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小时连轴转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企业家和工业家。这位商人用他的一生的时间传播经济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合理工资；二战以后是能量税。

    欧莱雅创始人还顺便裹上了另一件外套，有点儿太肥大了，即活跃的改革家。他对自己的经济主张根本不满足于仅仅进行阐述，他还要切实体现出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对“世界重新思考”并“与过去决裂”。

    欧仁·舒莱尔是一位战斗型老板，他从来都是一旦投入进去便一战到底。他这种拼命想要说服别人的性格使得他同极右翼反动组织有了接触：他加入蒙面党徒之前做过革命社会运动组织（MSR）成员，并牵连到其领导人当中。有时发表一些难以置信的言论（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所有著作中的观点），并在当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在听众面前、在报纸上宣扬他的主张。

    二战结束后，欧仁·舒莱尔受到清查，最后虽被免于起诉，但法官们认为他应作出解释，因为他有“亲德（国）倾向的言论与性格”，并说他“因此很有可能在精神上成为他们的同谋……”在预审中，塞纳省检察院的马塞尔·加涅法官说道：“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确实可以自由地写作。但在德军占领时期，他所写的那些东西有可能使法国人受到法西斯的影响，以致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欧仁·舒莱尔是位好耍笔杆子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38～1955年间，至少有6本书和10多本小册子。他于1936年12月以自己的观点创建了一份杂志《企业家行动》（L誂ction patronale），在工业系统印发了10万册。开始是周刊，后变为半月刊，一直发行到1938年11月。他不愿使之等同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杂志：“杂志的封面如橱门式设计，收录耸人听闻的题目，运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而它论战的腔调又极像大街上平民报纸的口吻。”

    欧仁还在其他印刷品和期刊上写过很多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La France au travail）、《车间》（L誂telier）、《40种阅读》（Lectures 40）、《民族革命》（R巚olution nationale）及《联盟会》（Rassemblement）等。

    作为一个普通的演说家，他羡慕某些政治家雄辩的口才。他曾在各种讨论会、演讲和所谓的“座谈会”，还包括电台上发表讲话。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仅在1934～1937年间就演说过上百次。后来德军占领期间，他又在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给驻外使节、在普雷耶里大厅给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在法国民用工程师公司演讲过。战争结束后，1946年2月18日他还到索邦大学演讲。由于担心自己的表现，二战开始时他还专门辟出了一个能容纳50多人的小客厅，作为在朋友面前演习之用！

    他的书中所论述与演讲的内容都是为了使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得到公众的认可，即合理工资。

    什么是合理工资？欧仁·舒莱尔大致解释说：传统上，工资就是给工薪阶级因他们为雇主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这里并没有把技术的进步所引发的深层次变革考虑进去。舒莱尔因此建议把这个以“时间”计算的工资用以“产品”计算的工资来代替。根据他的公式，时间“不应再以挂钟来计算报酬……而是要用磅秤”。如此，工资或者至少一部分工资便变得不固定，因它根据生产的变化而成比例。

    舒莱尔相信这种报酬方式一旦实施，就能够补救以往一切漏洞。他肯定地说：“大众的生活将因此变得有意义，阶级之间的斗争将大幅度地减少。一切生产过剩都将不再可能，工资本身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基础则将成倍增长。不再有危机，不再有金融崩溃。人们与其为打仗而拿起武器，不如为了和平而武装自己……”

    欧莱雅和梦皂的老板并不是凭空乱说的，他于1942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各创立了一个研究室，尤其是他在自己的工厂里便运用了他的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做法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为

    二三千家公司所接受。

    他还撰写过好几篇了学术论文，许多重要人物曾对此感兴趣。比如文森·奥里欧，在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前的1945年，他在撰写的《昨天与明天》（Hier et Demain）一书中曾提到过这一点，还有弗朗索瓦·佩鲁教授。

    在1947年出版的《工资与产量》（Salaire et Rendement）一书中，舒莱尔总结道：“比较一下它在工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参与利润所得的好处，还有工人股东制……合理工资法确实有着无可辩驳的优

    势……”甚至夏尔·戴高乐也对工业家的理论感兴趣，安德烈·贝当古在他岳父去世时收到了将军的第一封亲笔信。然而他的理论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正如后来由其他经济学家所明确指出的一样。最主要的不合理便是，为了使这一理论行之有效，必须一直维持销售价格不变。

    另外一篇由欧仁·舒莱尔写的有关能量税的论文，主要论述需将现有的一切杂税及所得税由一项单一税所取代。这个想法又成了研究与争论的靶子，甚至还出现在招聘的考试内容里！米歇尔·阿尔贝，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行政人员讲了这么一件事：“我（1956年）从国立行政学校毕业后，在口试时抽到了舒莱尔的税收问题，我得了18分（20分满分）。这是我最好的成绩，由此得以进入法国财政稽查总局。”

    安德烈·贝当古和一个议会里的朋友，法律专家阿尔弗雷德·科斯特-弗洛雷甚至于1959年11月3日在国民议会中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来研究这种税收问题，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最后无功而终。1962年的立法选举上，贝当古作为竞选者及他的助手乔治·谢德吕仍在指责国家“税收的无效性”，并鼓吹建立一套“与能量额成比例的自动化的资源税”……今天，售油者摇身一变成了税收人员（石油国内征税），可其余的税收结构仍然健在……

    总之，欧仁·舒莱尔的理论变成了一纸空文，同样，这也不是由作者去四处奔波便能实现的事。假如欧仁只满足于把他的论文并仅限于论文本身夸耀一番，假如他不是在德军占领时期随便在报纸上阐述他的理论，那么此事本身没有任何值得重提的意义。

    首先，他理所应当地从他作为成员的组织刊物开始，比如《民族革命》，这是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一份周刊；也在由斯塔非尔宣传机构（Propaganda Staffel）所操控的报刊中发表过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这个组织与德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有直接联系。

    《做工的法国》这份日报带有教训人的意味，以它创刊者的初衷，应该成为把纳粹党打入法国劳工阶层的一项工具。它的发行量为20多万份，主编（乔治·奥尔特拉马，别名“上帝赐夏乐”）是一个瑞士人，对第三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

    舒莱尔也在《车间·法国工作周刊》上写过文章，他曾“辅助性”地提供过资金，并给德·奥托·阿贝兹的行政部门大笔资助，后者为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这位十分活跃的工业家还有机会参与由阿方斯·德·沙托布里昂主编的《小集子》（La Gerbe），后者获得过1911年的龚古尔（Goncourt）奖，也是Collaboration集团精明的总裁。

    欧莱雅创始人似乎同后者曾有某种默契。舒莱尔于1942年10月8日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