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贝当古的报告……演说者的个人素质吸引了很多听众。他向我们报告了农村问题及天主教农民青年会的解决办法，他的能力非同一般。接下来是讨论，他权威而清晰地回答了一位饶有兴趣的听众向他提出的问题。讨论结束后，这位听众向他热烈致谢。”

    1938年12月到1939年7月，“演说家”在《农民青年》（La Jeunesse agricole）半月刊开辟了专栏，名为“翻山越岭”，由《农民青年》主办。题目花样百出：“重新做人”，“严密便是道”，“夜间的人行道”，“他不会读书”，“是他不是我”，安德烈大量使用能够感化人的小文章。他的文章涉及农村人口的大迁移及生育率的下降，责任的意义，政治的划分，城郊的贫困及其“无工作者”……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年轻人受到过什么样的教育，又是如何符合他所处的阶层。太符合了！

    从右派（“带薪工作，社会法则，这些词在竞选中只以辛酸的口吻讲出来”），到笃信宗教（“晚上，在壁炉旁，每天晚上，我读几行《新约》……”），还自愿引导别人（“这是本小说，而我不必为它作评论：所有的书只要用心读都会有收获……”），却仍是乡下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要把我们的快乐展示给它应该在的地方：不可摧毁的大地”）……显然他对自己的角色很认真，而他当时顶多20岁，这个充满激情的“同路人”还可以假装忘记他的根。（“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任何印象，可以说他从未挨过饿……”）

    实际上，这些新闻简报的节选已被时间磨得泛黄，现在看起来更可以说令人哑然失笑。就像在这些文章后面以少年手笔签上“靴子猫”的笔名一样，也就是模仿佩罗和他想像出的侯爵而

    已……只有一次，在1939年3月出版的一个专栏中署了他自己的名字，说的是要开设一个电台，起名为“家庭电台”，而且安德烈·贝当古第一次号召读者，就是坚决与“自由电台”竞争，也即与“马克思主义者”电台竞争，说这家电台会把它的“影响”散发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差不多21个月以后，这类评论与主张慢慢地变得强硬了。安德烈·贝当古一直用真名写专栏，但他换了手法，从那时起他与一家贝当主义的周刊《法国大地》（La Terre fran峚ise）合作。从1940年12月21日到1942年7月11日用粗俗的语言在上面发表了71篇文章，语调通常是很凶狠的。直到现在他还后悔写了这些文章！

    1994年10月，让·弗里德曼、大卫·弗里德曼兄弟为了反对我们提到的欧莱雅“拒购事件”而发起了一场运动，安德烈的一篇文章就这样被他们给挖了出来。这一篇其实只有少数几个熟人知道，结果被他们用来发表在法国和大多数国际报刊杂志上，后来还被好几本书引用过。

    《法国大地》于1940年11月2日创刊，主要面向农村读者，每周六出版。这份周刊由法国财政联盟（Comptoir financier fran峚is）出版，后者被斯塔非尔宣传机构所控制。这本刊物不是什么内部材料，1942年它就发行了10万份。安德烈·贝当古负责的专栏名为“嗨！青年人！”上面还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笑着的年轻人，衣领敞开着。画的下面有三个词：“责任，纪律，工作”。可真是有章有法！

    为了在深层发起运动，在他漂亮的词汇及令人安慰的话语中间，有些地方听来很令人战栗，也使作者本人蒙受耻辱。很多类似语句被媒体引用。

    他充当新命令大师：“不要愚蠢地与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作

    对……我们前几个月处于危机时刻，崩溃的时刻。但是现在我们挺起了身，因为这个新欧洲的革命浪潮让我们觉醒，流进我们的血液，它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我们已经在市政府及镇政府的墙上划上了共济会自由的三重口号……”（《青年宪章》1941年8月16日）

    最后，他还落得个“告密者”的称号：“告密是否是一项任务？是的，如果它是为了真正的集体所服务……青年人应该在每个村庄都承担元帅的责任，我甚至认为应是革命的警察……对于我们来说，为了唤醒法国，我们要揭发出那些真正的凶手……”（《我们揭发》1941年10月11日）

    弗里德曼兄弟还找到了安德烈·贝当古的另外一篇不引人注目的文章，在1941年12月13日发表在周刊《阿基坦的青年激情》（L諆lan-Jeune Aquitaine）上，文章题目为“我们所需要的革命”。节选如下：“……犹太人要比基督徒更吝啬……重建法国，就是重建法国青年……重新给他们注入我们民族的优秀血液……我们不再想要共和国了，不再想要它的假面具，它的议会，它的自由主张。我们要一个能够指挥的领导，而不是一大帮只领薪俸而又泛泛空谈的人……”

    从此以后，安德烈·贝当古便毫无例外地在媒体上为自己辩白，包括《高书洼邮报》。1999年12月13日，他对斯蒂芬·特拉诺再度表示他的歉意，后者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他说：“我当时认识到戴高乐将军的政策是未来的希望，而并不是要审判贝当。况且当时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并杀掉他们这些事，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我们没法想像它的可怕性……”后来他又补充说：“我觉得人们针对我的遣责令我十分难过，因为这很不公正。事实上，我在战争时期的立场，人们知道得很清楚。”

    贝当古是属于那种“先走弯路再走正路”的人，这是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说的。也就是说，他在战争初期做的事并不高明，而二战结束之前才把事情弄好。这一切还都幸亏有了未来的国家总统。他在“104号”的老同学密特朗于1942年底把贝当古拉进了他自己领导的协助战犯组织，即全国战犯联合会（RNPG），后来又合并成为全国战犯与流放者运动。

    贝当古，又名“格兰维尔”，在里面“主要负责与农业地区的联系”。真是本性难移！另外，他还“负责自由区与德占区的联络”。这是他1976年10月19日向让·韦德里纳（德·于贝尔的父亲）所描述的，后者建立了一份他们的组织在“1940～1945年间被遣返战俘的材料”。这份报告既冗长又枯燥，可以在乔治-蓬皮杜中心图书馆找到。

    事实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安德烈·贝当古玩的是旅行推销员的角色。“他有个头衔，使得他可以随意乱跑，他只是为一个农产品的牌子作代理，即包维谷（Porvigor）”，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另一个朋友乔治·博尚回忆说。

    这个牌子现在还存在。“20世纪40年代，它属于马里家族的财产，生产动物药品。”动物食品联盟公司（d誂lliance Nutrition Animale）主席伊夫·旺当特莱施这样对我们说，它就是今天拥有包维谷的公司。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儿找不到一点儿贝当古或格兰维尔的踪迹，因为马里企业几次易手，没有保留当时的历史材料。皮埃尔·贝当古在他1951年出版的系列小说《在大男巴家的日子》的前言中，提到他要离开马赛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也简单提到过这家公司：“我带了一辆自行车，我弟弟安德烈在战争开始时在巴黎用过。”接着他稍有点不太老实地说：“他很早便被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服去参加抵抗运动，成了包维谷的代销员……”

    说点题外的话，皮埃尔·贝当古还记得有辆西木卡（Simca）汽车，是他弟弟“在战争后期”用来旅行的，他说得很具体。这辆车被遗弃在一个车库里，原来是属于一个拍卖估价员的，据说这位公证人在解放后认出了自己的车，把它又收回去了……

    当时，安德烈·贝当古的任务是在一些大人物之间做使者。“他优秀的口才，他所受的教育及他的忠诚，”皮埃尔·佩昂写道，“说明密特朗的选择是对的。”乔治·博尚回忆说：“他穿得有点过于讲究。经常穿带条纹的长裤，一件有饰边的上衣和一顶只有富人才戴的‘爱丁’帽……”

    1943年12月20日，安德烈·贝当古到南希去见全国战犯联合会的地区领导，结果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夏尔第三监狱。关了一个月后，在全国战犯联合会秘书处一位叫弗朗索瓦小姐的干涉下获得释放，这位小姐后来也被抓了起来并遭到流放。博尚絮絮叨叨地接着说：“有人说他被审讯时，总是在重复说‘妈的，妈的，妈的’，因此，德国人认为他有点精神不正常。”根据他哥哥皮埃尔的说法，敌人所认为的傻子“每天在他随身携带的《圣经》页边空白处写

    日记”。

    1944年1月29日在他写给未来岳父的信中，安德烈·贝当古写道：“我真幸运，现在我想到我的同志们的英勇壮举……这次经历……有点艰难但是非常值得。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出狱时稍有点瘦，但精神很好。我一出来就这样精神饱满令很多人吃惊。”

    安德烈·贝当古的过去在1995年又激起了最后一轮争论。还是穷追不舍的弗里德曼兄弟，这一次他们是在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审查官的支持下，暗示“格兰维尔”的抵抗是相当晚的，而且是十分靠不住的。从这次论战中（基于1944年夏天贝当古到瑞士执行的一次任务）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位主角的记忆有误。

    差不多60年以后，真相仍然难以得到昭示，甚至不易证实。正如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恰如其分的解释：“公众舆论说明，最艰难的事莫过于切断维希政府和抵抗战士之间普遍认为无法消融的对立。人们难以想像这有双重的可能性，承认他们既可以是前者也可以是后者，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先是前者再是后者。”

    剩下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纷争和污点。这一切均源自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的杰作，他的事业那样出色，而且从一解放便有了转机，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

    后来，安德烈·贝当古还在自问：“我把50多年的生命都贡献给了我的祖国，最后我仍然落得个反犹太主义或者**济会的恶名？这实在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