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3)

    3. 炉边谈话

    ●大外交：世界需要均势

    亚洲的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历史悬念，因为美国及其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早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历时数百年，已经十分成熟；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一直锤炼在战火中，殖民时代和工业时代聚敛了足够的财富，社会和民族既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也促成了社会共识，又经过冷战的挤压，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已经达到了建立一体欧洲的程度。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核心建立起全球联盟体系的话，那么欧洲就是地区一体化的表率。在21世纪，如果亚洲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反之，如果亚洲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状态，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处在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亚洲如果形成一体化的话，那么必然会首先经历这样一个步骤，即首先形成亚洲内的板块，如俄罗斯及其一些亲近国家、阿拉伯板块、东盟、东亚、南亚等诸多次级联盟，然后才会实现大亚洲梦想。现在看来，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在这三者中，无论从历史、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来看，未来的几十年里，只要中国还能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就会成为三者中的决定性因素，即只有在中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自信的时候，才能推动亚洲真正向一体化迈进。

    可以说得很明白，中国要联合日本、印度，就是要促成三极均势的建立，以对抗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统天下的野心。原因很简单，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维持均势就是维持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联合国曾于1965年通过《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格劳秀斯在阐述他的自然法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埃默生·瓦特尔也附和说，“如果不尊重每个人的私有权，（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强盗和尔虞我诈的演绎场”，所以，“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培养正义的责任感：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他国的私有财产，还有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安静地享受这些的权利。”①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联合国就是大国维持均势的一个交易所，也是教训那些国际社会街头小混混的最好工具；格劳秀斯要么是想用这些教条约束那些国际社会的弱者，要么是在胡言乱语，因为他的国际法从来只是大国制裁小国的借口而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自觉遵守这些现代的汉漠拉比法典。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没有披上这些虚伪的外衣，显得朴素和诚实得多。

    在欧洲和美国，只有那些现实主义思想家才值得尊敬些。如休谟的《论均势》、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策论》等。他们告诉人们，当欧洲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的时候，它们也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矛盾的策源地。只有欧洲国家维持一个均衡机制的时候才能确保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不能支配其他国家。

    这种机制像是一种自动反应机制——当欧洲任何一个大国谋求称霸欧洲的时候，其他欧洲大国就会自动联合起来反对。当反对成功后又重新构筑起另外一个均势机制。这种自动反应机制在欧洲已经历时良久。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帝国时期、希特勒第三帝国等都企图统一欧洲，但结果都失败于这种联合起来的反抗。正如英国人培根所言，当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共处一个时代时，其中一位如果有任何想越过樊篱之举时，另外两个国王立刻就会联合起来干涉他，使之恢复原来的平衡。其实，这种反对一国霸权的机制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希腊群雄割据时期都是如此，现代全球化令整个世界融合在一个村子里，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相互制衡机制，它依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的主题。

    对中国而言，支持欧洲的统一计划、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努力促成亚洲联合力量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是强硬的拿破仑还是懦弱的宋代王朝都明白这个道理，而只有纷乱、相互诋毁的亚洲才会令欧洲、美洲嘲笑。在未来几十年里，是构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的好机会，中国是亚洲的传统大国，理应有此责任保护亚洲的整体利益。

    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国国力的强盛如果大得已经对其他强国构成威胁，那它自己也会招来对应的威胁：任何强大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统治企图都必然要面对一个反抗者联盟。”②杰维斯所总结的就是欧洲的历史教条之一。类似太阳王路易十四图谋欧洲的梦想破灭、拿破仑帝国经典的覆灭、哈布斯堡家族的辉煌不再、希特勒纳粹野心的失败等，都告诫欧洲和世界大国，任何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话必然要思考自身是否拥有对抗一个强大联盟的实力。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一个赌注：加入称霸帝国的阵营还是加入反对联盟的阵营？不仅仅是小国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现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强大，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对联盟也有失败的时候，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帝国几乎击败了所有的联盟或单一强大对手；中国历史上的秦帝国同样也将其他六国联盟永远消灭了。比较而言，美国相对同一时代的任何大国或国家联盟都要强大得多，难道美国就没有重新征服世界的能力吗？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在大国，显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亚洲人

    在建立日中印这个轴心的过程中，以目前的偏激民族主义者看来，中日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其实，尽管中日间的矛盾在近现代史中非常深刻，但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曾经有过多么残酷的战争，大国间仍然保持着时刻合作的可能。中日间在2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兵戎相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间的历史共融性与和谐性远远比相互间的矛盾要深远。

    即使是在现代，中日同时作为世界大国，同样可以构建许多共同利益。如在1993年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日本与中国此时看起来更具矛盾——在俄罗斯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表现得很惹人注目（如安纳线与安大线之争）。但在南面，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很高，当泰国主张修建克拉运河的时候（日本一直积极支持泰国修建通过克拉地峡的类似工程），中国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面临能源紧张，一方面担心因台湾等问题面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威胁，所以有可能促成中日泰共同修建克拉运河，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和日本对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当马六甲海峡为第三方威胁的时候，中日就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一直就有“马六甲困局”的说法，即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大多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周围拥有许多盟友和军事基地，如新加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大量的航运和石油进口，这在战时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现实中，中日同时都对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有迫切的需要，一旦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中日间还是有携手共进的可能。同时，仅以这条石油供给线为例，鉴于印度的位置，中日显然还需要和印度联手，而一旦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和中日间经济一样密不可分的时候，石油作为经济的动力就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这三大国其中之一的利益了，而是和三者都有关系，显然，它们有理由合作。

    另外，在文明的范畴中看——显然，是亨廷顿先生为我们出了这个题目，中日印三者也存在共性。

    不妨首先反观欧洲一下——法德几百年的恩怨在现代不也一样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

    近几年，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很活跃，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基本的民间政治，尽管它不能代替政府，但它无疑可以长久地、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有时它也会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思想体系都是起源于欧洲，参考欧洲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间政治合作和竞争等发展、演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论述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和国际行为中的作用最有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论述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也有过一致对外的历史，如十字军行动、对抗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是不是中日间也有许多共性呢？中日间的文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字一样、儒家和佛教都是文化思想的主体，种族一样，都属蒙古人种，民间传统习俗和建筑、服饰等都有许多共性，如果说中国汉族可以和差异巨大的周边游牧民族都能融合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与更为相近的日本人反而渐行渐远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1848年冲击整个欧洲的革命、还有维也纳会议等这些都表现出欧洲的政治多么复杂，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最大；而1848年的革命是遍及整个欧洲的，并没有止步于民族这个界线前；此后，维也纳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原则，并为之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维也纳体系。这表明，欧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有很强烈的统一意识，最妙的是，这两者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它们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和谐地共处。这对中国、日本和印度最有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亚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话，中国历经2000多年，周边又有许多异族，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很强烈，致使凶猛的异族的入侵往往以和睦的政策代替原来的民族隔离政策。鸦片战争后的亚洲革命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同样遍及日本、中国还有印度； 至于类似维也纳体系那样的协调体系则已经存在很久了，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建立的保护体系。这样，欧洲和亚洲在大国合作上还是有共同性可循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像法德那样的合作也有可能在中日间展开。

    亚洲的政治家迟早会与欧洲的政治家一样，也对地区统一抱有同样的信心和认识，因为这关系到亚洲整体的兴衰。梅特涅的助手根茨论述道：

    “（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

    “欧洲命运取决于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优势的列强的国际体制”；

    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构造（federal constitution）”。③

    自然，现实政治家的政策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仁慈，梅特涅的民族政策显然带有压迫与强制色彩。在亚洲，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直就是寻求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

    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阐述的统一欧洲并不是以消灭民族主义为代价的，而是认为二者可以共存共荣，这对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民族特性来说很有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一书是表达他本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和亲切感——在宗教革命中，德意志民族第一次认识到团结的重要，这对后来德国的统一至关重要，这也表现在他的《普鲁士史》中：“祖国的发展与自己主张的一致，这是一种幸福。”④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主要演绎的是欧洲列强争霸，而这之后的欧洲民族主义普遍崛起，并且掺杂到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中来。

    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也论述了每个民族都有的共同性，那就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社会，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并不能在这里完全应验，每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它自己的运行状态和环境。——中日印间一体化其实也并不是民族的一体化，正如欧洲的一体化并没有抹掉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民族主义应该得到保持，中国和日本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利益，彼此间不能因为历史中的战争而否认这种特性和利益，那将无异于种族歧视。现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