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离《独立宣言》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越发近了。于是，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集中到“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来，这也成为美国政府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内容。
但是，绝对的“机会均等”——“同等”在现实中，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哑巴，另一个孩子却非常健康；一个孩子出生在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在父母无私的关爱中健康成长，另一个孩子则出生在冷漠的家庭，父母对他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天资聪敏，一个孩子愚钝非常。显然，这并不公平，每个人先天的条件都不一样，并不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机会同等。
因此，机会平等也不能按字面的含义来理解。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时流行的一句话更能体现“机会平等”这4个字的含义了：前程为人才开放。出身、民族、信仰、肤色、性别都不能成为阻碍一个人发展的障碍。任何人都有权利凭他的才能、品格去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他们凭本事寻求幸福生活的机会是任何一个政府、集团、个人都没有权力剥夺的。
这样解释下来，人们可以发现，“机会均等”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中的引申。每个人的出生、受教育程度和先天条件各不相同，他们都希望从事不同的职业、干不同的工作，因此像“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机会均等是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自由并不冲突。试想，如果你因为种族、肤色或信仰这样杂七杂八的原因就被拒绝在你渴望的生活之外，得不到和你的才能与品格相衬的待遇和地位，是多么不公平的事。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牺牲掉另一些人的自由，这很明显是对人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的干涉和侵犯。因此说，对“机会均等”的践踏无疑也是对自由的践踏。
但在现实中，要实现“机会均等”却非常困难。人们的头脑里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有时候这些偏见竟是如此地根深蒂固，生命顽强。拿黑人问题来说，长久以来，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着歧视黑人的现象，这种歧视在南北方都很常见，尤其是南方。然而，经过无数人长时间的努力，在为黑人取得和白人均等的机会上，有了明显的进展，虽然个别“不公平”的现象在今天还存在。如今，随着国力的强大，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开始实行免费教育，便正是“机会均等”的一大体现，尽管免费教育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并不纯粹是件好事。
内战后，“机会均等”迅速成为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这特别表现在和经济相关的政策上。“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词汇。那时的情况是，人人都可以做他们想做的生意，干他们希望的工作，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添置任何财产。任何人只要干得出色，就会受到成功的青睐。而同时，没有任何人，任何群体可以限制一个人的发展。换句话说，能不能成功只与个人的才能有关，信仰、出身、民族、肤色都不能对你的事业造成阻碍。虽然，从另一方面讲，你必须独自承担失败的后果。
但这却导致了两个必然的后果，其中之一是：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没有用金钱得不到的东西，没有金钱办不了的事。尽管当时很多学者名流非常看不起这种观点，大声斥责它的庸俗，但它还是很快在人们心里扎下根。美国人不愿意用传统的门第观和封建贵族的出身观来衡量一个人，他们更看重个人的才能，正像托克维尔所说，财富的积累是衡量一个人才能的最便捷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人们尽可能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他们在工作中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创造了大量财富。
此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的慈善事业也随之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机会均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美国陆续建立了大批的慈善机构，如非赢利性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不过，在其他领域“机会均等”的实现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时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条件还很少，没有对企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到19世纪末，政府用了很多猾的办法，比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杜绝竞争中的不公平现象。但是，还有很多违背“机会均等”这一原则的传统依然牢牢左右着人们的言行，而法律对其又无权干涉。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偏见，肯定是有利于那些出身良好并信奉基督的白人的。虽然如此，还是有大量出身一般又不信仰耶稣的有色人种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取得成功，因此，事实表明，这些偏见绝不是不能超越的。
但是，在对外贸易上，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机会均等”原则就不那么重要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把“征收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而用关税来保护美国市场显然和“机会均等”原则背道而驰。此外，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机会均等”原则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移民到美国，东方人还是被拒在美国门外。因此，人们发现出于对国防和经济等国家利益的考虑，“机会均等”原则只仅仅局限在美国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