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13章 弗朗索瓦(1/2)

    弗朗索瓦·佩里耶与安德烈·贝当古同年出生,作为《吉尔瓦斯》(Gervaise)、《Z》等80多部电影剧本的作者,他对友情下了一个极为漂亮的定义:“朋友,就是知道他永远认为你是可靠的。”

    到1996年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去世时,安德烈·贝当古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私人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从“104号”到爱丽舍宫,从少不更事的学生时代到最高领导人的高龄时代,两位朋友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系,即使他们之间的政治主张早已分道扬镳。

    “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协调的一对在这么多年间发展了一种罕见的伙伴与和睦的关系。一位议员还以现在时态议论他们两个:“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神秘的力量是坚不可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们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忠诚可靠!”

    两人之间有数不清的美好回忆,特别是青年时代,总是十分理想化,他们并肩战斗过,有过多次恩恩相报……共同拥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有时也夹杂着利益。总之,这两位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来源,都是外省人,也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居伊·摩勒,一个“老牌社会主义狐狸”,关于当时即将上任的国家总统密特朗说了如下这番话:“(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学会了把自己说成是这么回事。” 如此看来贝当古所走过的路并不那么异常。

    这位左派领导人蔑视金钱,“它使人去贪污,去收买,去压榨,去屠杀,还会破产;金钱甚至可以泯灭人的良心。”① 贝当古还是保皇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最富有的男人,他言行中的种种反常确实很迷惑人。

    今天,我不知道总统的彩照是否还挂在贝当古家的老位置,但几年前,总统去世以后,据说讷伊公馆壁炉的显著位置上挂着这幅照片……

    “我第一次见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他还是腿上绑着裹腿的士兵。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他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达勒的关系很好,这更加促进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安德烈这样描述与弗朗索瓦的相识。在1938年的年末,弗朗索瓦正在服兵役,他比安德烈大两岁半,是塞纳省伊夫林堡殖民军部队第二十三兵团的中士,当时他回“104号”去看望他的老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两位年轻人开始了解对方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关于“104号”这个有名的住地,我们还没有好好描述过,它像是一个家族的大房子。按原来一位主母会庶务修士菲利贝尔·阿乌尔的说法,它“既不是监狱,也不是修道院”,它的装饰很朴实:“可以想像到的落地玻璃窗,宽大的楼梯,古板的木制家具,亚麻油毡,精心清洁过的图书馆,一股隐隐约约的旧皮味道,分枝吊灯以及圣器室。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让来自宗教学校的学生感到陌生。”不管怎么说,贝当古和密特朗在里面如鱼得水,两人的圣经知识都十分丰富,并且一个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另一个在天主教学生青年会(JEC)里工作过。神学问题一直是他们的生活中关心的事情……

    可当你20岁时,“你没法一天到晚在……传教的职业中得到满足”。同弗朗索瓦·达勒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这一小群人经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人们在比亚里茨咖啡馆见到过他们的身影;在圣日尔曼街上,每人面前摆一杯啤酒。他们也经常去电影院、剧院或去听爵士乐”。欧洲到处风起云涌,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四处闲逛,就像1939年复活节的假期。

    在《蒙塔朗贝尔杂志》中,“104续集”专栏记者报道了4月17日的远游:“……在北部和东部……波尔·皮尔旺、贝尔纳·迪普雷、弗朗索瓦·达勒和安德烈·贝当古在比利时,卢森堡游逛,还经过了一个劳改营,他们看见年轻的德国人在口哨声中整齐地排队去游泳,唱着浪漫歌曲。他们一直走到了荷兰,惊讶地看到海边到处架着用来打英国飞机的机关枪,而林堡省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到,也没有说这次旅行的目的。“这位中士可能没有取得准许离开法国领土的许可,提出(这种)要求也有点不方便。至于目的,就是去看望一下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安茹小城堡里的巴黎伯爵。”

    当时是弗朗索瓦·达勒收到了“庄园主”的邀请。“庄园很漂亮,墙上挂了很多纪念品,”他回忆道,“伯爵问起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主张……”安德烈·贝当古补充说:“这次访问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在城堡入口处我们翻看了一下贵宾留言簿,法国名门贵族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特朗没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是来了,我们还不知该怎么开心呢!”

    这帮“104号”的朋友毕业后每年又继续找机会聚一次餐,达勒讲述道:“除了贝当古和密特朗以外,还有雅克·贝内、路易-加布里埃尔·克拉耶、雅克·马罗等。密特朗当选为总统时,我们是在爱丽舍宫相聚的。自从他去世以后,没人再召集,我们再也没在一起吃过饭……‘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我们谈旅行,谈电影,谈书,谈年轻时的恶作剧……当然也谈现状,但绝不是政治。”

    而在德军占领时期,这两位喜欢寻欢作乐的朋友分别改名叫莫尔朗(密特朗)和格朗维尔(贝当古)。这两个“栽过跟头”的人后来参与了战犯运动的同一个抵抗组织。对安德烈来说,弗朗索瓦首先是“一个兄长……他在思想上是个领导……但行动上一点儿也不像,不像……”两人共同接受任务。比如1943年11月15日到16日的深夜,密特朗(这次行动中叫“莫里耶上尉”)将飞往伦敦。贝当古陪他到昂热与拉弗莱什之间一个设有路标的田野里,密特朗就在那里上飞机。在此之前,密特朗在他朋友的陪同下已经有过好几次秘密会见,特别是与勒韦尔将军,当时是吉罗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抵抗组织(ORA)的负责人。承担这类任务肯定能加深彼此的感情!

    全国解放后,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44年8月得到了战犯管理总秘书长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几个星期。到了9月,戴高乐建立了临时政府,任命亨利·弗勒奈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贝当古是密特朗手下的一名成员,却留在了新的班子里,负责新闻工作。1944年9月27日,他给他未来的岳父写信用的就是部里的信笺。他说他同密特朗与其他朋友重逢是多么高兴,充满“能够自由自在地行动而不必担心”的“喜悦”。只是在他的签名后—钢笔签的名字是“德·贝当古”!他在备注上写道:“我在特勒奈(弗勒奈之误)手下工作。我的名字目前还暂时是格朗维尔,像前几个星期在日内瓦一样……”

    1944年10月2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达尼埃尔·古兹在圣塞维兰教堂结婚,他的朋友安德烈当然在被邀之列。婚礼举行之前,是安德烈在利奥泰元帅大街“帮助弗朗索瓦穿的礼服,然后陪他去首战路”。然后还是安德烈,在弗朗索瓦·达勒决定性的支持下(在此期间担任梦皂总裁)说服欧仁·舒莱尔把新郎录用到家族企业中来。1944年冬,自从密特朗不得不离开战犯秘书处,他身无分文,而他马上要做小帕斯卡尔(三个月后夭折)的父亲了。舒莱尔是位好同志,请密特朗任《您的美容》杂志总编。

    密特朗使用费雷德里克·马尔奈的笔名,负责《读者来信》专栏。年轻人当然另具野心。“他想创立一个专业诗歌出版社。”安德烈回忆说,“他曾经迷恋过一位女诗人,他帮她发表了诗。可那本书显然没有获得成功。”

    密特朗同其他负责人的合作很快便变得不和谐,但并没有影响他与达勒和贝当古的友谊。1945年夏,贝当古还建议同他一起创立《法国农业报》(Journal de la France agricole),其他支持者还有:《自由巴黎》(Parisien lib巖帲┑拇罄习灏C桌病ぐ⒛铩⑶安砍ぢ薇炊け嚷『桶驳铝摇た评肌⑶耙樵甭扌さ纤鳌ⅰ段鞑客ㄑ丁罚–ourrier de l誒uest)主管保罗·弗勒里,以及亨利·施维斯古将军等。

    1946年伊始,一个从零建构的时代,两位“记者”开始在政治领域跃跃欲试,但与其纸上评论还不如具体实践。6月,密特朗在立法选举中提名做候选人,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第二个制宪议会,为了制定第四共和国未来的宪法草案①。密特朗是在塞纳省竞选的,遭到失败。

    11月,他又重新来了一次,这一次他在涅夫勒省当选,其竞选纲领完全是右派的。根据某些作者的描述,这位新议员兜里揣着欧莱雅的资助金来进行他的第一次竞选。弗朗索瓦·达勒对此消息彻底地辟谣:“没有的事!我只是在后来才帮了他的忙,但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也对他的朋友那么慷慨大方呢?几乎可以肯定,特别是50年代末,弗朗索瓦·密特朗有一段(很短)的空闲时间。谁也没法证明,但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管怎么样,新当选的议员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1947年1月,他得到了第一份部长职务,即在保罗·拉马迪埃政府里的战争期间伤亡老战士部。密特朗在他的职位上得心应手,赶紧把玫瑰花徽章别在他的抵抗运动老战友身上。贝当古当时还是利勒博讷选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