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梁山人马俘获后屈膝事敌，马上倒戈。这“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后，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董平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统兵将帅如真是要“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种货色首先就该推出斩首。

    然而，根本就没这一说。也许是因为董平事敌倒戈时已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董平讲：“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但既如此说，当初又何必定要纠缠“那厮”做自己的老丈？再说，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就一定会害民就一定该杀？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圣手书生萧让不也被大奸臣蔡京调去府中听用了，这又该怎么说？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事前，宋江派郁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二人推出斩首。这当口，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了性命。二人被董平命人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军中，向宋江哭骂，骂的也只是“董平那厮无礼”。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