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坎普拉德接受了任务，到火车站迎接前来做演讲的珀·英格达尔。

    他领着他到开会地点。英格达尔戴着厚厚的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甚至无法自己过马路。这使坎普拉德对他还多了一点同情，他想帮助他。

    除此之外，还有对他的能力与智慧的仰慕：每当坎普拉德大声为他读完一个专栏，英格达尔都能立即背诵下来，而且一字不差。

    英格达尔是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特别反对犹太人。他总是反复地讲种族的混合带来的糟糕结果。试图使坎普拉德相信种族混合是错误的举动。

    有一阵子，他们走得很近，坎普拉德非常尊敬英格达尔。甚至约定由坎普拉德替他出一本书。书名是《政治教育》。

    在坎普拉德第一次结婚之前，即将成为坎普拉德妻子的珂尔斯汀和他讨论是否应当邀请英格达尔出席他们的婚礼。他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英格达尔就寄来了一份结婚礼物——基纳散兹纺织厂上好的装饰面料，他兄弟是那里的经理。

    没有退后的余地了。英格达尔也已经为坎普拉德特意写好了致新婚诗一首（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如果做一个诗人的话，也许他的命运要好过做一个政治家）。坎普拉德邀请了几个好朋友到索尔纳教堂参加婚礼。

    坎普拉德邀请他出席自己和第一任妻子的婚礼。英格达尔来了，并且发表了漂亮的演说。

    随这封邀请函寄出的信在1994年秋天被《快报》登出，成为坎普拉德与纳粹联系的证据。此后，这件事被一再渲染，酿成了1994年的那场大风暴，给宜家和坎普拉德都带来了厄运。《快报》使者拿出了两页纸，那是用来说明坎普拉德曾在1958年的时候还参加了在马尔默举行的欧洲法西斯集会的铁证。

    16岁到25岁之间的这段思想混乱让坎普拉德付出了惨痛代价。他在完成自己的心灵洗礼后又要面对公众的审判。他把宜家和他自己都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媒体的紧追不舍让坎普拉德恼火，他不停地追问：一个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谅解呢？真的有谁会误解坎普拉德对自己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悔与悲伤吗？难道坎普拉德由一位德国祖母带大，有一位德国父亲，也都成了罪过吗？

    1994年11月，宜家整个管理层都被动员起来。一个战时委员会宣告成立，由集团总裁安德斯·默伯格指挥，密切关注媒体动态。