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已经不是一个依靠民族征服来获得天下的社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如果说现代社会仍然有民族同化，那也是在首先接受现代社会共识的环境下并且是依靠社会竞争魅力吸引他人而不是南非以前那种种族隔离和征服。

    在相互依赖的今天，民族主义利益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利益之外。这也就注定了民族主义利益必须要融合在全球共享利益之中。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共同体也就有了现实基础，而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纷争，也不管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迥异，也不论我们以往是否经常处于敌对，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⑤在《论列强》中，他做了一个比喻：在一个会议中，如果只有一个发言人高谈阔论，或者其中所有人都重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会议，而“只有经过自由发展的、许多的拥有不同个性的人集合在一个更高的境地，或者处于互相争论和补充的状态中才能让这个集合更有意义，才会使人兴奋”。同理，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民族将毁灭其它国家或民族，而把它们混合起来的结果正相反，毁坏的是每个不同个体的特质，从而将产生新的集体和谐。”⑥

    当然，在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个时代，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曙光，兰克只能认为维持欧洲均势是最好的办法，这需要自觉，而自觉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有自觉，历史就不需要演变了。中日印间还没有达到欧洲统一的那种程度，但在一体化的初期却可以采取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联合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最佳合作机制来。它保障各国主权独立，也不限制他国内的制度，更不可能强调一国的优越性而采取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和坎宁就是这种均势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这显然是英国希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想看到一个联合的欧洲，而梅特涅所主张建立的神圣同盟则是一种以一个强大的帝国重新构建一个大欧洲，而利奥波德·冯·兰克则很好地把他们二者的观点中庸到了一起。

    利奥波德·冯·兰克最注重强调的就是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应该融合，彼此包容，即“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世界将一无所有”。

    尽管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但他终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不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与权力的世界，大国间的角逐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史》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发展不仅仅由古老文明决定方向，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各个国家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和争霸战，这是更为强有力的推动。”⑦在《论列强》中，他也说，历史的表面充满了战乱、动荡和国家的覆灭，但在这表面下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正义、社会精神和创造性——“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和不断演绎，它们像生命一样有繁盛、有衰老、也有轮回——这导致一个包罗万象、更具价值和更深厚的社会，这背后就是世界历史的秘密。”

    大国均势一直就是古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中日印的联合就是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大均势，即亚洲、欧洲和美洲三大均势体系。这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印度各自间矛盾的化解或激化，而是世界要求的趋势，如果有谁仍然以自家的矛盾为政策主调，这个世界必将抛弃这些狭隘者。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有自己决定幸存者的一套规律——“世界历史如同汹涌的海浪，总是摧毁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体系，并在潮水退去后露出一个重建的世界。”⑧

    大国间的均势也在不自觉地运行着支配这个世界的潜在规律。

    民族主义其实自古就存在，并且一直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原因就是历史上的国家多按照民族属性构成，由一个或几个主体民族决定这个国家的一切。现代的世界还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并且各个族裔间的融合也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而在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问题更为突出，如在非洲，“族裔分裂”（ethnic splitting）引起的问题比比皆是。

    对中国和日本、印度来说，彼此间由于同样有历史争端，也就同样有对立的民族主义，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像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那样的和解机制，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强大起来，不难想像，如果德国和法国充满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样的冲突，谁还会重视欧盟这样的联盟呢？那样的欧盟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

    在构建日中印轴心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日本、印度对中国的担心：在中国国力堪弱的时候，日本和印度必然认为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担此重任，难免有轻视之心，故中国要想真正构建起这一联盟，最决定性的力量还是自身的实力，但联合的策略同样至关重要——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采用战争手段。

    以前我们总说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大势有时是决定国家政策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欧洲和美国两大势力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亚洲如果还是一盘散沙，那就会重新形成一个冷战时代，亚洲各国也就不得不重新沦为欧美角逐的战场。“国内政治常常会扰乱（联合制衡这一全球均势原则）、进而会妨碍联盟的共同行为，甚至进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争论的状态中。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出现支持盟友和反对同宿敌结盟的形势，那么国家政策做出抉择就更显得异常艰难——同传统盟友结盟轻而易举，而当需要同原来的宿敌结盟就显得困难重重了。”⑨

    ●中印交易：利益共享

    中国和印度之间明显有三个障碍，即地理、边境争端和亚洲大国竞争。中国尽管和印度相邻，但从历史上看相互交往并不算频繁，两个文明规模、互相交流和影响力等方面不成比例，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屋脊，交通不便导致交流不畅。边境争端则是英国人在现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种下的火种，在此之前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什么矛盾，自然，地理障碍既隔绝了贸易也隔绝了战争。而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则是未来和现在的主题之一。

    只要消除了中印之间的这三大障碍，那么就会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彼此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彼此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彼此的背离。即使都是崛起类型的经济大国，但由于崛起的道路不尽相同，因此彼此的合作前景也是大于彼此的竞争，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制造业，而印度则主要依靠服务业，彼此间有巨大的互补性。这点在计算机方面表现得很典型，中国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如果能和印度享誉世界的软件业展开合作，那么必将在世界计算机经济市场上占有绝对份额。

    如果印度和中国都有诚意化解彼此之间的障碍，那么会发现这三大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地理在现代实际上已经构不成阻碍交流的障碍，只要商人看到两大市场间的巨大利益，那么中印之间就会在青藏高原上投资一切形式的交通，如机场、公路甚至铁路。边境争端在现代也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果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开展经济合作，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实例，中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海洋划界分歧，甚至中国和日本之间政治交往有时十分冷淡，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却异乎寻常地频繁，中日彼此都是对方的主要贸易国。还有如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等都有边界分歧，但这都没有成为彼此发展经济的障碍。如果说我们能和日本、俄罗斯、越南等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和印度做同样的交易呢？至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亚洲影响力的政治竞争，似乎是一个长远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其实不然，别忘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如果能在利益分配上达到利益共享，则就是一个双赢结果。这同样可以找到案例，即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关系等，都是良好的国家利益共享、结果双赢的模式。中国和印度彼此之间其实矛盾并不大——所谓的领土争端和国家发展竞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合作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彼此争夺带来的利益，是共同出去捕猎还是争夺眼前的一点点食物？

    在2005年，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大幅提价，幅度高达75%，由于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并且钢铁是许多行业的必须原材料，这种大幅提价对中国的冲击可想而知。而印度也是一个铁矿石出产大国，中国是印度铁矿石贸易第二大国（每年有5000万吨的进口量），如果当时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有相当程度稳定的合作关系，那么中国在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谈判中就会多了一个有力的筹码。

    类似的合作中国和印度之间将越来越多，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合作，这将是一个开创发展中大国良好合作的模式。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具有很好的前景：“中国和印度正在经济发展竞赛中领跑，但它们的领跑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依靠制造业，印度则依靠服务业。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共同开创一种更广、更有力的全球化模式，并给发达国家带来压力。中国以制造业主导的推动力绝对惊人。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增加到了2003年的52.3%。在这13年间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占了整整54%。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印度GDP中服务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了2003年的50.8%，占同期印度GDP累计增加值的62%。如果中国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继续，并且印度成功实现罕见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战略，那么富裕的工业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新挑战。”⑩

    蒂芬·罗奇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还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经济数字，也只是说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共同对发达国家构成了挑战，还并没有大量说明中国如果和印度展开类似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我们知道，经济学中1+1的合作模式往往产生惊人的效果。

    ● 提洛同盟原则

    任何同盟的建立都需要遵守古希腊的提洛同盟原则。

    所谓提洛同盟就是指雅典同盟，即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为对抗另一个希腊联盟，即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及后来用于对抗波斯的进攻。这种同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即所有盟国成员都必须将自己的一定资金存放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以备统一用于战争。这一原则有两个显著的好处，一是可以有效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就是可以有效地制约各个成员国，使联盟成员不易背叛。

    历史上许多同盟即使在建立之初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原则，但都在实际上遵循它的精神。如二战时，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本营，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伦敦、南京没有明确规定出“提洛同盟”的原则，但实际上美国依照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以及先欧后亚的政治原则而具体分配支援各个战场的物资比例，事实上就是执行了提洛同盟原则。

    当然，今天所说的提洛同盟原则已经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和和平意义，即不再是简单地将成员的资金收拢到一起，统一支配，也不再是为战争而准备，而是用各种经济协议、合同、法律条款、国家条约等将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不再是为了一场战争，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经济发展，为了分享利益，也是为了和平的经济竞争。

    欧盟的建立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如首先建立欧洲煤钢经营联盟等。目的就是为了使同盟的所有资源得到统一支配，以便行之有效地共同对付敌人。同时也防止像提洛同盟那样最后演变成雅典利用掌握共同财产的权力而走向帝国，把原本平等的成员盟国变成附属国、征服地。建立共同管理的煤港联营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独自控制资源，也就不可能企图建立帝国，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任何成员窥视权力。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提洛同盟原则，也就是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真诚的进行区域国家合作的办法。无论是欧盟那样成熟稳定的区域合作还是美国建立的美洲国家组织，或者东盟那样松散的地区联盟，这个原则都是一个对成员公平、消除野心的唯一办法。今后世界各种地区组织的合作都必将遵循这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