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地位之所以这么显赫，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部自觉地贯彻了辩证法原则的作品。一直被《红楼梦》爱好者所忽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

    什么叫做《风月宝鉴》呢？同一个大美人，王熙凤，从正面看，貌似天仙；而从背面看，则是骷髅。同样，金陵十二钗都有这么一个“背面”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我多事。至于是不是每一钗在背面都显出骷髅的影像呢？就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同样反对一刀切的态度。

    对于好色之徒，美人与枯骨何异？对于佛教来说二者不存在区别；同样对于曹雪芹来说也是这样。说实话，我对于这样的观点，的确未必敢于全盘接受。那些“谈情派”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同意曹雪芹的极端观点呢？

    这就是说，看来曹雪芹还是比较支持我的观点。看来“谈情派”的确不是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稳当。但是还是那句话，《红楼梦》属于全人类，甚至属于它的敌人。曹雪芹根本就不在乎世人对他的评价。你即便骂的昏天黑地，即便佩服的悲痛欲绝，其实最后都与曹雪芹无关。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任务，要从背面来看作品。这绝对不意味着非要穿凿附会，甚至达到歪曲的地步。风月宝鉴就是那样，读者如果如同贾瑞一样非要看正面，也没有办法。

    例如关于贾宝玉这个形象，明明是个草包，却被红学家拔高得不得了，以至于不尊重贾宝玉就要背上不尊重曹雪芹的罪名！我们看到，天涯何处有净土，冤假错案，甚至污染到了最反对权威的《红楼梦》中，而这还是在21世纪！按照贾宝玉的标准，这些红学权威是不是也感染上了仕途的浊臭呢？

    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我认为，要从典型性和普遍性这两个方面加以掌握。

    既然提到辩证法，恐怕任何人都知道这就是说要从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除了《红楼梦》之外，大概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一部文学作品了。不错，我们自然可以从其它的作品中找到辩证法的痕迹，但是要说像《红楼梦》这样自觉地把这一原则坚持贯彻到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恐怕的确是不多见的。也正因为是这样，《红楼梦》才从一开始就令人感到难以把握，不知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如果从情节来看，正如作者所说，的确不过是些家庭中的琐事，例如赵姨娘与贾宝玉的丫头打架这样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红楼梦》的确不能和《三国演义》、《水浒》相比。但是《红楼梦》的内在魅力显然不是单纯情节所能表达得了的。

    问题不在于《红楼梦》包不包含这些内容。问题在于《红楼梦》是不是只是包含这些内容。或者说，《红楼梦》包含所有这些穷酸前辈所能够像想得到的内容。是的，《红楼梦》有淫，有缠绵，有宫闱密事……

    问题在于既然《红楼梦》的确包括了所有这些前辈们所说的方面之后，这些方面也就不配再称为是主题了。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的量的累积导致了质的改变。既然说主题必然唯一，既然说以上一切只不过是《红楼梦》借以表现其主题的不同侧面，那么就不得不说，所有这些都与主题无关。《红楼梦》的主题，正如上文已多次说过的，只能是历史。

    但是《红楼梦》又不只是复述史书上的史实。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作者已经说过，作品乃是“取其事体情理”而已。简言之，二者的区别即所谓“逻辑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

    而要把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压缩在短短一部作品之中，那么就不仅要问，作者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者不妨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所谓作品的典型性是如何在作品中得以表现的呢？

    首先是典型的环境。显然，如果没有一个适于作者展现其观点的现实背景，作品的真实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武松和猪八戒出现在《红楼梦》中是不适当的。但是柳湘莲和薛蟠就不同了。这就是说，所谓“环境”不外就是作品一般的概念，统一的尺度。在不同的环境下，即使是相像的人物形象也必然要改头换面。且不要说在这个环境下所发生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作品所选择的特定环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可以说，当环境大体确定下来之后，作品的范围也就大体得到确定了。例如你不能在《红楼梦》里面描写枪战等等。作品的大背景：

    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当然不能被作者的反语蒙蔽。通过阅读可以看到，作品和历史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其实就是例如《西游记》这样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一个确定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虽然《西游记》表面描写的是唐朝的事情，但是其实写的是明朝的事情。

    “然朝代年纪，地舆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