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本文以流传较广的７１回本为据）在中国流行的程度，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特别是它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大众阶层中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批评能够研究解释的范围。在许多时候，它已经成为某些社会群体（例如：农民社团、社会团伙、市民等）规范其社会行为的习惯法。正因为如此，《水浒》所散布出来的有关性别角色的观念，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水浒》对女性的藐视是有目共睹的，书中的所有女性人物都不过是男性人物行为心理的陪衬。所以早在60年代就有学者断言：《水浒》有“厌女症”①。如果《水浒》“厌女症”说成立，这也不是《水浒》独有的现象，以同样的道理推及《三国演义》、《西游记》，甚至《金瓶梅》都可以得出“厌女症”的结论。那么，“厌女”就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作家的特例，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症之一。
以往不多的分析《水浒》女性人物的文字，主要有“两分说”和“三分说”②。实际上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女性人物没有引起重视。那就是老太婆形象。
《水浒》中的几类女性形象，几乎都走向了极端。有极淫荡的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有极残忍的女性，如孙二娘、顾大嫂；有极阴毒的老太婆，如阎婆、王婆；也有极贞节的女性，如林冲娘子。《水浒》女性形象的极端化绝非偶然，这与作者对女性的审视密切相关。
对**的排斥
《水浒》是以封建时代的农民道德观念为蓝本塑造众多人物形象的。这种道德价值观与同时代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相同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以往人们的目光往往盯在《水浒》中表现出来的“有条件的造反有理”主题上，而对《水浒》其它方面所表现的道德保守性估计不足。《水浒》在性别观念上的狭隘性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水浒》将个人尊严放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上，对来自社会上层过分的压迫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一点无疑是《水浒》精华所在，但是《水浒》中通行的“人”或“个人”的概念，却完全没有女性在内。由于对**持强烈的反对与排斥态度；又由于作者将**与女性划等号，使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处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水浒》好汉们啸聚山林，与官府豪强为敌，这要求他们要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然而，这种凝聚力既不可能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例如什么“替天行道”；也不可能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前者由于梁山好汉成分复杂而一直不能服众；后者则直接与绿林英雄求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相悖。结果，象梁山这样的被社会封杀的边缘群体就不得不求助于“义气”这类的特殊精神纽带。它要求男人和男人之间要同生死共患难。**由于其天然的排他性而成为这种“兄弟义气”最危险的瓦解力量。这恐怕是《水浒》作者极力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水浒》作者在杨雄、王英身上已经警示性地指出了这一点。
《水浒》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女英雄；一是荡妇；一是贞女；一是三姑六婆类。
在这几类女性形象中，着墨最多的是荡妇形象。她们如何淫荡；如何鬼于心计；如何谋害亲夫；如何没有廉耻，一一叙来，直到读者感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便让英雄对其剜心剖腹，完成大快人心的处罚。《水浒》中的女性人物本来就不多，而浓墨重彩加以描绘渲染的荡妇就有三位：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尤以对潘金莲的刻划影响最大。在作品中，这三个荡妇对丈夫的共同不满都集中在丈夫对房事冷漠（包括性能力不足）方面。这昭示了这类女人贪得无厌的性需求。宋江长得又矮又胖又黑，又一心都在豪杰义气上，对**兴趣不大；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杨雄虽身材雄壮，但职业所限，经常要“当牢上宿”。因此，这三个男人都让他们的妻子感到失望。性压抑的荡妇都正值妙龄，又生得如花似玉，因此，不愁没有钻穴逾墙的男人。
这是阎婆惜的外貌：
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眼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
这是潘金莲的外貌：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宋江是小说中描写的一等好汉，全身心地关注世情，到处结交义士，无心耽恋女色，年过三十尚未婚娶。要不是王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宋江仍无心成亲。“一个刁妻如同一架歪斜的牛轭。要想驾驭她就如同伸手拿蝎子。醉女人是个惹气包，她没有能力掩藏自己的无耻行为。你从妻子的放肆而淫荡的眼神中就可看出她是一个不老实的女人。”③基督教早期经典对坏女人的评价，与《水浒》如出一辙。“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把“儿女情”与“英雄气”对立起来，不象后来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受西方文学影响，将“儿女情”与“英雄气”来了个相辅相成。因此，宋江与婆惜在**上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宋江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少见面就完了。而却苦了阎婆惜，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耐得住寂寞，独守空房；要么铤而走险，去偷汉子。前者是贞女，后者便是荡妇。阎婆惜不幸选择了做荡妇。反之，如果宋江看中了阎婆惜，非要天天和她**不可，而阎婆惜不愿意，那结果可能是阎婆惜的无奈。因为，她连躲的权力都没有。
《水浒》中的阎婆惜是个夜夜需要男人陪在身边的女人，如果宋江满足了她的愿望，那么结交义士，干大事业的抱负就要落空。女人就是这样妨碍着男人的前程。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更危险。不能遂心所愿的女人，势必心生怨恨，势必要给丈夫戴绿帽子。让男人个人蒙羞，家族受辱。为了逃脱惩罚，或达到长期追随奸夫的目的，她们又很自然地想到要谋害亲夫。潘金莲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要了武大郎的命。这是《水浒》展示给人们看的荡妇危害男人的三部曲。于是，先下手的男人便完全占了理。宋江见阎婆惜借机敲诈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第一刀取了她性命；第二刀割了她首级。宋江在《水浒》中极少亲自动手杀人，阎婆惜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杨雄得石秀相助杀妻时，说得更明白：“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份，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宋江和杨雄都因及时杀了不贞的妻子，而免受更大的祸患。后来才有天罡地煞的神位可居。武大则因不够果断，对荡妇还抱有幻想，最终送了自己的性命。
《水浒》还告诉我们，荡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仅直接威胁丈夫的生命；还会离间陷害丈夫的至爱亲朋。潘金莲陷害武松；潘巧云陷害石秀，要不是武家兄弟手足情深；要不是杨雄义气犹存，石秀乖巧过人，险些让这些阴毒的妇人得手。
古希腊时期也有一个“高尚男子”挫败“阴险女子”的故事，可与《水浒》英雄好汉的行为互证。斯巴达王死后，其王位传给其弟吕库古。当吕库古得知长嫂已有身孕后，当众宣布，如果出生的是个男孩，他就立刻让位。“不久，那个妇人秘密地向他提议，只要他成为斯巴达王以后娶她为妻，她就毁掉还未出世的婴儿。吕库古憎恶她的人品，但是并没有回绝她，反而假装同意地接受了她的建议，他劝她不必用药物打胎，从而伤害身体，危及生命。他对她说：孩子一旦出世后，他将亲自处理掉它。吕库古就是用这个办法稳住了那个妇人，使她怀胎足月。”而后，他将那个他亲手保护下来的婴儿扶上王位。自己退为监护人。后来，怀恨在心的王太后造谣生事，说吕库古阴谋篡位，迫使他流浪国外。④理智是父系文化对男性价格的核心要求，也一直是优秀男子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可是理智在与人的各种**较量的时候，常常失手。尤其难以招架**的冲击。“苏武牧羊”，“关羽奔兄”，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英雄”如何凭借顽强得惊人的理性与强权，与危难抗争。但在与女色的冲突中，英雄们却普遍缺乏上佳表现，以至总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浩叹。问题似乎也在于，你很难在女色中间划出一条准确的非礼界限。娶艳妻，拥美妾，甚至**，都不算男人失德，关键要看男人是否与女子拉开了足以保持安全的情感距离。即是否对女子动了绝不该动的真情。这是男子十分难以把握的心理行为尺度。稍一放纵，控制就变成反控制；变成被控制。“理性英雄”与“登徒子”之间仅隔了一层纸。而理性人格不健全的男人，特别是那些权高位重的男人，很容易大祸临头；小则断送一生名节，大则祸及子孙。宋儒黄大光在《积善录》中说：“大抵妇人女子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严，则事有不测，其情不知，其内有怨，盖未有久而不为害者；御之以宽，则动必违礼，其事多苟，其心无惮，盖未有久而不乱者。”这真是让男人伤透了脑筋的两难选择。难怪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感叹：“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
在这种形式上由“荡妇”造成的动乱中，过失主体显然是男性，因为荡妇不过是收回了出让已久的生命主体权力。尚未到收回文化主体权力的地步。她只影响男子的选择，而不能取代男子的选择。所有“女色”乱政的过程，都是由男子实施的。杨玉环欲食鲜荔枝，她本人无权下令飞骑传送，作出这个决定的是皇帝本人。按一般常理，即便按父系文化认可的逻辑，对过失的追究，应该指向过失主体。只要男人的世界真的都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高风亮节，那么即使荡妇有天大的放浪本事；有“闭月羞花”的容貌，也无济于事。然而，父系文化在此事的态度上，明显地本未倒置，把“荡妇”置于犯罪的主体位置上，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为了给这些荡妇的放浪阴险寻找根据，《水浒》的作者在她们的出身来历上都做了手脚。阎婆惜是戏子出身，在把唱戏的视同娼妓的时代，这一背景足以确证阎婆惜是好淫放荡之辈；潘金莲是一家大户的使女，早被主人看上了，因勾搭不成被外嫁出来。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不良女人的标记；潘巧云则是死了原配，又要再嫁的寡妇。她不思守节，原夫尸骨未寒，便急于再上婚床。其不善之心昭然若揭。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这些对荡妇的描写，比起对贞女的描写，显然要丰满得多。《水浒》中的林冲娘子拒辱的场面行为，有明显的简单化，概念化的痕迹。林冲娘子的形象也因此变得苍白无力。荡妇的形象则要复杂得多。她们除了淫欲无度这一最突出的特征之外，还有许多与个性有关的心智表演。谋算过人，机警果敢，这是中外文学家、史学家无意中赋予荡妇的精神特征。她们大都对男人的心态了如指掌，懂得如何诱惑操纵男人，既不使其震怒，又能让其听话。欺，瞒，哄，赖，是她们对付丈夫与情夫的惯用伎俩。一遇关键场合，她们栽赃陷害，杀人灭口，毫不心慈手软。如果不是身处道德的极恶境地，她们倒真有点“巾帼英雄”的味道。以潘金莲为例，她一见武松一付打虎英雄相，便情有独钟，多方撩拨，主动追求。遭到武松严辞拒绝后，退而求其次，与西门大官人私相往来。当武大郎在郓哥配合下，夺门捉奸时，连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无赖也吓得钻入床下。潘金莲却临危不乱，一面拚命抵住门，一面挑唆西门庆：“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西门庆得此激励，才鼓起余勇，飞起一脚把武大郎踢个半死。潘金莲在毒死武大郎时，不仅灌毒药时面不改色，在武大郎挣扎时，还将两床棉被捂在武大郎头上，自己骑在上面，终使武大郎毒发窒息而死。而后她又可以另换一付嘴脸，逼真地扮演痛失亲夫的报丧寡妇。
在西学人权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试图为潘金莲做翻案文章，比较典型的如80年代上演的川剧《潘金莲》。但这已是明显地脱离了《水浒》文本的限定性。潘金莲确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一面，然而这不足以支持她去谋杀武大。即使以今天的法理标准衡量，在潘金莲杀武大与武松杀潘金莲之间，天平仍将倾向后者。这说明《水浒》作者已经把潘金莲这个人物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倒是应该更深地去探寻作者如此处置的民族文化诱因。
对女英雄的漫画化
《水浒》是一本描写男性英雄的书，它在一百零八个座次里，也给女性留了三个位置： 一是排在第５９位的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二是排在第１０１位的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三是排在第１０３位的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这三个女英雄之所以被留在英雄榜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们都没有谈情说爱的兴趣。而这一点正是一般女性形象最热衷的选择。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１００个女主人公倒有９９个沉浮在情天恨海之中。这三个女性被强行拉出风花雪月的女性环境后，作者没有心思仔细描写她们的角色演化过程；而是简单地把男性化动作剪贴到她们身上。一丈青扈三娘，生来就爱舞枪弄棒。见了矮脚虎王英这样的好色之徒，就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将其生擒活捉，然而，一旦归顺了宋江，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组织”，为了服从头领的按排，她违心地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尽管这个头领的部下把她全家老小统统杀光了，也未见她有任何反应。扈三娘作为过场式的人物，刻划得如此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