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调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诸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渚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请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来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间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内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盂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诸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宫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袆、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史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谓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内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井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诸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盂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

    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郃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诸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豕原)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郃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搬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极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站，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王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