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投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选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面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境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氐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吏”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诸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迟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淮；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廷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廷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廷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役。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诸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郃、郭淮、费曜。

    发动攻势的，是诸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郃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拚，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别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统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兵略要地。带到上邽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而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渚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途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诸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诸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眭，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靠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次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诸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候诸葛亮粮尽退兵。

    诸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给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袆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稍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袆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袆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倌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袆：“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袆听，叫费袆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袆答应了他。

    费袆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袆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袆造反。

    杨仪与费袆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廷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袆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袆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袆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