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
2.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
世界各地的古典哲学其实对人性的思考已经非常透彻，其中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具社会意义。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而并非像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那样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中有超越王权的现象。无论是孔儒哲学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或者其它重要的诸子百家思想，主体上都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想，因而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道德都是一种以人性为存在核心的社会，这与其它文明社会中以神性为存在核心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风靡世界数百年后的今天，那种瞬间开始的一切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如同海啸一样席卷了世界。但现在，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成熟期后，这种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随之对它本身属性的思考也开始了。
当然，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模式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模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固然地带有弊端基因。自然，这丝毫不影响各种社会模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绩——这是历史的进化足迹。我们没有必要为当初资本主义社会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停地谴责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梦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毕竟已经到来了，现代的各种文明、技术、知识和金钱一切都像龙卷风一样围绕着全世界旋转。也许我们对过去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怀有一丝复古的伤怀，但这种伤怀让它留在文学作品中就足够了，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引导全球化的时候了。
中国的世俗社会模式历来不排斥有益的思想和社会实质的改变。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巨大生产力的威力。但我们在未来要做的就绝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接受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要用我们古典哲学中的智慧和今天的经验，对这种如今已经弊端显现的世界进行完美塑造，这是一次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也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而是一次历史的思想融合，如果说其中有竞争，那就是在未来形成的世界主导思想中，来自谁的思想更多、更精彩、更具生命力和更有社会价值了。
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圈地运动后的英国社会几乎就是一场战后余生的社会。它的重新繁盛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旧的制度，这使得新制度下的社会更加兴旺。几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上，现代经济需要迫使一些人离开土地，迫使他们贫困，迫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为现代工业工作，才能使整个社会重新在最新的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圈地运动根本就无法完成英国向现代工业转变。英国的大批人失业也导致了向美国的大量移民，从而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个现代最庞大的帝国，但这不能掩盖西方世界繁荣下面永远无法完美的一面，即遍布世界的战争、恐怖袭击、宗教矛盾、资源争夺、政治革命、现代城市中的棚屋区、冷漠的人性等都说明西方的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它带给世界太多的苦难，而只有西方显得繁荣。但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贫民区的人们，无数的失业者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高福利的北欧社会。不要以为高福利就能掩饰失业者的失落感，他们可能得到了生存的保障，但并没有得到能够再次过上幸福生活的许诺。他们的失落感、失败感还在，这就是不完美。
我们要我们的古典哲学、现代化经验和现代辩证思想重塑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而不是重复中国台湾、韩国那样将两种社会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它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冷漠社会都继承了下来，这绝不是好学生，更不是好榜样，可以注定，这种社会必定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也许，有一条逻辑就是，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并且选择不多。
既要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又要人民时刻得到温馨备至的关怀，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400多年了，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最初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呢？难道我们可以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吗？
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面对的惩罚，多么有意思，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带来了繁荣，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其中放置了未来惩罚的基因。
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欧洲历史上还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革命主义浪潮，即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革命主义、法国大革命和一战后的革命主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这场宗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其中加尔文的主张是：现实世界已经腐朽，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它，按照上帝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加尔文这个主张的聪明之处就是它没有强调这场改革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而是将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归为一体，必须同时改革。这就给了社会不满情绪一个完美的理由——他们有了上帝的支持，因而是正义的。加尔文在宗教方面建议将教阶制一笔勾销，代之以颇具民主思想的教会组织；在世俗社会方面，加尔文首先确保上帝在任何统治者面前的无上地位，即首先确认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原则，任何国王的统治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其中，加尔文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教义，即国王是代表上帝行事，但如果国王出卖了上帝的信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任何上帝的臣民就有权利罢黜国王，也就是说，加尔文认为世俗的臣民首先是上帝的臣民然后才是国王的臣民。加尔文的这一教义不知是否得到上帝的认可——上帝应该默认这个忠心的改革者，但不管上帝怎样，它却为将来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彻底的革命，卢梭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提出的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这相当于加尔文的世俗革命教义，只是将上帝推出了舞台而代之以最高领袖崇拜，这又相当于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有众多改革教义，实际上思想相当混乱。革命者的派别之分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反复无常的状态。其中罗伯斯庇尔是虔诚的卢梭教徒，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也就成为法国革命中最为狂热的一派，以致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最后归于失败。
一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纷乱的世界，这时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彻底扫荡整个欧洲和世界，导致欧洲众多王室丢掉了权力，整个世界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一直浏览整个世界历史的话，就知道历史中的人们一直企图寻找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模式。
西方带给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而这个制度今天看来并不完美，看来他们的聪明才智已经用尽了。从西方民主制度在欧洲以外的表现来看，它只能保证在传统的欧洲、美国等社会中有效，并没有普世价值，并且就是在欧美国家内部也远称不上和谐。也许，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欧美还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富足强大的地方，但西方内部其实早就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根本算不上是一片阳光圣土，早在1972年，英国人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一次演讲中就一针见血地责问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充分就业、相对繁荣和公共服务的改进，为什么一些问题还是那么显著地持续着？”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提出了著名的“剥削循环”理论，如图所示：这就说明，西方的社会还是会导致许多人总是逃不出这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还是始终有这样一个阶层享受不到富裕生活。
“……在座的这群人专心倾听着他（格林斯潘）的每一个用词，但这位美联储主席没有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如同自己心中的那股愤怒。他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提高嗓门：‘拿现行制度进行赌博的行为不断地大量发生，直到这一制度被破坏为止。资本主义不起作用了！一直存在某种腐蚀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③
这是格林斯潘在一次美国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愤怒的声音。此前，由于美国环球电信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宣布破产而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会议上就大公司CEO的职责上发生了辩论，格林斯潘指责美国频繁发生的经济事件，可见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美国为之骄傲的经济制度看来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漏洞。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今最为繁荣昌盛的美国社会也逃离不了这种循环，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人本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社会。
但在这个出发点和归宿之间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人们不得不因为生存和竞争而组成社会，而组成社会的目的却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生活，然而，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相互竞争的压力却导致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心满意足——或者说是为所欲为地生活。
历史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向人的最终归宿点前进，就是要不断扩大可以称心如意地生活的人群数量，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不断地利用机器创造出价值，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其实，真正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是以这两个准则来衡量的。这两者的核心问题实则就是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否平衡的问题。自然，这种平衡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同的。纵观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逐渐由集权制向分权制的过程，古希腊和罗马的那种元老院实行的民主其实只是一种集权运用制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况且，它的军事色彩不仅十分浓厚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每一个角落。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相平衡的的问题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以及所受到的外界影响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十分敏感，又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