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生涯在范围上大大拓宽了，继而他又回到了外交事务部门（在部长头衔以下为部长代理，当时的部长为莫里斯·舒曼），中间他还管理过三个月的文化事务（在德·爱德蒙·米舍莱去世后）。不同职务总带来不同的烦恼……
但是所有这些烦心事加起来也抵不过本地人对这位议员的攻击，比方说在各种选举活动引发的事件中。我们就来谈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有一天，一支愤怒的农业特遣队跑到阿古艾斯特，在他漂亮的游泳池里卸了一车土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最富有的男人总是成为反对党的靶子，也就是说他所在的选区反对势力最大的**。“至少说，他们没想着替他省钱。”鲁昂省议会主席夏尔·勒维回忆说，他也是贝当古的“继任者”，农民出身。
到了1958年11月的立法选举，他的对手阿尔贝·迪哥努瓦（现已去世，是“勒阿弗尔港口的工人，副市长”）的宣传册上顺便提起来他们党兴旺时的口号：“富人有能力而且应该出钱……贝当古，就是生产梦皂、O誄ap、欧莱雅、Imedia染发水的舒莱尔的女婿，他是好多继承这一大笔遗产的人之一……”1969年10月，《周日人道报》（L誋umanit?Dimanche）把他历次在政府中“非计划副部长”的职位列了出来，然后又哪壶不开提哪壶：“鉴于家族的庞大资产，政府总给贝当古先生留着一张折叠椅。”法国**还兴致勃勃地玩起文字游戏来：“贝当古先生在放了梦皂的滑板上滑进浴缸，如果没被淹死的话，他可能还会在里面欧哉莱哉地享着雅福……”
1966年，法国**居然在政治方面提了些聪明的问题：“一个如此坚定的独立党人如何又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戴高乐派人士？仅凭他独一无二的称号在将军和蓬皮杜眼里就足够了，即他……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这个名头足以让他入选，哪怕是抛弃他的小伙伴儿吉斯卡尔也在所不惜。”
其他可以让人拿来当靶子的说法还有：贝当古是“大资本利益的维护者”。1962年11月立法选举时，穷追不舍的迪哥努瓦批评“贝当古是大企业主的代表，（他）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更不用提非宗教人士了”。1966年法国**又指着他鼻子说他是“托拉斯们的头领”，说他在“船商和老板的宴会上卖弄自己”。1969年，**还揭发他“与垄断者的关系”。
总之，贝当古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难道真的像他父亲一样吗？1910年，维克托·贝当古已经受尽来自对立面的恶毒攻击，他的儿子皮埃尔曾谈到过这一点。当时维克托·贝当古刚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次小车祸。下面是他的对手在地区报纸上的报道：“上星期一，大约下午5点钟，在老港口……伯蒂维尔街上发生了一起车祸……维克托·贝当古先生和他的几个家人乘车去散步，当时……有一匹马撞了过来，汽车边梁被撞坏了，车顶也掀了起来……那辆汽车好像由维克托先生本人驾驶。假如他被选为议员，如果他像如此开车一样去管理国家事务，那还不知他把这个国家弄成什么样子……”
不过，安德烈·贝当古这个大富翁也时不时提供点儿口实给这些硬要鞭笞他的人！1967年，在新年致辞中，他在给他的行政管理人员的信中写道：“我真诚地为那些下层人感到难过：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某些富人仗势欺压穷人，这对他们来说就更不公平了。”这位议员真是不弄出点名堂不罢休，没人像他这么笨拙。“脸皮真厚！”《周日人道报》气愤地指责……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处，政治人物的生涯肯定会有些辉煌的时刻。比如1968年5月，首都当时正动荡不安，安德烈和利利亚娜·贝当古则陪同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夫人克劳德在伊朗和阿富汗做官方旅行。“我们到了喀布尔，接到来自巴黎的坏消息时我们正在巴米安峡谷。这一天我们很不开心，因为总理一直忧心忡忡。”这是当时身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安德烈的回忆。
事实上，消息来得很晚，令人担忧……像是阿富汗山峦周围变幻莫测的云雾。贝当古继续描述说：“因此我们只好返回，汽车上有司机，蓬皮杜夫妇，我和我太太。时间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用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喀布尔。这可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远行……”
1970年到中国的旅行也十分著名。1964年，当法兰西共和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安德烈·贝当古正好在北京。6年之后，他作为负责这一计划的部长，是法国政府第一位去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受到**主席接见的人物。那是一个光荣的时刻。这一次，利利亚娜也在，她在照片的最中央。“以她的丰韵与修养，她在她丈夫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有点儿像杰奎琳·肯尼迪。”现任欧莱雅总裁林塞·欧文中十分自豪地向我们说了这番话。安德烈的哥哥幽默地描述了这次“中国皇宫”里的故事：“当（**主席）得知贝当古夫人也在时，便让人去请她。坐了一段时间，利利亚娜认为会面的时间够长了，便起身准备离去。**主席用大拇指向下示意她再坐一会儿。”
1973年12月，又是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蓬皮杜总统委任安德烈为诺曼底议员，当时他已经不担任任何政治职位，代表法国参加以色列总理本·古理安的葬礼。这位使者后来把这趟旅行讲给了他哥哥：“上周日，我在格朗田参加村里和睦节的30周年纪念日，举行过大弥撒后，要在市政府举行酒会。从教堂出来，有人通知我说法国外交部来电找我……”然后安德烈马上启程去特拉维夫，他的飞机将于下午4点在巴黎奥利机场起飞。路上覆盖着白雪，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往勒阿弗尔，在那儿，有架从巴黎特意飞来的超音速20飞机来迎接他。在奥利机场高级候机室里，他太太和女儿给他带来了一套黑色礼服和一切日用品。“您好”、“再见”：飞机可不等人，晚上他就见到了法国驻以色列大使。终于松了口气，第二天两人一起出发去耶路撒冷。
来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怎么描写的：“本·古理安的棺椁停放在克奈赛大厦前的空地上，仪式举行得十分简朴而庄严。犹太教主持者穿着军队的制服做了简短演讲，其中只有一位戴着圆顶帽，留着大胡子。犹太史诗美丽的一章。梅尔夫人也在，还有达扬将军……四架直升飞机负责运送50人，我们就这样跟随棺椁离开，去了内盖夫，本·古理安将在他的基布兹农场下葬……”
返回途中，我们的特派员安德烈还经历了一次外交事件：“葬礼一结束……我就不是官方人员了，在直升飞机上大家都混坐在一起。我身旁坐着一位戴圆帽肥胖的男人，我想让他稍微往边上挪一挪……可他装听不懂。下飞机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听见您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您是谁？是法国人吗？’
‘是，贝当古，我代表法国。’
‘贝当古，’他说，‘我不认识，但这名字在法国历史上是有名的。我是内政部长……’”
然后他在信的末尾不合时宜地写道：“你猜得出我可是想让这家伙尝点苦头的，哪怕以后找个机会也比沉默强。”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们的前部长安德烈趁这次短暂的旅行去圣城参观了一下，是匿名去的。法国并未承认这一著名景点为犹太城市，因此议员的来访一定不能惊动媒体。结果他惊叹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还做了番哲学思考：“我们所有的基督教，我们所有的文明都从这里起步……所以，基督确实是来过此地并在这里死去的。我像圣徒托马斯一样，好像看见了他外套的一角。”
第二天，他乘汽车去了恺撒城遗迹，他曾同利利亚娜一起来过。这回他失望了：港口大堤大部分的漂亮石头上被涂了一层水泥。幸亏还有圣让阿克港口，有古老的十字军骑士的大城堡令他心满意足，“尽管这些阿拉伯人很贫穷，甚至比非洲还要贫穷。”
政治生涯也使他结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莫里斯·舒曼。当这位原北部省议员、法兰西院士在参议院发言时，总是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在场，贝当古知道舒曼讲话时总要提到他。
这也是与其他特殊人物交往的机会，比如孟戴斯、戴高乐、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帮助我了解这个世界，走上政治道路。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道路如此不同……我才在这些年中获得了绝无仅有的好时光。”1988年11月30日安德烈·贝当古进入法兰西学院时这样解释。同一天，他还说道：“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同我关系最好，并值得我报以崇高敬意，毫无疑问……那就是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和他夫人克劳德肯定是贝当古夫妇最要好的政治人物。蓬皮杜是吉斯卡尔阵营里的人，诺曼底议员对他忠心耿耿。为此，1967年夏，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以“单独练习”为由同戴高乐阵营的人疏远时，三位蓬皮杜政府里的“独立共和党”部长—雷蒙·马塞兰、让·沙芒和安德烈·贝当古便马上发表了一份公报，他们再次表明“听命于戴高乐将军的政策，并宣布完全支持政府的一切行动”。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于1969年4月再一次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就是戴高乐将军在宣布著名的公民投票决定之后。而吉斯卡尔（又是他）在沙马里埃他所在的市政府，用一种极其浅显易懂的语言宣称（或许还需要注释）：“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惟一问题的人们只需对全部的法律草案投赞成票。至于我，我只能既遗憾又肯定地说，‘我投反对票。’”安德烈·贝当古在《世界报》上评论说：“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悲痛……吉斯卡尔·德·埃斯坦先生的（上述）决定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为反对党……”
直到今天，我们的前部长仍属于那一小帮忠诚于蓬皮杜的人士之一。每年4月2日乔治·蓬皮杜的忌辰，他们都在岛上圣路易教堂里举行纪念活动。自从蓬皮杜1974年去世以后，贝当古夫妇把阿古艾斯特庄园每年15天的任意使用权交给克劳德及她儿子。不管怎么说，阿兰·蓬皮杜也是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支柱之一。
如果说乔治·蓬皮杜在安德烈·贝当古身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说在安德烈与雅克·希拉克之间也存有某种友情关系。1995年的总统大选时，“他处于绝对的左右为难之中，”一位议员这样解释说，“在他自己所处的党派正式推举的爱德华·巴拉迪尔和他自然要投票的人雅克·希拉克之间举棋不定。”
为了让他的生意持久不衰，欧仁·舒莱尔曾经一再重复地说，交朋友应该“坚持不懈地交君子、君子、君子”！在政治上，他的女婿似乎也是更加重视私人关系而非政党。特别是在他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合作关系上更是表露无遗，他们之间有着50多年的私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