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可贵地活了下来。一直在谋求好名声的清王朝也自然不会不感到这一点。

    这就再次暴露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的男盗女娼的本质。

    我们已经知道，曹雪芹的祖先也是投降满清的一员。与吴三桂其实差不多。这些人已经看到明朝气数已尽，决定换换手气，投向满清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儒学带给国家的灾难。无论如何，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总数总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像大观园里吃螃蟹一样，尽管贾母、林黛玉这样的生怕吃多了不利于消化，但是还有很多人连尝都尝不到。崇祯在清洗魏忠贤之后，自然要依靠那些只会胡说八道的大臣。这些大臣在崇祯面前当真是慷慨激昂。但是就是一不会打仗，二不会治理国家，三满清一来立刻投降，混一个可以继续这样胡说八道的地位。

    既然较高的社会地位已经被这样的不可救药的家伙所占据，那么像例如吴三桂这样比较有作为的将领，如果想继续升一步，就只好投降异族了。[73]

    现在全国一致同意，与其继续让朱明继续鬼混下去，不如让满清来碰碰运气。我们看到，大明江山几乎是送给满清的。以至清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在进关之前就做好准备，随时可能退出来。所以他们进关之后，以抢劫为主要任务。这些鞑靼人的确抢了很多的财物和女人，并把这些东西运到关外。[74]

    首先是那些负责抵抗清兵的队伍纷纷倒戈。即使别的人都还犹豫，只要吴三桂下定决心就足够了。似乎满清入关之后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抵抗。这些鞑靼即使再愚蠢，肯定也感到这次入关的气味不正。他们即使尽了全力，也只是在山海关一带和明军的一部分打了个旗鼓相当。可是等到他们入关之后却发现，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这的确是个怪事。后来这些鞑靼人在江南一带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很杀了一阵。以此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请来的客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是征服者，是统治者等等。

    只要拿清朝的征服和蒙古的征服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到二者的确有些不同。后者才是真正凭借武力获得成功。而满清从一开始就陷入汉民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

    如何从“客人”变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就成为满清王朝建国之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样就大致可以确定薛宝钗，薛家在书中的地位了。

    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舞台上面活跃着大概四种不同的力量。首先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皇帝；其次是处于另一个极端，要么是饿死，要么是起义的农民；第三是夹在二者之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最后还有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鞑子。

    **历来主张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在明朝末年，情况也是这样。往往农民起义不能直接获得成功，但是它极大地打击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在与起义军的斗争中，中央政权不得不扩大地方地主豪强的力量。这就为接着的军阀割据创造必然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汉朝、唐朝、元朝、明朝和清朝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说明朝末年的地主阶级没有尽全力扶助明朝，可能也是想走军阀割据的老路子。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或者说是低估了满族人的存在。恐怕他们打算与满族人和平相处，而不是如皇帝那样试图兼并他们。

    从理论上看，当时的启蒙运动虽然相当激烈地抨击了明王朝的罪恶，但是在明王朝之后，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就没有说得很明确。有的学者提出“圣王”统治。但是这个“圣王”的确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也知道节制皇权，发展经济。问题在于后来的子孙并不能继承这些好品质。所以“圣王”的提法一点也没有在理论上把实践推进一步。

    正当这些人在理论上一筹不展之际，社会革命已经突破了这些启蒙学者的视野。李自成没有读过书，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李自成进京之前，中间阶级甚至看好这个人。李自成毕竟还是有人民基础。而崇祯有道统上的根据。可以说，在政治上，中间阶级很贫乏。一方面，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商人，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从道统上说，又都是皇帝的子民。虽然启蒙学者试图批判儒学以削弱皇帝在理论上的权威，但是这个启蒙运动本身就很微弱，仅仅是非议而已。没有拿出正面的东西与朝廷相对抗。**说，书生造反，三百年不行。恐怕就是指明朝中后期的情况。[75]

    但是事情在李自成进京之后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李自成流寇的习惯没有改。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这就使问题不一样了。

    首先，中间阶级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崇祯来做皇帝。虽然崇祯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基本上保证了中间阶级的既得利益。

    其次，中间阶级的主要问题，崇祯已经被李自成打倒。对于这些人来说，李自成的使命已经完成。下面的事情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没有崇祯的新秩序。

    第三，他们的行动还必须赶快。否则李自成站稳脚跟，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中间阶级的主要问题还是土地。只要大的土地兼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中小农民的大量破产，以至于起义的事情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历史上，例如魏朝皇帝就与士伐阶级在这个发生矛盾，从而给司马氏造成机会。

    同样，在明朝末年，中间阶级再次与中央集权发生矛盾。至于具体的矛盾是什么，这里没有准确的调查。不过很显然的事情是，中间阶级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再次选择背叛的道路。

    至于双方谁更代表进步的生产关系，在严谨的调查之前，不好说太多。根据我的印象，目前普遍的观点是，在明朝中后期，产生资产阶级经济萌芽。按照这种一般性的意见，似乎是明朝皇帝更多地出于反动的地位。但是结合魏晋时期的例子，还是不能得到武断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我国历史上，大土地所有总是代表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即使在现在，小农经济仍然属于进步的生产力。

    另外，从民族感情上说，中间阶级为了推翻朱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不惜与异族刽子手狼狈为奸。即使从这一方面讲，这些人也不配得到更好的下场。

    这些中间阶级的代表似乎很天真，他们自以为是向满清借兵，最著名的是吴三桂开关放清兵进关。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天下永远就是他们的天下。而满清所起的作用也和李自成差不多。但是问题显然是，历史的发展只是由所有力量的总合所决定。当中间阶级还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时，他们还可以控制局势。但是当局势的发展超出他们的范围之后，他们就无可奈何了。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吴三桂还在云南起兵。但是这些人的确发现满清已经背叛了那个“金玉良缘”之后，他们又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根本无能为力。

    一方面李自成的余痛还在，另一方面，满清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接管了国家政权。最后，恐怕是最重要的，清朝的统治阶级根本不信任他们这些汉人。军政大权直接由八旗贵族控制。这就是说，满清没有搞什么特务恐怖；清朝搞的是整个国家的恐怖。启蒙学者对于看重道统的明朝，还能说几句。但是清朝一直没有把道统放在眼里。满清贵族说，大清的江山是打下来的。

    但是清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放松文化上面的专政。那些喜欢非议朝政的儒家学者，明朝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清朝一来就把这些学者处理了。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共杀了几百个儒生，就一直沸沸扬扬地骂了几千年。相反，满清大兴文字狱，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其恶名反而不如秦始皇重，这岂非怪哉。

    通过文化专政，满清的确极大地巩固了它的统治。这个措施，即文化专政，在秦始皇那里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怒气。而满清则因吸取明朝的教训，把这个措施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这的确开了一个先河。

    总之，清统治者接口“排满”，把那些具有启蒙思想以及敢于表达启蒙思想的学者都杀了。这就是其统治巩固的根本原因之一。

    前面已经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却没有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注意和干预是不可思议的。

    换句话说，如果明朝也像清朝这样，通过国家机关杀光这些启蒙学者，其统治是否会延长呢？

    我认为，不能得到这个结论。因为明朝毕竟和清朝的统治原则存在着巨大区别。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就试图把他的统治按照血统永远流传下去。但是他深知，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武力之上。**高度评价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朱元璋必然想到，他的子孙肯定不会像他一样流落江湖，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换句话说，朱元璋已经知道他的子孙必然与前面历朝历代的皇子皇孙一样，不多不少，也都是废物。其实就是秦始皇又何尝没有这个打算？秦始皇收天下之兵，筑七十二铜人。

    从地主阶级角度讲，这个“道统”的确有说服力。从明末软弱无力的启蒙运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思想体系之外的集团来说，如农民和异族，这个道统就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说儒学这一套唯心主义的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但是进一步说，它“防君子”又何尝完全成功。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启蒙运动是如何费尽心机地破坏道统的神话吗？我们不是看到被儒家学说所苦的中间阶层是如何给朱明王朝暗中捣鬼，甚至任由李自成毁灭这个道统的吗？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这个被道统所困扰的阶层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与异族为伍也要彻底粉碎这个他们曾经愿意效忠的王朝的吗？

    看来法家理论又一次占了上风。当阶级利益与传统的道德约束产生矛盾的时候，最后究竟是哪一个取得胜利。[76]

    继朱明王朝成为儒家理学的牺牲品之后，中间阶级成为启蒙学说的牺牲品。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个历史事实，才能理解作品中“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真实意义。

    当前红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虽然它看到曹雪芹与启蒙的血缘关系，却没有进一步看到作品对这个必然夭折的理论运动的否定。这就是说，红学居然把《红楼梦》放在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77]的启蒙运动的水平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红学的巨大误解之一。

    在吸取了明朝失败的教训之后，满清认为，“讲道理”并非总是管用的。他们决定以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力。而武力的基础就是八旗。换句话说，满清的统治其实就是建立在八旗的团结，一致对外之上。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说所谓“护官符”的重要意义了。原来满清也有这个“护官符”。这个“护官符”就是八旗制度。

    我要说，纵看中国历史，这样建立在确定的贵族联合之上的统治方式的确是罕见的。以往的封建统治形式，都是以单一血缘继承为根本标志。如明朝，就嘉靖皇帝的父母亲是否得享太庙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满清就不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鞑靼人在入关之前，还处在原始**的部落状态。似乎要想很明白地分清父系方面的继承关系或者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例如在皇太极逝世之后，顺治的母亲为了保证顺治的继承，嫁给多尔衮。这件事情显然给顺治造成巨大精神打击。这可以从他谋害兄弟，霸占董小宛这件事看出来。

    在八旗贵族内部，可以说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似乎只要是爱新觉罗氏，都有资格继承大统。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让清史学者给一个结论吧。这里只是想说，满清的统治基础，即非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原则，又非唯心主义的道统原则。而是独一无二的小集团的原则。这个集团虽然从绝对上说并不小，乃是整个八旗子弟。但是相对来说，满族始终只是少数民族。

    如果说第四回透露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护官符”。通过这个“护官符”，可以看到满清独特的统治原则。如果说八旗子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红学学者依然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护官符”又说明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即使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四大家族”实际是指的什么了。如果作品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四大家族的没落，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满清又意味着是什么呢？如果广大读者在所谓“人情小说”的掩盖之下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当代自以为是的红学又如何能逃其误导的责任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确认为作品以“谈情”为主，那么又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甚至在“摇曳生态”的前辈依然摇曳的时候，谈请甚至成为唯一正确的事情。

    Let’s rock.

    [66] 《老子》

    [67] 现代学者总是把法家的影响归结为儒家的影响。

    [68] 现代红学注意到《红楼梦》与启蒙学者的内在联系，却没有看到《红楼梦》对这些思想学说的批判立场。

    [69] 虽然运动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但是本质还不等于直接等于形式。

    [70] 据说乾隆是西藏一个活佛的入室弟子。

    [71] “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72] 需要解释一下。在宋、明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都声称自己是“儒者”。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这些人的绝大多数的确如正文所说，基本是个废物。但是也有极少数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未必把儒家的经典当一回事。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家主张。但是为了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他们也没有自称自己是什么“法家”。例如曹雪芹就是这样的人。

    [73] 关于这一层意思，没有比林黛玉说得更清楚的了。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74] 林黛玉形容这种场面是“携蝗大嚼图”。

    [75] 通过考察历史，似乎很难说除了明末之外还有哪个朝代的“书生”试图造反。严格地说，清朝也不是。清末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都试图走一条类似当时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虽然可以说是半个书生，但是一方面，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封建制度；另一方面，这个辛亥革命没有完全获得成功，这也是很显然的事情。能够说蒋介石完成了总理遗愿吗？虽然蒋介石自己是这么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的完成呢？

    [76] “天变，道亦变”。

    [77] 忽然我又想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