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的企业家，绝无仅有的工业家，广告之王，想像力丰富的经济学家，这个男人只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像雅努斯神一样，他在战后完全变了，这副面孔正是众多证人为他辩护所提到的。他的律师所提供的一份文字，就我们所知，是惟一一份可以用来为他这位赫赫有名的顾客辩护的书面材料。这是从一份小册子上找到的，被暗地里再版。舒莱尔写道：“希特勒主义是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新的不可估量之力量，加之一种急切要征服和独裁的愿望……德国人只相信力量……要想与狼抗衡，惟一的办法并不是做羊，而是要比狼还要凶狠。”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那一套在诉讼过程中记述下来的冗长的事实，而它们直到现在仍然无人问津。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舒莱尔”，保护犹太人、收留被德国人强制做苦役的年轻人、甚至还帮助过抵抗运动的成员！人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工业家真够机会主义，用两副面孔来给他自己留条后路，他做这些事主要是1942年以后才开始，否则他应从德军占领之始便行动起来。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3月，舒莱尔和他的两名主要合伙人，乔治·芒若和威廉·埃尔特一起秘密往来于德占区和自由区之间，一共30次，每周一次。他们用的是一份从伊夫林省宕石占领区司令部偷来的通行证，上面盖的是假章。这条专线给很多越狱的士兵和其他人（还有许多信件麻袋）带来了方便。直到欧莱雅总部受过一次盖世太保的搜查才结束了这个秘密通道，那是在1941年3月24日。德国人找到了一些假文件（舒莱尔知道它们的存在），他们逮捕了芒若和埃尔特。埃尔特是购买部主任，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被秘密关押了57天，又遭受了9个月的牢狱之苦。

    原瓦伦丁油漆公司的老板沙兹凯斯先生是犹太人，在众多的证词中间，我们选用他的证词：“1940年6月，他（欧仁·舒莱尔）把我和我太太藏在了他阿古艾斯特的别墅，一共三个星期。同时，他还把我们所有可能被抄走的物件全部藏在他家。全国分成敌占区和自由区以后，他把我送到了南部自由区……1941年，他向我表示，他对德国人所采取的下流（他原信中的用词）手段十分愤怒。舒莱尔先生又把我送到瑞士，而我刚从那边回来……舒莱尔先生也对公司里其他犹太同事做出了同样的慷慨举动……”

    沙兹凯斯先生最后以所有犹太同事的名义结束证词：“包括下列犹太同事：利蓬斯基、格鲁泽尔、科冈、卡恩曼遗孀、利普什兹。”

    在强迫劳动方面，很多人为舒莱尔做了正面的陈述。欧莱雅企业委员会“知道舒莱尔帮助一大批法国人免受去德国服劳役之苦，开始是同德国强劳办公室做了坚持不懈的谈判，然后是收买了有关德国职员，证明他们不适宜被征用……”这份证词于1946年12月2日由8名法国总工会代表和两名天主教劳工会的代表签名。

    免于服劳役者给舒莱尔写的信更加令人感动：“在您的帮助下，我刚刚在医院里躲过了风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心地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1943年3月14日戈尔内）“我永远忘不了1943年2月3日，为了免去德国服苦役……您想办法让我以病人的名义进了圣约瑟夫医院。”（1944年12月21日亨利·沃尔夫）“我想告诉您，所有的欧莱雅年轻职工……都生活在安宁中。他们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更愿在这里做开垦土地的艰苦工作……而不愿去几天前人们建议让他们去的地方。”（1943年4月4日泰雷萨里厄-贝赞克）“我被指定做替班后……我请求您的帮助，您马上建议把我藏在您的圣价别墅作为农工。”（1944年9月5日安德烈·阿尔特曼）

    圣价。村里的肉店老板罗伯特·沃德朗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系着领带，在招呼两个顾客时回忆说，他父亲埃米尔总跟他提起“从城堡来的年轻人们说来这儿是为了逃避去德国”。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抵抗运动了，欧仁·舒莱尔曾帮助过一支游击队，提供了购买枪支和帮助犯人越狱的资金。游击队队长夏尔·科德隆，也是原“战斗队”负责人和原法国多姆山省的安西兹游击队的成员，他说道：“舒莱尔先生一直与我领导下的抵抗运动组织有来往，从1941年1月一直到全国解放。他家里收留和藏匿了许多爱国者，并不断给我们提供有效而重要的协助……因此他被吸收成为我们协会的成员。”

    马塞尔·莫乐是补锅匠，也是奥弗涅大区“战斗队”的成员，他说得更加详细。他提到从1940年开始，由于舒莱尔的经济支援，有200多名“法国集中营的犯人”得以越狱逃到自由区；1941年秘密购买的枪支藏在热纳维利埃，一直藏到1943年，然后被运到奥弗涅大区。还是1943年，舒莱尔分好几次交给他“差不多50万法郎”。

    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舒莱尔当然少不了应酬并利用他的那些关系。他和弗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阿古艾斯特的熟人之一）之间的通信往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些信件。

    1942年6月12日，这位科学家向舒莱尔（这不是第一次）推荐一名犹太化学工程师，当时是战俘的罗歇·莱维，以便帮他在舒莱尔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我敢肯定他能帮你的大忙。”学者说。舒莱尔的回信的日期是1942年7月18日，听起来很有意思。首先舒莱尔因迟回复请求原谅，他“患上急性关节炎后去波旁朗西疗养”，然后说“非常抱歉对此无能为力”，舒莱尔还解释说：“最近，我已经在斯卡皮尼先生处努力了好几次，所有个人的释放均遭到拒绝。”

    舒莱尔所提到的乔治·斯卡皮尼其实就是法德委员会主席，贝当元帅于1940年7月要求斯卡皮尼与德国政府谈判以给予战俘尽可能好的待遇。这个“法德委员会”也想把两国的高层拉得近一点儿……

    这故事后来的结局是，欧仁·舒莱尔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有个附言：“长期治疗舒莱尔太太的医生拉亚尼先生（不是雅利安人）已经去了自由区。我现在正寻找一名很有经验的妇科医生，至少能住在附近，这样交通方便，其医疗方式也须同我太太的性格相符。居里医院院长先生是不是认识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事情得做得巧妙一些……

    1947年6月27日，欧仁·舒莱尔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此之前，1946年11月6日的预审中，地区职业清查委员会还曾提案对他作出“严厉处罚”的判决，即“禁止他在该公司占据领导位置”，禁止“参与一切理事会工作及商业监督工作”，最后，“禁止担任任何合作性质的管理或行政工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德国占领时期以其政治立场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的重判，人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动用好几名大人物的影响才把舒莱尔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首先是皮埃尔·德·贝努维尔将军的作用。他从一开始到解放一直都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德·贝努维尔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个国家级人物。由于他在清查委员会的总书记和省政府之间做了很多努力，最后终于成功。

    “舒莱尔的档案材料”随即进行重审。补充了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证人，他们全部进入了讨论。滨海夏朗德省议员马克斯·布吕塞也出面解释舒莱尔如何逃脱了一次盖世太保的偷袭！**人雅克·萨杜尔，当时是圣马克西姆市长，也没忘记这个在1925年就为他提供证词的朋友。他投桃报李：“（舒莱尔）对希特勒分子及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深恶痛绝。我自己就受到过他的保护。我被拘留期间，舒莱尔曾给我寄过很多包裹……”

    在他的档案里，还有两封安德烈·贝当古的信。一封是1944年9月27日的信，提起他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另一封是1944年1月29日写的，描述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年轻人也为工业家担忧：“我真不希望您也遭受这种待遇，您跟我讲过您的担忧。我离开巴黎之前的几次谈话使我想到您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您一定要千万小心……”

    6年之后，欧仁·舒莱尔把他独生女儿的终生幸福托付给了这位年轻人。那是1957年8月23日的一个早上，在他76岁高龄时在普卢巴兹拉耐克作出的决定。去世后，他葬在讷伊古公墓的第三区，同他第一任夫人贝茜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去世之前，舒莱尔是“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即布热德运动（Mouvement poujadiste）的同情者。他在这里结识了让-马利·勒庞。现在，这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还记得同舒莱尔在法朗宫城共进过两次晚餐。

    欧仁·舒莱尔通过他的老关系救起了许多面临迫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