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因何而起，因何而消（3）

    邦德经常在外，由中国到美国，从香港到重庆，四处奔波。邦德不在公司之时，黄宝贤把“中航”的一切工作都处置得有条不紊。从1938年初黄宝贤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到1942年底因病离开，他的工作成绩卓著。国民政府、交通部和靠美方“技术实力”构成的“中航”公司都在黄宝贤的操持下合作得相得益彰。

    比如，黄宝贤在邦德把英国人即将关闭滇缅公路的消息“透露”给他后，他马上转告国民政府交通部，为高层定夺寻找、开辟新航线赢得了时间。比如，在中国的对外最后通道面临关闭之时，他找到邦德共同协商开辟新航线的途径、路线。还有，在面对交通部发来的紧急通令后，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在各方的吵闹中把新航线飞行计划交给王承黻，王承黻再报送交通部，交通部的答复还没下来，邦德已经指挥开始飞了。此时，前线**已快弹尽粮绝，陈纳德的P—40战机也已经无法正常升空，航线再不开通，后果不堪设想。

    邦德的报告写得相当“到位”，蒋委员长、外交部长、交通部、“泛美”总部和“中航”公司中方高层，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一切几乎都已安排妥当。在数度的奔波和争吵中，航线终于正式确立了。只等DC—3从美国飞来，航线就可以正式通航。

    所有事情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宋子文继续在美国游说，游说军方，希望他们同意，他通过关系“拉”来能驾驶“两个发动机”的飞行员从部队中退役到中航，黄宝贤在病床上组织人员就新航线开通后的事项一一落实。为对还未到手的飞机性能、制造商实际生产能力有一个彻底了解，邦德亲自到生产制造DC—3的道格拉斯公司考察，并在那里把“形势报告”交给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式落实了新航线计划，邦德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夏普驾驶一架飞机飞赴缅甸。密支那机场及相关地面设施还有待完善，根据和英国人达成的协议，那里正在进行改造，他要去检查进度情况，按计划，密支那机场应在1942年初交付使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突袭珍珠港，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对于已经踌躇满志准备打开国际通道的中国政府，对于已经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开辟新航线的中国航空公司，对于那些在前线苦苦支撑、焦急盼望军需的前线官兵，所有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

    此时，面前的情况是，所有能飞起来的飞机无一例外都受伤了。但是，为了保存后备力量，保存实力，要立刻进行撤退。

    撤退在12月9日晚上7点开始，撤退地点是香港以北200英里远的广东南雄和西南内陆重庆。“考察报告”、新航线、密支那，全顾不及，全都被抛到了身后，目前首要的是要把人员安全撤走，把所有剩余物资转移到安全地方。

    7点整，法兰克·L·希格斯第一个起飞，受了伤、满载着航材和人员的DC—3在启德机场跑道上沉重轰鸣，艰难地抬起机头。接着是第二架，15分钟后，机长哈罗德·斯威顿驾驶一架DC—3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然后是保罗·W·凯斯勒……值得一提的是，这3架飞机副驾驶和报务员全部是中国人。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