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顾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时，顾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以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没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月当孙权派人来武昌，责备他这样那样二十条款之时，气死。

    陆逊气死以后，孙权隔了一年又七个月，才在赤乌九年九月，任命那远在(宜昌附近)西陵的步骘为丞相。步骘当了八个月左右丞相，在赤乌十年五月病故(这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记载的年月。<步骘传>很含糊而错误，先说了他在“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当，因为陆逊早就死了。又说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乌十一年，而是在赤乌十年五月)。

    步骘死后，孙权不曾再以任何人为丞相。

    孙权一生，在早年之时英明，在晚年十分糊涂，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张昭、顾雍二人。这正如刘备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无成；晚年却大败曹操于赤壁，获得大半个荆州；又进取益州(四川与汉中)，称王称帝，地位蒸蒸日上。刘备晚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不能不归功于请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个人的大才干，而是得力的、能尽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韩信，倘若李世民没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唐两朝。

    当然，刘备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孙权除了张昭与顾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鲁肃、诸葛瑾。

    没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

    周瑜是扬州庐江郡舒县(舒县的故城，在今天庐江县城之西)人。父亲周异是洛阳县的县令，叔父周尚其后是袁术的丹阳太守，祖父做过什么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没有写明白，有一位“从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均做过汉朝的太尉(所谓“从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这种语义模糊的字眼，在中国文言文里很多，在西洋语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并且可以被用来泛称远房的任何同辈或不同辈的亲戚)。

    有两个cousins当过太尉，周瑜当得起“世家子”三个宇。恰巧，孙坚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长沙不能放心，也不太愿意送他们回吴郡富春县(浙江富阳)去住；却看中了这庐江郡舒县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县来安顿。也许，孙坚与周异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赖得过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孙策同年，小一个月，很快就与孙策成了“总角之交”。舒县的县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们的父亲并不互相认识。

    在当时，周瑜的家境要比孙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著”，而孙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爱朋友，生性慷慨，于征得家里长辈的同意之后，就把城内大路南边的大房子让给孙策住了(不会是让给孙策一个人带了仆役来住，而极可能是让给孙家全家来住。孙策当时还是一位少年，不曾结婚)。

    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渡江进攻刘繇之时，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带兵、粮接济他。孙策在江南(当时称为江东)站稳了以后，周瑜放弃他在居巢县的县长地位，于建安三年来吴郡(曲阿县)投奔孙策，孙策不只是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不只是分给他五十匹马、二千名兵士，而且送给他一队“鼓吹”(军乐队)，送给他一座很好的住宅。

    这时候，他与孙策均是二十四岁。两个人都是翩翩少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孙策“孙郎”，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送给周瑜以“建威中郎将”的名义，叫他驻扎在牛渚(采石矶)；不久，又叫他做春谷县的县长(春谷县城旧址，在今天安徽繁昌县的西北)。

    孙策有志于对黄祖报杀了父亲孙坚之仇，向西进军；便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一起带兵出发，攻下了(安徽潜山的)皖城。

    他们在皖城遇到桥老太爷与两位美丽的桥小姐。桥大小蛆、桥二小姐(俗写为大乔、小乔)。孙策娶了桥大小姐，周瑜娶了桥二小姐。两对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安徽庐江县的人，仍以这两位桥家小姐为荣，相信她们是出生在庐江的美女。

    孙策与周瑜等人继续前进，在寻阳(黄梅附近)击溃了袁术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的部队；又在武昌附近对黄祖打了一个硬仗；回师向东，取了华歆当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几县，成立了所谓庐陵郡。

    孙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领重兵．坐镇(江西峡江县之北)的巴丘。

    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周瑜从巴丘前来奔丧，被孙权与张昭留在曲阿，作为张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个辅佐，名义仍是“中护军”。张昭的名义仍是“长史”。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等于是孙权事实上的左右二丞相，虽则孙权当时尚不是吴王，只是一个继承乃兄的“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吴侯”。曹操不久改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周瑜也连带也由讨逆将军的中护军，改为讨虏将军的中护军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孙权要求遣送一个儿子到许县当“任子”。任子，是人质。这是曹操用来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儿子去许县当了人质以后，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会杀他们的儿子。

    孙权征询张昭等人的意见。他们犹豫不决。送了“任子”，以后就得一切听从曹操摆布；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来打。曹操已经打垮了袁绍，没有后顾之忧。　　’孙权想了又想，终于带了周瑜去见母亲、孙坚的太太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很喜欢周瑜，一向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周瑜在吴太夫人面前，向孙权陈述意见，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孙权所能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颗侯爷的印与十几个卫兵与随从、几辆车子、几匹马而已。并且，曹操掌握了孙权的儿子为人质以后，随时可以征召孙权本人“晋京”，也就是随时会有被囚、被杀的危险。倒不如“韬勇抗威，以待天命”。当年楚国地方不过一百里而已，尚且能抗衡周室，传国九百多年；孙权已经有了东南半壁，还怕什么?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不送“任子”去许县。这等于是对曹操宣布独立，不怕曹操来讨伐。

    曹操却并无立即计较之意。曹操在当时(建安七年)心里所计划的，是先把袁家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外甥，以及乌桓之类的边疆部族加以解决，然后对刘表下手；解决了刘表以后，再顺流而下，收拾这割据东南的孙家老二。

    在孙权的左右，另一位坚决反对投降曹操的人，是鲁肃。

    鲁肃的家乡是(安徽定远东南的)临淮郡东城县，他家境富有而为人十分慷慨，曾经卖了若干亩田地来救济本县的穷人；也曾经送给周瑜三千斛米粮，当时周瑜是居巢县县长，有不少的饥民需要救济。

    周瑜对他既感谢又钦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术在寿春听到了鲁肃的大名，就任命他作东城县的县长。他看到袁术做事毫无条理，驭下又没有纪律，不愿意替袁术卖力，就率领本族的老小若干人，与一百多名愿意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离开东城县，到居巢县，投奔周瑜。

    其后，周瑜离开居巢县，到长讧以南投奔孙策。鲁肃与他的徒众，也渡过了长江，住在曲阿县(丹阳)。

    不久，鲁肃的祖母去世，鲁肃扶了棺柩回东城县安葬；葬罢，又到曲阿。

    有人劝过鲁肃，叫他到许县去投奔曹操，鲁肃征求周瑜的意见，周瑜告诉他，与其到许县找曹操，不如到吴县找孙权(这时候，孙策已死，孙权继任)。

    鲁肃拿了周瑜的信去见孙权。孙权款待他一桌丰盛的筵席以后，留他密谈。

    孙权向鲁肃说：“现在汉室处于衰微危险的境地，我想0做一番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事业‘尊王’，你怎样帮我的忙呢?”

    鲁肃说：“以前(汉)高帝也曾经想尊奉‘义帝’，却由于有项羽作梗，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曹操就好比当年的项羽一样。你如何能够实现尊奉当今皇帝(献帝)的愿望呢?”

    鲁肃继续又说：“曹操不是短期内可以打倒消灭的，我替将军设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据守江夏的黄祖解决了，然后讨伐刘表，占据全部的长扛流域，然后‘建号帝王，以闯天下’。”

    这简直是劝孙权造反。依照汉朝的法律，造反与劝人造反都是要灭族的。所好，当时孙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非汉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孙权听到鲁肃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对鲁肃说：“我不过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宁，来辅助汉室而已。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他尽管这样回答了鲁肃，其后在行动上却完全是按着鲁肃的建议，一步一步去做的。

    当时，想当皇帝的人不止孙权一个。袁术不仅想当，而且是真正当了的；虽则由于太不够料，而当了仅仅一年多，所占的地盘也极小。袁绍是不是想当，也极明显，他不过是略比袁术聪明，准备先把曹操消灭了，然后再作打算而已。

    刘备在晚年由于诸葛亮等人的敦劝，才勉强当了皇帝。诸葛亮向刘备说：“以前世祖(刘秀)不肯做皇帝，耿纯向世祖说过：‘来跟随你的许多人，都存了一种攀龙附凤的希望；你坚决不肯作皇帝，这些人都只有离开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现在的情形，正如当年耿纯听说的一样。”

    其实，刘备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当皇帝的思想。

    刘备在涿郡琢县的家园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桑树的叶子很茂盛，远看很像车上的盖(伞)。刘备小时候在桑树底下玩耍，对他的小朋友们说：“我将来要乘坐一个很大的车子，以羽葆为盖的车子。”这等于是说：“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车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别胡说。你再这样胡说，要送掉我们全族的性命了。”

    儿童时期的非分之想，不足为刘备盛名之累。刘备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帝王**的表现。他对人民仁爱，对朋友义气，对汉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拥戴。他的缺点，只是对人的判断力较差，行动也不甚有计划与步骤。

    反过来说，孙权之有帝王思想我们也不必深责。当时的汉朝，在事实上早已“王纲解纽”，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孙家之有权在东南保境安民，甚至进而统一中国，拨乱反治，正如当年刘家之有权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推翻项羽的统治。

    孙家不欠汉朝什么。诚然，孙坚是汉朝的官吏、汉朝的长沙太守；孙坚应该对汉朝尽忠。孙坚在事实上尽了忠：他勇往直前，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洛阳。孙策的兵，不是汉朝的朝廷给的，一小部分是得之于袁术之手，一大部分是由于皖中青年的自动追随。孙策所占有的几个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其后，曹操用汉朝朝廷的名义，对他顺水推舟，拜他为“讨逆将军”，封他为“吴侯”，任命他为“领会稽太守”，都只是些“马后炮”而已。孙策没有义务对曹操所操纵的许县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汉室，始则苦口劝袁术不要僭号，继则毅然决然对袁术绝交，终于对许县的汉朝朝廷上表进贡，尽到了以前窦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礼。

    孙权在建安七年，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虚岁，继承哥哥的基业还只有三个年头左右，即使已经颇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还谈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标迈进。他答复鲁肃的话：“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未必不是他当时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辅汉”成为绝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挟持的“汉”，不仅不要他辅，而且在吞并刘表的荆州以前，已经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儿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当人质；到了吞并荆州之时，又用“将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八个字来威胁他，孙权这才感觉到除了自为帝王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个人对曹操则不想原谅，也不想责备。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为，太叫人们为他惋惜。

    倘若没有汉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事业一定不能如此顺利。他确是欠了汉朝不少。

    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来许县，替献帝修了宫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他对献帝也不能算是太对不起，他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著的贪官污吏(由于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乐业。他偿还给汉朝的不算少；事实上超过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辅汉的忠臣开始，而以篡汉的贼臣结束。但孙权与刘备，均没有人能加以“篡”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