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招安”一事，老百姓并不反感，这和个人的叛变、变节、逃兵、投降等可耻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

    十一、关于张国光的“双两说”

    问：目前要开展水浒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外，是否有什么干扰和阻力？

    答：坦率地说，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来，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扰，就是张国光所提倡的“双两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这种“学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一点基础，全部是虚拟的。所用语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语言，建立这个“学说”的根据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治著作。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容我先说几句题外的话。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作为人文学者，能不能为人“解惑”，是他的学力如何，是否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解惑”，并不是照着课本回答问题，而是要去解决别人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学者。

    试以罗尔纲先生治学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草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事情的经过，正如梁启超所介绍，当时盛传太平天国同时有两个领袖，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突围，洪大全被广西疆吏擒获，向清廷献俘，在北京凌迟处死。咸丰帝都受骗了，谁还翻得了这个案。罗先生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人，别人问到这件事时，他只要点个头，说一声“太平天国是有两个领袖”也就没事了。但他经过仔细探讨，于1954年夏写了一篇《洪大全考》，终于揭穿了这场由清朝官员所设计出来的大骗局，使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提洪大全这个名字了。梁启超认为很难解决的难题，终于被罗尔纲先生所解决。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的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一书，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举一例，在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中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为沈懋良，自云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南京城内生活10年，为赞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后，凭记忆写成此书。其中“逆踪七十二则”，为许多学者所引用，连老一辈的专家简又文也上了他的当。后来罗尔纲先生以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是一部大伪书，就再也没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做学问，凭自己深厚的学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作出一个又一个新结论，维护了真理，推动着学术不断地前进。而有些冒牌学者，从不埋头做学问。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外同行学术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举动，并且随时窥测政治动向，以便及时拿出能为政治服务的“研究成果”。张国光的“双两说”，正是这样的“成果”。

    请先看一看高日晖《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一文对“双两说”的介绍(此文发表于山东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按张国光的观点，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金圣叹所有‘诬蔑’宋江的言论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保护色’。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一个‘投降派’、‘叛徒’、‘内奸’、‘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是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宋江就由‘原来的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一变而为‘人中俊杰’，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一个彻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没有违背张先生的原意，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一部书，一个人物，只要这么一批、一改、一删，就完全变了样，由‘腐蚀剂’变成‘革命教本’，由‘叛徒’变成了‘英雄’，天底下岂有这样的神话？金圣叹又哪来的这种魔术师般的法力？鉴于张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二是欧阳健、萧相恺《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一文，载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新议》一书。文中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是贯串于《研究》(指张国光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的核心论题，是张先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而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浒》的故事情节，把写了招安的所有本子归为一类，称为‘旧本’，而把金圣叹的批改本单辟为一类，称作‘金本’，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张先生为了拉大‘旧本’和‘金本’的距离，一方面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旧本’，另一方面又以评价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词句给‘金本’戴上一顶顶桂冠。这就使得对于‘旧本’和‘金本’的评价均违背了客观实际，使人难以苛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张国光在批“旧本”《水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莫不与‘评《水浒》运动’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它给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务’与‘战犯’这样两项现代型的大帽子，恐怕连梁效、罗思鼎之流也会望而兴叹，而《研究》(张国光本人著作)居然称赞自己的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点明：这是张国光在“贼喊捉贼”，他自己本来就追随了“四人帮”批《水浒》运动的队伍，写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罗思鼎还要卖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居然说自己的观点是拆了“四人帮”的台，进行丑表功。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点明了“双两说”的实质，“乃在于把《水浒》这样一部伟大的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推到了封建反对动文学一边。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对于三十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种倒退。”

    这里的话就说得够直率了：张国光提出了“双两说”，其目的是在全盘否定《水浒》这部伟大作品，对于水浒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问：您自己对张国光“双两说”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个明确的意见？

    答：可以。根据“揭穿假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据实立论”的原则，我认为“双两说”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一、说“两种水浒”是错误的，水浒只有一部，如果说“两种水浒”是指两种版本，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水浒有多种版本，不止两种。要问究竟有多少种？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定论。

    二、张国光把各种版本的水浒分为两类，一曰旧本，二曰金本，这种分类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金本水浒”。他之所谓“金本”，事实上只是水浒的一种版本而已。如果金圣叹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部水浒，那才可以说是金本。既然没有所谓“金本”，也就不应该有“旧本”之说。水浒只有一部，不论各种版本的篇幅长短，情节增删有何不同，那只是一部水浒的发展变化而已，都不会变成两部水浒。

    三、宋江也只有一个，说“两个宋江”是错误的。水浒中的宋江，不管他接受招安没有，都只是作品主角一个人的发展变化，不会变成两个人。而所谓“金本”中的宋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纯属虚构，事实上并不存在。

    四、对于金圣叹，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让他恢复本来面目。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颇有才气而不得志。他批水浒，有不少地方是批得好的，也有批得不好的，总之是有一定的贡献，需要认真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张国光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之神，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只要他一批、一改，水浒就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就从“叛徒”、“内奸”、“战犯”三合一的奇丑变成“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而且，金圣叹心里怎么想的，张国光居然全都知道，这显然是荒唐无稽的。

    以上所说，就是对我“双两说”的简单扼要的评论。希望通过媒体，公之于世。如果得到大家认可，或者基本上认可，那么，所谓的“双两说”也就应该从此画上句号，不可能再传之后世了。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评论有错误与不足之处，也请不吝赐教，以便继续研究改正。

    在本节的开头，我提到了罗尔纲先生的两项科研成果。一是破解了百年疑案，把洪大全从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二是判定《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不再让它以假乱真。以这两件事与张国光的“学说”相比，就可以看出真假学者之大不相同。罗尔纲先生是通过自己的艰苦研究，把假人、假事、伪书一一揭穿，清除混乱现象，推动学术研究。张国光则是在有意添乱，把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乱象(如乱批《水浒》，恶骂宋江)用学术成果的形式(即所谓“双两说”)保存下来，让《水浒》研究工作长期不能正常发展。对于国家、社会，谁起了积极作用，建设作用；谁起了消极作用，破坏作用，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我根本不认识张国光其人，因为学科领域的不同，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见过面。2000年2月他在《零陵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诬蔑已经去世多年的罗尔纲先生抄袭盗窃他的“双两说”文章，引起公愤，我才于2001年9月在《广西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加以严厉批评，他也未作回答。我们个人之间，毫无瓜葛；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为了扫除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间的思想障碍，不得不指出“双两说”中的一些严重错误，以正视听。

    一、不论是治学、办事，我们都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无事生非，制造问题。在学术上，如果发生了争论，出现两种或者多种意见。有学力的学者，就会通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与排除一些假象，找出真象，大家的意见最后就会归于一致。冒牌学者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学力，根本不敢去触动问题本身，却在玩弄文学游戏，把本来应该加以理顺的混乱状况变得更加混乱，这就阻挠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张国光去研究《红楼梦》，就说有两部《红楼梦》；去研究《西厢记》，就说有两部《西厢记》。对于古书，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X”。对于古人，亦复如此。人的一生要有许多发展变化，如果一旦发生变化(例如宋江接受了招安)，就说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能说得过去吗！所谓“恍如隔世”，其实并未隔世；“判若两人”，也并非真的成了两个人。“如”与“若”都有“好像”之意，绝不是真的一变为二。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后来皈依佛法，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提出另一个“双两说”——两部《西游记》，两个孙悟空。或者根据孙悟空能够七十二变就提出“七十二个孙悟空”之说。如果这样信口胡吹就能著书立“说”，这个学者也就太好当了。

    二、“双两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金圣叹。因为有了金圣叹“点铁成金”，水浒才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才从“叛徒”变成“英雄”。因此，张国光多年来一直努力神化金圣叹，但是又不敢真正研究金圣叹。因为一旦认真研究，金圣叹就成了凡人，再不能神化了。历史上的金圣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是不是因为抗粮哭庙案被诛？1991年第4期《山西师大学报》中有曲家源一文，介绍了金圣叹的真实面目与被杀的真正原因，可供参考。文章的大意是：金圣叹一生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实际政治活动，无论是明末东林党反魏忠贤阉党的斗争，还是明亡之际造成嘉定屠城的反剃发斗争，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斗争他都没有参加，很难想象他会在体弱多病须发皆白的老年去参加抗粮哭庙的活动。在抗粮哭庙的当天被捕的11人中，并没有金圣叹。他是在80天以后被府教授程翼仓供出来的。程本人也没有参加哭庙，他的招供只是出于推测。苏抚朱国治的奏疏中说“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口供，只是口呼先帝。《辛丑纪闻》的作者评论曰：“奏疏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搞，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曲文中说：金在程翼仓写“参任维初六案”的同时，写了一篇讥讽任县令的杂文《十弗见》，程翼仓因此而检举了他，朱国治也因此而杀了他。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春感八首》中对顺治帝感恩戴德，歌颂备至。要说此人如何进步，如何革命，那是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的欺人之谈。

    三、正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张国光才得以建立“双两说”。所以他把这种说法视为命根子，不许任何人对此发生怀疑。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一文发表，张国光赶快跳出来“企图及时遏制报刊对周文的扩散”(这是张本人说的话)。其实，学术上有何不同的看法，可以讨论，可以批评，需要这样气急败坏地“及时遏止”它的“扩散”吗？事后，张国光是写了文章去批评周岭，但是文章的题目却令人吃惊——叫做《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还用上了“定谳”这样的法言法语。学术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加以研究，哪些案子可以翻，哪些案子不能翻，你张国光有何权力加以规定？这种霸王语调，像是学者说的话么！

    罗尔纲先生多年来一直不赞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深知当年探讨情况，也深知张国光用以支撑“双两说”的所谓“根据”从何而来。所以张国光视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学者为眼中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在罗先生生前，他估计自己力有不逮，当面写信则阿谀奉承，背后则不断搞小动物，一再用不正当手段“封杀”罗先生的文章。这些活动，罗先生大都了解，我也听到不少。罗先生不屑与这种人计较，一概置之不理。罗先生去世以后，他才跳出进行攻击，说是罗先生曾经盗用了他的“双两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双两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彻底否定金圣叹批改之前的《水浒传》。张国光在他的著作《〈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中说：“首先列为批评对象的就应该是<忠义水浒>的原作者(姑认为即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增订者(杨定见、袁无涯等人)，以及在序跋、评点中大力鼓吹“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和歌颂李逵、吴用、花荣等人‘服毒自缢’与宋江‘同死而不辞’的李贽、叶昼等人。”他这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要知道在金圣叹出生之前，《水浒传》早已成书。金圣叹对批改此书是有一定的贡献，我们并不抹煞他。但是要说只有金圣叹批改过的《水浒传》才是文学名著，才有积极作用，金圣叹批改以前的《水浒传》，不论什么版本，全是毒害人民腐蚀剂，这种观点的荒谬性读者自可判别。

    十二、关于今后的水浒研究

    问：您为什么要到山东菏泽来帮助建立一个水浒文化研究基地？

    答：因为这里是历史上的水泊梁山地区，许多水浒故事都是在这个地区酝酿成熟的，因此也可以叫做水浒之乡。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片大平原，距离这里不远。我非常赞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耿直毫爽的性格，慷慨悲歌的豪情，远大的眼光与开阔的胸襟。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在几番风雪之后，春天已经来到，菏泽市即将庆祝牡丹节，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云淡天高，晴空万里，大地回春，牡丹盛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会信心百倍，把研究工作做出成绩来。

    问：您将开展哪些工作？

    答：我想分为四个方面来谈。

    其一，是对《水浒传》这本书的研究，要让它恢复名誉，重放光采。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四大古典小说之中，《水浒传》始终是印数最多，读者最多的。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是印制最多的一家。到了现在，《水浒传》的印数反而远远落在《红楼梦》之后。不能否认，文革中对《水浒传》的批判严重地破坏了此书的名誉。至今人们一听到《水浒传》，就会想到“反面教材”、“投降派”、“叛徒”、“内奸”等等不好听的话，而心存顾虑。我们不去做为《水浒传》恢复名誉的工作，请问谁做！我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写出一份有理有据的研究报告，在网上公布征求意见。获得学者与广大读者通过后，把它压缩为一篇简短的说明，建议今后出版《水浒》，都把这篇说明印在书前。这篇研究报告和这篇说明，全都对事不对人，只把真实情况说明即可，不必提到个人名字。说明只不过是为《水浒》恢复名誉，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此书的一些争论的经过而已。

    对于《水浒传》的许多版本(目前能够买到的版本也就只有70回本与120回本)的整理纠错的工作需要立即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把这个纠正本整理出来，可以叫做通行本。70回本和120回本分开整理，在说明中我们只介绍争论经过，并不歧视任何一个版本，以后哪个本子会被淘汰，宁肯让时间来考验，不必由我们去促成。如果读者容许不同的版本长期共存，大家各取所需，那也未尝不可。总之，为《水浒传》恢复名誉一事，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其二，我们除了研究《水浒》一书之外，还要研究水泊梁山地区所出现的一切水浒故事，包括已经收入《水浒传》的和没有收入《水浒传》的。作这一类研究工作的时候，这里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方言词语，都会对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再把研究领域拓宽一点，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个地区之所以产生水浒故事的原因，与水浒故事产生之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这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水浒文化”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推动旅游带来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地区决定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三，通过研究工作，进行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也要出版普及读物。此书本来就是从民间故事发展而来，我们岂能忘怀！此书编者如果一开头就只选几位主角(特别是林、鲁、武等人)的故事加以编织，写得深透，写得细致，已足以写成一部大书。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前重后轻，虎头蛇尾。在普及工作中，大可借鉴扬州评话选材的办法，编选重要情节，不及全书；也可以参考一些外文译本，不像寒珍珠那样全译，只译精彩部分，例如：香港英雄《中国评论》第一卷(1872—1873)载有《一个英雄的故事》，就是林冲故事。1965年纽约出版了英语《中国文学选集》，其中就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1933年巴黎出版了法语《水浒传》节译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与武松打虎的故事。1955年在维也纳与海德尔堡同时出版用德语节译的适合青年阅读的《水浒传》普及本。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版给青少年阅读的《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鲁智深故事、武松故事等等。《水浒传》一书是由古代的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努力把它普及到当代群众中去。对于一切普及读物，我们照样负责校订、加注。不仅是对成人，对于少年儿童读物也要关照，要向少儿的游戏活动提供最精炼最有趣的故事，让《水浒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从幼儿起就培养他们的正义感、自豪感、阳刚之气、侠义精神，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合格的接班人——龙的传人。

    林治波：您的谈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今天我们的确应当树立一种认识，不要把水浒作为一部历史来研究，而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与《水浒传》，是我国小说乃至我国文化中婉约与豪放的两个极致，各有其代表性。与红楼梦研究的红火相比，这些年来水浒研究过于冷清了。其实，两者不可偏废。许多水浒故事，历史上虽无其事，而有其神，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从而多一点阳刚之气和侠义精神；同时，通过研究可以对书中的糟粕和以往研究中的乱象进行分析批判和澄清，尽量祛除其负面影响，这对于健全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复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史教授主持的水浒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多出成果，有机会下次再采访您。谢谢！

    浒边谈屑 虞云国 [AleaJactaEst] 于:2004-10-07 10:56:43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黑，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亦俗亦雅，或能共赏；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菜园子

    《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水浒》记述菜园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不过，读其书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子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东南，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有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 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

    一枝花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

    然而在唐宋两代，簪花倒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当时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姨头簪花，谓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对臣僚簪花，《水浒》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姨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的姨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真宗时，召东京留守陈尧佐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会间，真宗命陈尧佐“尽去所戴”，“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令人艳羡不已。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生花。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庆贺、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 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水浒》对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御街上，“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据王观国说，扬州也不论贫富“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鲜花，于是，都市卖花业也就红火了起来。《东京梦华录》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桢卖花图：

    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由于仿制生花十分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随街市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现在黄脸婆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黄脸横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可以究诘，但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则是毫无问题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水泊周围的济州、郓州农民，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梁山泊倒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钓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 “盗贼”虽然消声匿迹，“而所杀不可胜计”。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其后，水泊虽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只得再度汇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下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濉?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以至清修地方志时，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张大其辞。

    沙门岛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员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约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后汉乾钓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也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钓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钓三年（1058）还有官员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李庆畏罪自杀。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火葬

    《水浒》第二十六回说武大郎死后，“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实际上，这部小说人物死后几乎都是火葬的。在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打斗以后，火化尸体或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写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被雷横杀死，找到尸体后，知府“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第七十三回记四柳村庄主狄太公的女儿与其相好被李逵杀死，“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爷，一是庄主的千金，却都是火葬。一般民众火葬成风，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变化。

    顾炎武觉察到葬俗的这一转变，其《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 。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带的河东路和以今苏南、浙江一带的两浙路最高。河东民家有至亲死亡，火葬以后取骨烬入缸，寄放在寺庙或墓户之处。两浙火葬更是“相习成风，势难遽革”。《马可波罗游记》里记录了这位旅行家在杭州亲见的火葬场面：“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

    宋人洪迈认为：佛教入华，“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响无可否认，《水浒》里鲁智深坐化，“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就是例证。但唐代对佛教的痴狂过于宋代，何以火葬却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潜移默化与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变乱倒是有关的。当时，生者尚难自保，死葬只能从简，火葬遂在变乱中渐成风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战乱中的变化，指出：“近代以来，率多火葬”。

    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葬，最大的理由是违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恶则焚其尸”。宋朝政府也始终禁止火葬，《宋刑统》规定：子孙烧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烧尸者判绞刑。但从《水浒》和历史看来，这条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据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时竟达到30％，法不罚众。宋代火葬率据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费用节省。对此，《水浒》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对话：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

    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报答押司。”

    这位王公是卖汤药的小贩，仍积攒不下自己的棺木钱和送终钱，故对宋江许以做驴做马相报。联系到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央求王婆拉皮条，代价也是“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断宋代棺木土葬费用不赀。河东平民“衣食至薄”，葬仪只能“务从省俭”，火葬因而成风。两浙路经济尽管繁荣，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贫苦之家一下子凑不起这么多的费用， “送终之具，唯务从简”， 故而这里“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归属，无地与少地的贫下农户占绝大多数，兼之面临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锐。河东路火葬率高，并非“俗杂羌夷”，火葬遗风犹存；“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两浙路生聚最繁，不仅贫苦之民土葬“未有处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愿以“蕞尔之土”安葬死者，于是这里火葬率便高居首位。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夷坚志?鄂州遗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死无葬身之地的情况：“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顾炎武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曾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费解。北宋理学家程颢在观念上也反对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后的深层因素，不得不承认：“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尽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为社会所接受，《水浒》则折射出了这种认同。

    押字

    《水浒》第八十一回写到燕青通过李师师要求宋徽宗为他亲书一道御笔赦书，徽宗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押字，也称花押或画押，是人们在文书上，根据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由于它往往只是某种符号，便与署上本人姓名的签名不同。押字始于何代颇难确证，唐代已经流行。宋徽宗押的御书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称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样式还保存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里，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画圈。后来把依样画葫芦的批押叫做画圈，似乎与这种花押不无关系。不过，从现存徽宗绘画上的御押看来，他使用的押字符号远不止一个。徽宗爱在书画后押上的别致的花字，有人说是“天水”（赵姓的郡望）两字的草书连写，有人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连缀。宋代皇帝还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图章，以便随手盖章，免去画押的麻烦。

    在宋代，一般的官员，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浒》第八回写林冲刺配沧州前休妻道：“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林冲这时已是配军，不再是禁军教头，他的押字既可视为官员押字的旧习，也可作为押字流行于民间的佐证。据《石林燕语》记载，王安石的花押就画一“石”字，一横一撇的中间加个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样画圈总不圆，往往窝扁，横划又多带过，别人取笑他押了个“歹”字。据范成大说，“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说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还保持着这一遗风。

    押字在宋代应用相当普遍。其一，官员用于案牍公文。宋代如果仅签名而不押字，公文无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文书，往往只押字而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持续到孝宗朝，其后才押字签名并用。当好几位官员联署一份公文时，惯例是官职越高，押字越后，因而宰相的押字总在最后。钱惟演做到枢密使，离宰相还差一步，出于宰相情结，他常感慨道：“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二，官府用于纸币量器。据《宋朝事实?财用》，成都富户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种最初由出资铺户联合押字的交子，后来改由官府发行，实物虽然迄今未有发现，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纸币倒颇有传世的。此外，宋代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升、合等量器，也都“各刻仓分、监官押字”，以取信于民。其三，工匠用于工艺器物。宋代曾规定：官铸铜器必须铸上主副工匠姓名和监官的押字。现存宋代文物中，留有工匠或窑户押字的漆器、瓷器也颇不少。其四，平民用于契约诉状。据《袁氏世范》，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而《作邑自箴》交代诉状格式，状末应写“姓某押状”，如果起诉人不会写字，则由代笔人当众宣读，“亲押花字”。这些无不说明押字在平民法律文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押字流行，也容易带来假造仿冒，营私舞弊。仁宗时，有三司吏人模仿三司使的押字，“脱赚钱物”，居然还瞢过了三司副使。另一方面，因押字流行，文人雅士中便有人开始研究收藏。北宋有个名叫施结的知州，好蓄古今人押字，认为从押字的放恣或谨小，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性格和度量，便将所藏唐宋名人押字，“尽以刻石”，摩娑把玩，而每次转任必“用数人负之而行”。倒也堪称一痴。

    刺青

    刺青，即文身，宋代也称花绣、文绣、刺绣、雕青、锦体等。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史进因“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鲁智深的背上也“刺着花绣”，而燕青的纹身更是美不胜收， “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

    在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则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文身的动机当然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这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中自然绝无可能，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这里只谈宋代汉人男子的文身。爱国名将岳飞背上的刺青是最脍炙人口的。据《宋史》记载，他被秦桧诬陷入狱，命他承认谋反，他愤怒地“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且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因为刺青而被赐号“锦体谪仙”。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他自称“青狮子”， 人们称他“花六”。据《梦粱录》说，都城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现存宋人绢画《杂剧眼药酸》中，就画着一个手臂雕青的杂剧演员。

    据南宋初年的《鸡肋编》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宋代市井显然把刺青视为时尚。《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时尚南宋依旧长盛不衰，都城杭州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尽管明令规定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力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时人对男性形体上健美的一种审美观念，《水浒》以燕青为典型，对此多有着笔。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雕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李师师听说燕青有一身好文绣，“三番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水浒》交代九纹龙史进时说道：“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交代燕青时也说：“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

    南宋初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抗金虽不行，搞钱却来得，他让士兵在行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名叫太平楼的酒肆，以便下海捞上一把。苦不堪言的军士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选择少壮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张家军里便传唱开了一首士兵歌谣：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缠足

    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大观园的群芳到底是天足，还是小脚，有过不少考证文章。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而旗人女性不缠足不以为怪，于是有考证的必要。类似问题在《水浒》研究中，似乎没人重视。实际上，宋江闹事的徽宗政和、宣和之际，倒是女性缠足史上由宫廷波及社会的重要时期。

    女性缠足较早的可信记载，是南唐后主李煜见宫嫔??娘纤丽擅舞，便命她“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使舞姿更婀娜轻盈。入宋以后，虽有仿效，也主要在宫中。据研究，缠足的影响途径大致是由宫廷进入教坊乐籍，再传到京城，最后流行各地的。但据《辍耕录》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之少”。苏轼也许是宋人中最早咏赞小脚的，其《菩萨蛮?咏足》下半阕说：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苏东坡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大约也在熙宁元丰（1068－1085）前后，那时还是教坊乐籍的舞女仿效宫样的阶段。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任相的章??所见就已不同，他把妇人脚和洛阳牡丹、建州茶并列为“古所不及”的近世三事，看来缠足在这几十年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宫廷和教坊了。据《枫窗小牍》，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缠足走红京城，东京“花靴弓履，穷极金翠”，裹小脚的“瘦金莲方”也开始“自北传南”。《老学庵笔记》说，宣和末，妇女的鞋底尖尖的，都以两色合成，名曰“错到底”，足见京师已缠足成风，连尖底绣鞋都有了流行款式。

    《水浒》群像虽然以男性为主，但涉及的女性也不少。作为一部反映宣和遗事的小说，且看它对妇人缠足是如何描写的。梁山好汉中女性仅有三人，孙二娘在孟州开黑店，顾大嫂在登州大劫狱，小说没有写到她们的脚，但肯定不会小脚伶仃的。扈三娘活捉矮脚虎时，说她“凤鞋宝镫斜踏”，避免用“弓鞋”、“金莲”等词语，而特地用“凤鞋”，暗中点明她没有缠足。鲁智深救下的金翠莲，小说倒是两次写到她的脚：鲁达初见她时，但见她“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鲁达打死镇关西逃亡雁门县，再次与其父女相遇，看那女子时，但见“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明确交代她是缠足的。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也是小脚，小说的赞语说她“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被武松所杀的张都监的养娘玉兰，“绿罗裙掩映金莲”，也是缠过足的。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写到被李逵救出的刘太公之女“云鬓花颜，其实美丽”时，有诗为证：“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竭力渲染其缠足的性感。李师师无疑是《水浒》里的花魁，第八十一回写燕青再次找她，但见“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用莲步来说明这位花魁娘子是三寸金莲。潘金莲是《水浒》里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D?D尽管是反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就是小脚的雅称。据说女性缠足是男性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性需要，倘若如此，施耐庵在为她命名之际，也许是有过一番考虑的。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的过程中，小脚的作用不可小觑：

    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跷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下跪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

    小脚引起的这种性臆想，在南宋文人中已经十分猖獗。刘过（1154－1206）有一首《沁园春?美人足》，简直恨不得做一切与三寸金莲有关的事和物：

    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

    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

    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

    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

    忆金莲移步，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

    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

    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

    不过，总的说来，北宋缠足主要还是有闲阶层的女性，《水浒》的描写也能印证这点。金翠莲自小会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的，阎婆惜因父亲传教“也会唱诸般耍令”，玉兰也是唱曲的，李师师是烟花女子，似乎都与乐籍演艺有关。刘太公的女儿乃大户千金，也是养尊处优的。只有潘金莲出身大户人家的使女，算是例外，但大户使女总有点以色事人的意味。

    缠足在南宋进一步普遍，这也反映在当时话本《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的玉梅出身官宦，“脚小伶俜”是不足为奇的。《错斩崔宁》里的陈二姐虽是卖糕的女儿，“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分明是裹小脚的。连《碾玉观音》中郡王府的使女秀秀 “莲步半折小弓弓”，《西山一窟鬼》里陪嫁的侍女锦儿 “金莲着弓弓扣绣鞋儿”，也无不缠着足。缠足风气经南宋和元代的推波助澜，到元明之际，据陶宗仪说，已是“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