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在今天亦不失其价值。

    读书之用

    曾国藩说:“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卖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不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

    ● 解读

    曾国藩认为：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

    实践证明，实干才是最真的，行动胜于空谈，就像赵括纸上谈兵、马谡失守街亭，一失误成千古恨，害己又误国。

    魏晋时期，王衍等人崇尚清谈、不重国事民生。王衍相貌清秀，风姿闲雅。他自比为孔子的学生子贡，喜欢谈一些虚幻的道理，老庄的哲学，也就是时髦的清谈。

    官居宰辅后的王衍，不关心政事和人民疾苦，外族的威胁，想到的只是如何在天下危亡时，保全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利益。311年，王衍被石勒所俘，身死人手，为天下所笑，可见，王衍的能言善辩，对国家而言的确是全无用处。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曾国藩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曾国藩教育子弟的优点之一是能落到实处。曾国藩不尚空谈，总是将修身治学落实到具体的人伦日用之中，强调于日常习惯养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