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十三 孙策(2/2)

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普、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人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大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投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昔、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人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杷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陵、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一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末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下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田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生,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很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而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别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秦、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

    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输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输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文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某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

    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事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小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

    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足亦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袜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屑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散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邽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

    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悦:“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得,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忠”,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

    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丁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

    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郎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

    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

    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岫;孔岫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袆;陈袆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育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安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扛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