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病态的乐天派，对政治一窍不通，这方面他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这是几年前利利亚娜·贝当古对她父亲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以及德军占领期间，舒莱尔“指挥官”的确曾在浑水里艰难地行进着。作为1914～1918年一战时的功臣，5次受到嘉奖，他却在人民阵线最初成立时便加入了极右势力的行列。“他太容易被蒙面党右派人物的邪念所引诱，”菲利普·布德雷尔这样说，“他接触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资金（至少给革命社会运动

    组织）。”

    生意场上的天才，却是政治方面的怪才。我们后来还看到，他不但保护了犹太人，资助了抵抗运动，甚至还藏匿了被德国人强迫去服劳役的法国人！这使得他的人格特征变得格外地扑朔迷离。

    欧仁·舒莱尔迈向政治的第一步就择友不慎。在这位富裕的工业家面前，有一个人说他真诚也好、机会主义也好，细心地倾听了舒莱尔的理论，然后把舒莱尔拖入令人厌恶的冒险之中，这人就是欧仁·德隆克勒。欧仁·舒莱尔曾对一位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朋友雷蒙·阿贝里奥（其真名为乔治·苏莱斯，是该组织负责委员会成员）解释说，他本人“由于很多具体和强烈的原因，总之是客观的原因，同德隆克勒很熟，好像喜欢他手上某件特别得手的工具”。

    戴瓜皮帽，穿着三件套西服的欧仁·德隆克勒身材有些肥胖，甚至大腹便便，一点儿没有恐怖主义分子的特征。他于1890年生于布雷斯特，毕业于巴黎高科学校。像舒莱尔一样，他也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勇敢地战斗过，也是圣纳泽尔和伯努埃特造船厂能干的工程师，还是法院的特聘专家，并在10多个董事会里占有席位。但他并不是一个全职的显要人物……

    1934年，他加入由夏尔·莫拉斯主持的法国行动组织（Action fran峚ise）。他对该组织的老式保皇主义很失望，认为太温和，便于1935年12月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让·菲约尔、阿里斯蒂德·科尔、加布里埃尔·让泰和雅克·科雷兹等）创立了革命民族党。人民阵线上台后，这一本来合法的机构于1936年6月变成了地下组织，名为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其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为蒙面党。这是1936年7月29日由《法国行动》（L誂ction fran峚ise）杂志的主编莫里斯·皮诺发明的外号，他总想方设法嘲弄这些人，说他们玩弄神秘，总是过分无聊地使用笔名，想引人注目还使用代码。“剧院里的密谋者”（这是皮诺的原话）其实就是一群闹剧演员！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染指了好几起流血事件，为的是“协助”外国权势，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如暗杀知识分子卡洛及内洛·罗斯利），还实行恐怖政策（星型广场谋杀事件，暗杀迪米提·纳瓦西纳）。1937年11月，该委员会居然还试图策划了一次军事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与蒙面党接近的军事负责人拒绝承认他们有政变的企图。

    很多作者均详细论述过蒙面党的历史，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简短的回顾只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一运动，而其中欧仁·德隆克勒毫无疑问是它的领袖。这位负责人又是欧仁·舒莱尔的好朋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后者是它的一位资助者，只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详细说明这个秘密组织的资金来源的调查。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蒙面党再一次跳了出来，而舒莱尔则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40年9月15日，德隆克勒在警察局又申报了一个新的政党：革命社会运动党，以它的缩写方式（MSR）又称为“爱助党”（Aime et sers）。欧仁·舒莱尔的名字在他们的组织机构里被列为第三位重要人物，排在德隆克勒和让·丰特努瓦（《民族革命》杂志的主编）之后，头衔是该党“主席及一切与技术研究有关的委员会主任”。

    革命社会运动党的宣言是很说明问题的，试读如下：“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欧洲，我们愿意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合作，也同一切其他欧洲被解放的民族如自由资本主义、犹太人共同体、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共济会等一起行动”（第一条）；“使法国及法国人民得到彻底新生……”（第五条）；“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第十一条）；“塑造统一的、刚烈的和强大的青年团体……”（第十八条）。“没有革命家就无法进行革命”，这是纲领的结束语。

    合理工资的理论，是欧仁·舒莱尔的最爱，被他们用到第八点：“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保证产品的合理分配，提高企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

    在革命社会运动党内部，这位工业家可以说给某类显要的富裕阶层提供了担保。对欧仁·德隆克勒来说，“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经济部长，是我们的组织中最重要的人物”。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尤其是他们重要的资助者。1941年2月15日，革命社会动动党与民众国家联盟（RNP）合并，后者是一个亲法西斯组织，由马塞尔·德亚领导。

    1941年3月到10月，欧仁·舒莱尔在合并之后的“总体经济技术委员会”任主席，而且是他在法兰宫城成立了该党的一个办公处。但是合并后的两个组织并不和睦，最后导致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老窝。舒莱尔同德隆克勒有了距离，慢慢地疏远了他。这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记录下来的，1942年3月18日，舒莱尔曾去过德国大使馆。报告中写道：“他（舒莱尔）告诉我他有段时间不跟德隆克勒来往了，他希望继续他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

    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欧仁·舒莱尔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并与最激进的团体有过接触。

    1941年6月15日，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里，在民众国家联盟的第一届大会上，他宣称：“然而，不要误解。这三项和平革命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另外一次革命，一次预备性的革命，起到清理和矫正的作用。而这后一次革命……注定是流血的革命……”

    1941年10月31日，企业家在使节剧院里又做了一个题为“经济革命就是革命的经济”的演讲。在出席的德国重要人物中间有一位工业家，施米林斯基博士，他后来这样描述过：“我今年有机会把欧仁·舒莱尔先生……引见给了比朗博士先生（法**队司令部领导之一），前者是化学工业家及法德协议优秀勇敢的拥护者，此外，他对经济有着非常革命的想法。他在民众国家联盟里担任经济部主任职位。”

    一个月以后，11月23日，革命社会运动党的政治部又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集会。法国信息与报刊事务所（AFIP，斯塔非尔宣传机构的再现）报道了这件事。记者首先把会场的装饰描述了一番：“在一块红蓝相间的布上画了一把白色的剑，上面有革命社会运动的标志：爱助党。荣誉者们穿着制服在讲台下立正站着。”然后他引用了“主持人”舒莱尔的开场白。

    舒莱尔提出民众国家联盟和革命社会运动党两党分离的原因：“要达到合并……双方就必须在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基本点就是完全彻底地分家，同一个不太遥远的过去、同第三共和国、同共济会决裂。”

    1942年10月12日，人们又见到了舒莱尔，这次是在夏约宫由德国控制的报刊与广告事务所组织的“法国电台日”活动。

    一个700人的大宴会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人士，现在回顾起来直让人冷透背心：有犹太问题总特派员路易·达基耶尔·德·佩莱波瓦，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党卫军鲁道夫·拉恩，巴黎维希政府的代表弗尔南·德·布里农，马塞尔·德亚，前蒙面党人、荣誉团公会服务处老板及未来保安队队长约瑟夫·达尔南，法国民众党创始人雅克·多里奥，还有“同谋者”团体的阿尔方斯·德·夏托布里昂等。

    战争结束后，在一次演讲中，欧仁·舒莱尔这样解释道：“很显然，不管对方是谁，我们都不能停止宣传，而且一定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用我们发现的真相去说服他人……”

    现在的问题是，欧仁·舒莱尔有没有利用这些关系去发展他的生意，特别是同德国人？战后法官们的调查并不具说服力。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的德军占领时期，舒莱尔的公司向德国人销售的总生意额中，欧莱雅占2.37％；梦皂为13.86％；瓦伦丁为39％（那时舒莱尔已经不只是股东了）。

    没有经济方面的合作记录，但有些作家仍然会关注这些公司在占领时期的经济增长幅度，因为“当时为了发展，光靠销售是不够的，首先得装备工厂。而要把原材料弄齐，就得需要很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跟维希或德国人搞好关系”。不管怎么说，欧仁·舒莱尔的公司似乎并未因时代的因素而受到影响。

    精力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