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查了一下，第一篇白话三国发表于6月10日，当时还是发表于文化走廊，中间由于有一段文化走廊无法发贴才搬家到了西西河。在那里完成后并根据网友的评论进行了一定的改定。

    和大家一样，最初对三国的了解是通过《三国演义》及其他的民间故事，直接开始读《三国志》《资治通鉴》的人大概没有。上大学时喜欢上了历史，不过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春秋战国。翻起了《资治通鉴》后顺便往下读，才对这一段的历史的全貌有所了解。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记传体史书，而更喜欢编年体。个人认为，编年史中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的自然排列，本身就给了读者分析的空间。同时，我也不太看中历史上某个人物的具体品德等，而是比较重视他们一系列文治武功的客观效果，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白话三国》里相对很少评论人的品德分析他们的心思而是专注于事件的原因。其中的根源，以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为例，这个政策实际上有被迫的成分在里面：出身不是大世族的曹操在创业的初期争取不到名门大派的支持，一堆人整天围着袁绍这只"胖鸡"的屁股后头转以及司马懿宁可装病也不出仕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这个政策显然比过去的或明或暗的世袭制优越，反而成了曹操争夺天下的有力武器。如果曹操也是世族出身，他是否还会采取这个政策？很遗憾，历史没有给出一个证明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只看结果不问原因。另外，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来看，我记得李泽厚在讲儒学复兴的时候反复强调一点就是应当将公德和私德分开。因为私德对个人而言，主要是指道德修养，而公德则是对社会而言，主要在个人能力，所以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孔子虽然很强调政治人物的私德，但从其对管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至少孔子是认为对政治人物而言，公德是在私德之上的。另外孔子曾经说过“苛政猛于虎”， 从这点看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地区时期军政首脑的标准并非为人是不是“虎”，而应看他实行的是不是“苛政”。孟子也很明白地说，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儒家素来讲究经权之变，就是因为凡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必须以公众行为为标准而不是以个人修养为准，而这两点是很有可能会冲突的。所以比较政治人物应着重其制度上的创新能力，行政上的管理能力，和军事上的指挥能力，而不是纠缠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事实上就中国自己的史书来看，虽然于皇帝的道德修养多有强调，但也特别在意于管理国家的能力。看待三国人物，尤其是他们是否称职时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标准。之所以选取这一段的历史动笔，首先是因为这是最热门的话题，而且三国这一段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基本情节都被罗贯中介绍给大家了，省事。其次，读史都是为了通今，而个人的感觉，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件其内在道理是相通的。我之所以在文中引用了克劳塞韦茨和汉尼拔，就是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一点。从这一方面看，掌握其中的哪一段，只要确实读懂读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三，当然是因为网上各种三国文献很多，资料收集容易。

    动笔前后，我曾经把底稿给几个朋友们看并征求意见，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系列的特色在哪里，毕竟有关三国的作品太多了。我想，以下几点算是它的特色吧。第一，基本上按照史书中的记载。其中的某些观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