔付、战俘、战利品等已经逐渐成为战争的附带了,主要目的已经变成国家为今后的整体利益而战了。

    在公元800年左右,罗马帝国逐渐衰落。而在它衰落前,各种大地主、领主和一些贵族已经成为国家的实权人物,单纯的奴隶制度已经不适应这种社会了,封建社会来临了。

    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战争获得直接的战利品,奴隶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重。更主要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已经转到生产效率上,并且经济不断向各个方面发展, 这就要求社会分工也越来越多越细。就如同一棵树,已经长到了枝繁叶茂的时候了,就需要更多根系和更多的叶子来吸取营养。从事贸易的人已经积累起庞大的财富,而且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并且金融行业逐渐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商业往来、进而影响国家的力量。这个时候的社会管理也就日趋合理,它要求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社会道德也向着人性解放迈进了一步,法律也更加复杂,把神权、君权和民权三者间的关系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成了哲学家们的主题。而帝王们则处在这三者的关键位置上,他的意志对国家影响甚大,他的个性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的,是明辨是非还是不问清浊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甚至是存亡。并且,这种方式还体现地方管理上,中国古代就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他的个人行为,判断能力和为官清廉与否,都会影响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因一代明君而产生的盛世不少,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而因昏君主政、贪官当道而影响国家安危的也不少,如慈禧太后时期等,“君子一言,天下兴亡”的现象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尽管各封建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官僚体制建立,但这种官僚体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它的核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法律。个人的意志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这尽管比奴隶社会进步得多,但毕竟没有制衡机制,天子犯法的事举不胜举,与民同罪的时候却不多,所以整个人类的封建历史都有明显的个人痕迹,不合理的地方很多,给社会造成危害也就很多了。

    从英国圈地运动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实际上开始迈向法治社会,因为大量的经济活动必须要由严格的法律来保障,个人的统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因为人性中“劣”的一面时常带来灾害,因而以一部更合乎社会要求的法律为核心就成了社会的主题。在权力需要执行的时候,就以法律做规范,以权力制衡为机制,让社会以此为核心来运转起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言论给了法治社会以理论基础,他们共同使王权让位于法律。

    法律治理下的社会安定性大为增加,各人的能量得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