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十章(4)(2/2)

原则。他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惊人之举,却是在国会、法院、联邦机构以及媒体毫不知情、无法干预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做出的最重要的两项决定,是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为既成事实之后,美国民众才知道的。

    在尼克松的同僚们中,尼克松的这种善恶双重性格始终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以至共和党的私人侦探布赖斯·哈洛猜测说:“也许我这位天才的朋友在年轻时曾被他最心爱或最信任的人深深地伤害过,从那时起,他再不相信任何人了。”尼克松总统周围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体谅他、绝不擅自行事。尼克松的讲稿撰写人雷蒙德·普赖斯所说:“与尼克松共事多年的人经常谈起他的‘光彩’和‘黑暗’的两面。我们当中许多人通常都是极力掩饰黑暗的一面,尼克松也是如此。”

    雄才大略的尼克松最终失败于他对权力的一极化,也许,他认为这个时代正是体现他政治雄心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他手下人的愚蠢而令他不幸罢了。

    尼克松的确是一位政治天才,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形容他的对外政策“复杂、微妙且紧密交织”,在与中国实现交往一事上,盖迪斯评论说:“我们很难想像尼克松政府还能以很少的代价做出比改善美中关系更能发挥美国在世界的主导作用,更能造福于美国人民的事情。”但他却最终因他所谓“黑暗”的一面而下台了,这是他个性中的矛盾之处。

    同尼克松或美国历届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人总是矛盾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社会,这个由人组成的存在体,也一样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人性险恶,吹打得了别人,就吹打不得尼克松吗?

    人经受得起吹打,才能在这世界生存,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集合,无论从组织构成、思想文化、财富分配、势力所在均存在着矛盾。换句话说,没有矛盾就不称其为社会,社会就是为矛盾而存在的,人类也是因矛盾而生,因矛盾而亡。

    《教父》这部电影相信许多人都看过,教父就曾说过,这世界都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合法的世界,一个是非法的黑社会。正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而制定法律就等于承认了这个世界存在着合法与非法的矛盾。在中国,自古就有阴阳的说法。可见,人类早就认识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矛盾,如果说组织构成是一个社会有序的表现,那么可以说从有组织体系的那一天开始,一种与之对抗的“组织体系”也就存在了,如一位皇帝欲要治理国家必须依靠完备的官僚体制和相应的法律。与此同时,在这官僚体系中就存在着种种阴谋,种种帮派党派等,而且大多是秘密性质的,组织体系维持的是表面的、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种种阴谋,种种派系的活动则是这种组织活动的实质。如美国就存在着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谁也不能忽视这些活动集团,它们真正起着左右政治走向的作用,强大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就是以色列在美国最有力的活动者。

    在经济社会中,任何公司都必须要进行注册,并要按法律交纳税款,并且许多公司都要接受专业会计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然而非法的金融、地下经济等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仅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地下银行,就是在美国、日本,走私、洗钱这类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着,就连安然、世界通信这样的大公司非法的交易不也一样在进行着吗?实则,在股市从事投机性的炒作活动的是大部分股民的意愿,这种活动其实并不产生财富,而只是利用此种活动进行财富再分配而已,这种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类以劳动换取利益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还存在呢?因为上市公司可以从这种投机活动中筹集资金,普通股民则渴望尝些甜头。

    甚至在国家的强权机构中,如军队也存在着矛盾,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爆发一些诸如军事政变的事情,当然各个事件的情况不同,但如果不存在矛盾的根源何来的激化呢?只是在非洲、南美这样的地区矛盾显露得多些,而在美国则多随着总统的权力变化而得到调整,使矛盾得到缓解,因为总统权力得到尊重,因而也就能有效得到执行,成熟、稳定的国家就是这样,并非没有矛盾,而是存在有效化解矛盾的机制,如麦克阿瑟在多次违背杜鲁门的意愿之后终被解职,使矛盾得到缓解,而在智利、非洲等地则不少是通过直接的军事政变完成的。

    ●历史的二元因素:竞争与合作

    “我被解雇了。”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面对1945年的英国选举结果所说的一句话,简洁的一句话透露出不尽的伤感,一位依靠血汗和眼泪最终赢得战争的英雄就这样被无情地抛出了历史舞台,是不是过于冷酷了呢?无论你的情感如何,现实就是现实,对英国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再需要一位海军部长了,而是需要国家的重建。英国人这样做并不等于否定丘吉尔的功绩,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样会留名青史。英国人心中十分清楚丘吉尔的确有非凡的领导能力,但那更适应于战时,而要领导英国战后重建的工作,显然需要更适合的人选。与此相比,美国人倒显得有些不明智,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他却在战后登上了总统宝座。历史表明,在政治领导能力上,他显得很平庸,与其说这时是他在领导美国,还不如说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领导国家。可以说,真正奠定冷战基调的是杜勒斯,而贯穿美国整个冷战政策主调的,基本都是源自杜勒斯。

    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不停地调整国家的政策,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调整的依据就是谁能更有效地执行竞争与合作这个主题,为什么说人类历史的主题是竞争与合作,而不是别的呢?如和平与发展,科技与文明,或战争与革命等呢?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谋求利益是人之本性,需要谋求利益只有通过竞争与合作,并巧妙运用这个手段。其它所谓的和平与发展,战争、文明、科技等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外延,不是核心。

    竞争是合作的原因,合作是竞争的手段。

    人类社会之初面临着三个主要威胁,一是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二是食物资源有限,只有合作才能猎取成功;三是各部族之间的竞争十分残酷,失败往往意味着死亡,甚至在有些时候会成为敌人的盘中餐。可以说,从一开始竞争就是人类生活的基调,这种基调几乎融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文学、艺术、音乐、雕刻、绘画等各方面,而在政治、外交、经济活动中就更为明显了。

    在罗马帝国中,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就曾上演过经典的竞争与合作演出,并且这种演出是如此成功,就像好莱坞习惯于为大片拍续集一样,在恺撒死后,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又同样和另外二人上演了续集,这称为“前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这两个同盟可谓将竞争与合作这个主题表演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后人的生活中,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平民百姓,都透着这种曲调。这不一定要看历史,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和实践之地,所以,这种同盟—竞争的模式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在时时刻刻地上演,你也许不一定十分清楚,但你肯定在社会这个大圈套中,无一例外。

    假如你有时间静静地坐下来读一下二战前后的各国政治活动和外交思想,你就会发现,这又是多么经典的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表演啊!这是一个新兴的纳粹势力、已经初步站稳脚跟的苏维埃势力和传统的英法势力相竞争的时代,美国则凭借大西洋的保护,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做法。英法非常希望能将纳粹势力引向东方,让它和苏俄势力相碰撞。同样,前苏联也抱着同样的想法。而德国则因处于进攻态势,可以权衡利弊,寻找着最佳的时机和方向。三者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战争开始后,德国和前苏联实际有了一段短暂的同盟关系,那就是瓜分波兰,各自达到原定战略目的后,很快这种同盟关系就被抛弃了。同样,无论战争是多么残酷,多少人在流着鲜血,这都不能打动美英决定者的心,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应该尽量利用德国去削弱前苏联,这就是他们并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在必要时大力支援前苏联,保证它不会最终放弃抵抗,如果那样的话,德国就成了欧洲的主人,英法就在劫难逃了,美国这场战争投机也就无从获益了。所以,它在前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开始奔赴欧洲战场,开始了瓜分欧洲胜利果实的战役。这时,前苏联与美、英的同盟关系基本上就可以宣告终结,美苏成了新世界的主角。英、法、德,则无论怎样勾心斗角都无用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彼此的力量消耗殆尽了。

    关于两者是否是同盟关系,完全取决于是否存在利益的交集;而三者之间的同盟与敌对关系,则是充分体现智慧运用下利益的走向;而当出现第四者时,就一定要提防谁是渔翁了。

    竞争与合作看似简单的两个词,却可以演变出纷繁复杂的世事,从《君主论》到《孙子兵法》,从《论语》到《理想国》实则无一不是关于这二者的讨论,这二者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演出的实质。它是这样复杂,以至人人都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同的只是:在不同地方,天上有不同的云。

    竞争与合作是一对孪生姐妹,不可分割,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样的结论,那他必然要吃亏。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打了一场必输的战争,萨达姆想和美国争夺海湾地区的主导权,自然,这背后就是那丰富的油田。然而萨达姆做一个独裁者绰绰有余,做一个战略家却连个小学生都不如。对比一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你就会发现萨达姆是多么的愚蠢。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主要地面对手是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实则在这二者的背后一个是紧邻的中国大陆,一个是强大的前苏联;同样,越南战场上也是一样。这两场战争,美国都是强者,朝、越、中都是弱者,然而,美国失败了,因为无论在朝鲜还是越南都有一个强大的后盾。相反,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因首先入侵了科威特,这基本上就将阿拉伯兄弟们得罪了,在海湾地区就已失去支持;同时,它又得罪了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前苏联,尽管那时前苏联是处在多事之秋,但仍是惟一一个可以和美国正面抗衡的国家。这样,伊拉克也就没什么盟友可言,萨达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战争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从道义上讲已是一个侵略者了,谈不上什么天时;战争是在伊拉克的领土上进行,本应有地利,但现代科技手段充分的美国已经使这场战争变成了一个“单向透明”的战争——伊拉克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军事技术相对美国而言落后许多年,这种“地利”也就荡然无存了;在人和上,伊拉克外无盟友,内则是独裁下的军队,根本就无人和之源,怎能不输呢?与之对比明显的是,美国以反侵略、维护正义的口号出现,这就应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战争原则,所以,美国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同样,实际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转移到了美国这边,在军事指挥上,萨达姆就更显得毫无作为可言,是一个真正的无能者。他在侵略完科威特之后,明知道美军会在沙特集结,自己在信息、装备、人员素质上均是弱者的状态下,却固守待毙,而不是努力争取主动出击,战争还没开始,主动权就已经丧失,还谈什么输赢呢?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他又显得那么毫无准备,缺乏国际回旋的余地,他的精锐共和国卫队损失殆尽,实力大为削弱,这样一个人,除了用血腥的手段保持独裁外,还能怎么样呢?他的结果必然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