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 曾国藩也为手中诸多棘手、焦灼之事烦恼，说明面对纷繁棘手的问题和工作，谁都会心烦意乱、谁都有苦闷之感，但逃避不是办法，也彷徨犹豫不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现实。

    历史上，有许多才华横溢但不为人知的人物，他们认为世事无法挽回，于是便慢慢地隐居于世外，只是留下一个美名。历来的有识之士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隐士只会逃避现实，不负国家兴亡之责。

    明末，政治黑暗，外敌虎视眈眈，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东林党人的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

    他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 (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民不聊生的状况。顾宪成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君子无取焉”，都是不足取的。

    曾国藩的学说，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经世思想。儒家自孔子创立始，便有一种强烈的入世救世精神。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干脆简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在修身养性的同时，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孔子身处离乱之世，但他并没有以遁世的消极方式来对待人生，而以积极的姿态谋求于当世。为行道救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阳明、曾国藩都是这种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曾国藩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决心以刚毅的精神肩负起挽回大局的重任。他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他倡导洋务运动自救图强，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联系。他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对后人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