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力量

    1972年6月17日，受共和党人尼克松之命组成的监视政敌、窃取竞选对手政治情报的秘密行动小组“管子工”五名成员，潜入美国民主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公寓，在民主党主席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电话，被警察当场逮捕。《华盛顿邮报》以极高的新闻敏感处理此事，不但立刻作为重要新闻报道了水门窃听案，而且派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两位记者深入挖掘幕后新闻。两位记者步步紧追，揭露出总统竞选委员会与窃听案的关系，最后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

    大众传媒既是公民监督和制约国家公权、消除权力**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的盾牌。有人称它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政治力量比肩并立的“第四种力量”，并代表民意履行对行政、立法、司法的制衡。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通常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构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公权成了国家这种政治实体的力量源泉。但这三种公权都具有先天的无限扩张性。当这种公权扩张威胁、侵害公民个人的权利时，脆弱的个人往往是无还手之力的。

    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就开始关注到了媒体舆论的巨大力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媒体传播的内容犹如魔弹，而受众只是一些被动的靶子，媒体只要对准靶子射击，靶子就会倒下。当无线电这一新的传播形式出现后，“一些惊慌的人和少数危言耸听的作家”担心，希特勒和戈培尔手下的宣传家们，会利用新式的电台枪把精心制作的宣传弹射向无抵抗能力的人们。后来一些有远见的传播学者认为，这种不论场合与条件一味夸大传播力量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在神奇的“魔弹论”退出舞台后，“有限效果论”走了出来。当有限效果论流行的时候，人们发现媒体强大的舆论力量有时确实存在。

    人活在世上，总会遭遇到很多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才会提升。任何有理智的人在碰到问题时，内心深处经常会产生一张无形的“议事日程表”，按重要性、迫切性等维度对问题进行排序，然后根据排序结果逐个解决问题。问题的排序取决于对周围信息把握的程度，而人的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这时媒体的力量开始显现。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判断上，媒体对信息的安排，显然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向，影响了人们对事件重要性的排序。

    在信息社会，媒体传播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些信息向人们扑来时，人们不可能将它和事实作一一对应的检验，而是按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