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章（4）

    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曾国藩识人育人的两杆标尺是才与德。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德才兼备：“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如果仅仅有才或德，“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因此，在选拔人才时，注重既有才又有德。当才与德不可兼得时，曾国藩认为不求全责备，“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乎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在德才不可兼顾时，他认为要不拘一格择用人才，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可以用之了；用人者最应避免的是，由于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勿求全责备

    求全责备历来会打击英才。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1850年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步，昌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 解读

    世人只知羡慕当官者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

    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