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制服——黑白镶边的皇家蓝树脂衣裤，装饰着蓝羽毛的高帽子——自七十年代就一直放在乐队房间发霉的箱子里。裤子很不合身，腰部很大，裤管弄得很别扭，我们每次都要花很多心思用别针夹好。去足球赛场演奏时，我们只穿制服上衣，这样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我还记得在很多昏黑的秋日晚上，坐在供乐队坐的指定位置的水泥台阶上，我们演奏《夏威夷五比零》和《骄傲的玛丽》两首曲子。

    此外，我还参加了三个季节的田径比赛：越野赛，冬季和春季田径赛。我加入了“大赦国际”以及任何我的时间允许的校外俱乐部。我在田径训练后很用功地做作业，晚上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到年底，我在班里名列第一——这让我的同班同学们惊讶不已。

    我开始上高二时打算继续保持在班里的领头位置，但我的成绩下降了。高二的课更难，为了赶上尖子同学，我上两门数学课。他们在高一时比我上的数学课多。我没有空余的课时，几乎每天上学都迟到。前一年，我睡眠不多，但早上还能够起得来。这一学年我就做不到了。

    化学是我觉得最难的课之一，化学课在第一第二节。我通常大多数课都错过。任课老师经常突然测验，学生极少能考到七十分以上。我错过实验课，因此做实验报告很头疼。科学教研室主任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她了解我落在后面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早点来学校以得到老师额外的帮助呢？难道她不知道我来上课艰难得很吗？我实在没法早到学校。她对我说我正在落到最差的学生行列中。我走出她办公室，眼含泪水。我很生气，我不想落到最差。我不想成为她的差生系统的一部分。

    我的其他课程功课也不太好。化学课后是几何。功课不难，但几何老师说我朋友的证明是“非逻辑的”，这话让我很烦。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不合逻辑”，可没有这样说出来。我在词典里查了这个词，证明我是对的。我和几何老师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因为我采用一种脑图示法记笔记。我的笔记从中央的一个点开始用圆圈和树形图放射开去，记满整个页面。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把思路理得更清，但对她来说那是一团糟。我的笔记分数她都给了不及格。

    代数课也很难。我一吃完午饭就上代数课，每天上课都睡着。我的朋友互相在课桌底下踢对方，并不停地写条子传来传去，以免睡着。代数老师穿着树脂宽松裤，色彩鲜艳的海恩斯牌汗衫。汗衫上嵌着镶有闪光围边的秋叶贴花。她有时穿圣诞节汗衫，汗衫上装饰有粘贴上去的假珠宝和小金属片。她戴着眼镜，把她的双眼放得大大的，她眨眼时，要是我醒着，有时会吓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的第一份成绩单上都是B和C。我没有得到要进步的鼓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我逃的课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模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斯塔一起逃学，在俄勒冈我似乎从来赶不上校车，便不去上学。每隔三年或四年，我似乎都要垮掉一回，再也无法面对学校，面对生活。尽管我抱有良好的意愿。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麦克劳克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